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

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

奇·斯钦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摘要］有关成吉思汗祭祀方面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很多，但涉及到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却很少有人提及或涉及不深。从文化人类学视角，以中外考古调查、文献资料为依据，系统地论述了蒙元时期成吉思汗的祭祀地。成吉思汗最早的祭祀地应在其生前肯特山南麓、克鲁伦河河源以北第一斡耳朵所在，元朝时期，作为国家最高祭祀的象征，扩大到元大都、元上都，形成三地并存，定期祭祀的局面。

［关键词］蒙元时期；成吉思汗；祭祀地 一、问题的提出

成吉思汗祭祀与蒙古民族的兴衰、朝代的更迭、鄂尔多斯部落的形成和迁徙紧密相连。确证成吉思汗早期的祭祀地，对于了解成吉思汗祭祀的历史沿革，鄂尔多斯部落的起源地，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关成吉思汗最早的祭祀地的记载一直语焉不详，因而出现了后来的多种说法。

第一种：三吉格（Jigi-旧址）处，相隔八十一年轮换祭奠的说法。清朝建立后，将鄂尔多斯部落分为六旗，设立伊克昭盟。额林臣吉浓的封地在原郡王旗，按照惯例成吉思汗八白室随济农从达拉特旗王爱召附近的“敖兰布拉格”移居至郡王旗境内。到清代中晚期，八白室分散至各旗，只有到春季查干苏鲁克大宴时，才汇集到郡王旗白音昌呼格河畔。白音昌呼格河东岸半径不到两公里的草滩上有三处“吉格”，分别称作“上吉格”、“中吉格”和“下吉格”，分别代表以往的祭祀地。查干苏鲁克大宴在一个“吉格”处连续举行三年，再到另一个“吉格”举行三年，依次轮换，每隔九年轮一次。据有关记载：“称作上吉格、中吉格、下吉格的原由是按照老人们的说法，上吉格原先在喀尔喀，位于阿尔泰山以东，成吉斯图山岳以北叫做劳亥浩舒查干苏勒德附近的地方；中吉格位于达日刚嘎以北

克鲁伦河一带；下吉格位于宝日陶亥的鄂尔多斯。每隔八十一年，在三吉格处有轮换祭奠的惯例。”[11](PP.123～124)这或许是达尔扈特人对成吉思汗早期祭祀地的一种模糊记忆。在客列亦惕·沙日乐岱、客列亦惕·那楚壳编著《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记录[2]( P.132)。

第二种：八白室起源于鄂尔多斯并从未离开过鄂尔多斯的说法[3]( P.132)。《黄金史纲》等史书中，有成吉思汗最后一次攻打西夏时，路径母纳山（乌拉山），赞美过母纳山。成吉思汗去世后，灵车行至母纳山（母纳沼泽地）时，车轮深陷泥沼一动不动，无奈之下，在此地留下部分遗物和并建造了行宫 “八白室”。《黄金史纲》载：“奏毕（雪你惕吉鲁格台把秃儿的禀奏完毕——译者注），汗主垂恩，施以慈悯。于是輴车辚辚徐动，众庶欢心，运往汗山大地，在那里营建了万世的陵寝，作了大宰相们的佑护支柱，成了全体人民的奉祀之神，修建了永世坚固的八白室。因为主圣途经此地之时，表示过赞美与欣赏，所以輴车深没轮毂；据说，向众臣庶降了疑似之诏，把身穿的衫子、居住的房子和一只袜子，留在那里。而其真身，有人讲，葬于不峏罕哈里敦；有人说，阿尔泰山之阴、肯特山之阳名为大鄂托克的地方。”[4]( P.35)据此，有人坚持认为成吉思汗八白室首先建立在“母纳火失温” （母纳山山嘴），即今天的河套地区，并从未离开过这里。《蒙古秘史》和《元史》中出现的地名表明，成吉思汗西路军未曾走过母纳山。赞美母纳山，灵车深陷母纳山泥沼等说法，纯属民间故事，缺乏事实依据。另外，成吉思汗去世时，西夏尚未平定，在这位于西夏故土的母纳山附近建立八白室似乎不大可能。再有元朝灭亡至蒙古人重回河套地区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作为蒙古民族最高神祀的成吉思汗八白室，在明人手里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种：成吉思汗白宫先建立在鄂尔多斯，随后移居哈剌和林的说法。旺《成吉思汗祭祀史略》记：“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成吉思汗季子，大蒙古国监国拖雷在木纳火失温（今鄂尔多斯）和蒙古高原为成吉思汗建立‘白色宫帐’，全国上下进行祭奠„„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即汗位，在都城哈剌和林建立祭灵白宫，使成吉思汗祭奠逐渐扩大。”[5]( P.8)这也是迎合各种传闻且没有史料依据的说法。 学界说法各异是由于资料挖掘力度不够，研究工作尚未深入所致。本文以可靠的考古调查，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将成吉思汗早期的祭祀地分为两个阶段，即元朝以前的祭祀地、元朝时期的祭祀地加以系统论述，试图把成吉

思汗祭祀的研究推进一步。

二、成吉思汗的埋葬地

成吉思汗葬地问题是一个“悬案”。有“肯特山说”、“杭爱山说”、“阿勒泰山说”、“六盘山说”、“鄂尔多斯说”等多种说法，其中“肯特山说”可信度最高。关于成吉思汗的葬地，拉施特的《史集》中有这样几段记录：“猪儿年秋第二月十五日（教624年9月）［1227年9月］，他为他那著名的兀鲁黑（后裔——引用者）留下了汗位、领地和国家，离开了［这个］易朽的世界。异密们按照他的命令，密不发丧，直到［唐兀惕］人们从城里出来。［当时］就［把他们］全部杀死。于是异密们运着灵柩回去了。他们在抵达斡耳朵之前，将一路上遇到的人畜全部杀死。附近地区的宗王、后妃、异密们全部聚来为他举哀。蒙古有座名叫不儿罕·合勒敦的大山„„成吉思汗将那里选做自己的坟葬地„„在成吉思汗诸子之中，幼子拖雷就葬在那里，拖雷的儿子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阿里不哥及死在那边的其他后裔们的埋葬地也在那里„„这块伟大的禁地由兀良合惕部的异密们担任守护。”[6]( PP.321～323)在《史集》中，兀良哈人作为守墓人的记录与《蒙古源流》中达延汗所说的一句话和《成吉思汗大祭词》中的相关语句相吻合。《蒙古源流》记：“Ordos eǰen-ü Naiman čaγan ger-i qadaγalaγsan yeke ǰayaγ-a-tu ulus bülüge.Tegü-n-lüge Uriyangqan mön eǰen-ü Altan kömröge-yi sakiγsan basa yeke ǰayaγ-a-tu ulus.”（鄂尔多斯是保存圣主八白帐的命大缘深的人众；同样，兀良罕也是守护圣主金棺的命大缘深的人众。）[7]《成吉思汗大祭词》载：“Aru tegelbür činu qadaγalaǰu Altan kömröge-yi činu sakin saγuγsan Šilbitu Uriyangqan tümen činu Tere büküi ber aǰiyamu.（保存您的后方家园，守护您的金棺的部众，是希利毕图兀良哈万户。）[8]( P.185)原文中的“Kömörge”，在这里不是指 “仓库”，而是指“棺椁”（请见斯钦朝克图编《蒙古语词根词典》“Kömörge”条）。这些语句精辟地概括了鄂尔多斯人与兀良哈人的分工。当时真正的守墓人是兀良哈人，而鄂尔多斯人是保存白宫的部众。这些资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史集》中有关成吉思汗葬地的记录是真实的。有关资料显示，成吉思汗去世后，墓地和祭祀地分为两处。墓地是保密的，而祭祀却是公开的。成吉思汗墓地，在宋朝使者的见闻中也有记录，但亲眼目睹的可能性很小。

成吉思汗去世后仅数年（1233-1235年），出使蒙古的南宋使团随员彭大雅和徐霆先后记载了有关成吉思汗墓葬的情况。彭大雅记曰：“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为垣阔逾三十里，罗骑以为卫。徐霆曰：霆见忒没真之墓在泸沟河（克鲁伦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云：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此。未知果否。”[9]( P.321)陈得芝认为：“他们的记载当得自亲闻，作为同时代的史料具有很高的价值，但不能视为目击记录。”[10]《元史》把成吉思汗的葬地记为“起辇谷”，根据亦邻真的考证，“起辇谷”为蒙古语“Gürelgü”的译音（根据《蒙古秘史》，“Gürelgü”在肯特山南麓）。普尔来认为，这个地名应是指东经109。度，北纬48。度、肯特山南麓曾克尔河上游流域一片相当大的地段[11]。亦邻真参照其说，定为曾克尔满达勒一带[12]。亦邻真根据《元史》对元朝皇帝的送葬方式有这样的描述：“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韈、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椀楪匙筯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13]据此描述，韩儒林等元史专家们认为：元帝死后，都遵守祖法，从汉地装载出发，与草原蒙古国的大汗们一起，掩埋在蒙古本土的肯特山地区[14]( P.860)。周伯琪《立秋日书事五首》所记：“国朝岁以年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园，奠马酒。执事皆世臣子弟。是日择日南行。”以上说明，元朝皇帝的祖先陵园在上都西北方。伯希和指出：“所有关于成吉思汗的陵墓在漠南，特别是在鄂尔多斯的传说，显然是后来编造的。这都是把陵墓本身同祭祀已故皇帝的宫帐混淆起来的结果，也是这些宫帐从漠北前来河套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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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成吉思汗墓地在肯特山南麓某一区域的说法已为学界普通接受，其具体方位在没有考古发现之前，无法确定。

三、元朝以前的祭祀地

成吉思汗祭祀始于何时何地同他的葬地一样也是个“谜”。据有关史料记载，成吉思汗最早的祭祀地，应该与大禁地相隔不，也就是在肯特山南麓的某一区域。

《史集》·《铁穆耳合罕（元成宗）纪》说：“他把父亲遗留下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剌，把他派到了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剌和林去，并让该地区的受他节制。哈剌和林、赤那思、昔宝赤、斡难、怯绿连、谦谦州、薛灵哥、海押立以迄于迄儿吉思边境的诸地区和名为不儿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伟大禁地，全由他管，并由他守卫着照旧在那里的成吉思汗的诸大斡耳朵。它们在那里共九个：四个大斡耳朵和[另外]五个[斡耳朵]。谁也不许到那里，因为附近有禁地。他制成了他们[已故祖先们]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甘麻剌也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寺庙。”[6](第二卷P.377)这段文字里“谁也不许到那里”的地方指的应该是“禁地”，而不是四大斡耳朵和祭祀地。这与《元史》中的“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的记录相吻合。“禁地”是蒙古人最神圣的地方，除了守墓人——兀良哈人之外，很可能谁都不许进去。除“附近有禁地”的地方，诸大斡耳朵和祭祀地应该是开放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成吉思汗祭祀地的大致方位，即肯特山以南、克鲁伦河上游以北的某一区域。《元史》中掩埋日月山旧牌位的记录也证明成吉思汗最早的祭祀地点在肯特山一带。忽必烈称帝后，建都开平和燕京，实行两都巡幸制，并于中统元年（1260年），设神位于中书省，至元元年（12年），设神主在新建成的燕京太庙。至此，祖先神主已有四套，即日月山神主（肯特山神主）、中书省神主及太庙栗木和金制神主。《元史》载：“（至元元年）十月己未，迁金主牌位于八室内。太祝兼奉礼郎申屠致远言：窥见木主既成，又有金牌位，其日月山神主及中统初设祭神主，安奉无所。博士议曰：合存祏室栗主，旧置神主牌位，俱可随时埋瘞，不致神有二归。”[13]( P.1833)这说明忽必烈称帝当年就把日月山神主移至燕京，这是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的一种政治策略。不管怎样，这段记载是元朝以前成吉思汗祭祀地只有在日月山的最好佐证。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蒙古国、美国、日本的考古工作者在肯特山附近进行过多次发掘工作，试图找到成吉思汗墓地，但都无功而返。虽然如此，其中的一些发现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蒙古国和日本的考古学者在肯特省德勒格尔罕县境内，对 “A’uruq”（老小营）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成吉思汗灵庙废墟和祭祀遗物。2004年10月6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一支分别来自日本和蒙古国的联合考古队日前宣布：他们找到了可能打开成吉思汗陵墓之谜的

“钥匙”——成吉思汗的“灵庙”！如果“灵庙”身份得到确证，那么将会在灵庙方圆12公里的范围内锁定成吉思汗的陵墓。该报道称10月4日，日蒙联合考古队在位于距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约150英里（大约260公里）的阿夫拉加市达尔根哈安（阿乌拉嘎市达尔罕汗——引用者）村附近，发现了一座建在四角形基座上的13～15世纪的灵庙遗址。在灵庙的下方是一座几乎已成废墟的石头平台，在石头平台的下方藏有许多坑洞，里面埋葬着许多战马的骨灰和遗骨。从战马遗骸的数目之大来看，这座陵墓的主人地位非同寻常。在25 米方形的基坛上约11米见方的范围内还发现了作为灵庙遗存的基石和柱穴，因为没有发现瓦和砖，所以推测上面所建应该是帐篷。在灵庙内，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从上面看为“凸”形的、高约40厘米的石壁，上面有烧火的痕迹。基坛的周围发现了埋灰和马骨的坑，考古专家认为这是为祭祀成吉思汗而烧马等“烧饭”仪式的证据，这与中国史书的记载一致！另外，在灵庙的南侧出土了刻有作为皇帝象征的龙的纹样的香炉，这则与14世纪波斯史书的记载相一致。[15]参与考古挖掘的日方负责人白石典之的考古报告《成吉思汗庙源流》，对阿乌拉嘎遗址进行了科学界定。白石典之结合2004年对此处遗址宫殿基址、街道房屋等遗迹的调查发掘情况，认为阿乌拉嘎遗址的宫殿基址有三个不同年代层次的堆积，通过地层分析和年代测定，认为三层基址的年代分别与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时期一致。根据地层及出土物的分析，白石典之认为，三个层次依次应该是成吉思汗宫殿旧址、窝阔台在此基础上改建的新宫殿遗址，以及最上面的蒙元时期祭祀性质的灵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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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坚认为，白石典之的田野发掘与研究，以地层材料解决了该遗址的年代分

期问题，通过对史料的利用及对周围环境的分析，解决了遗址的性质问题，他的调查发掘工作，对解决蒙元历史悬疑问题有很大的帮助。由此可见，参与考古调查的日蒙考古学者和我国的部分专家认为阿乌拉嘎遗址是当年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的所在地，后来被当作成吉思汗的祭祀场地用。《元史·宪宗本纪》载：“夏六月，谒太祖行宫”。这里“谒”应该理解为“祭拜”。这也是太祖行宫用做祭祀宫帐的有力佐证。概而言之，蒙古人吸收了辽代的“奉陵邑制度”（守宫制度），成吉思汗去世后，将他的“大斡耳朵”用作类似辽代的“奉陵邑”。

元朝有“守宫制度”。成吉思汗时建斡耳朵宫帐制，设大斡耳朵及第二、第三、第四等四斡耳朵，分别属于四个皇后。大汗的私人财富分属四斡耳朵。大汗

死后，由斡耳朵分别继承。元廷封宗王甘麻剌和他的子孙为晋王，镇守漠北，兼领四大斡耳朵，史学界称之为\"守宫\"。这种“守宫之法”不仅仅局限于太祖一朝，而是贯穿整个元朝历代皇帝斡耳朵，故可称为一种制度。元朝其他皇帝也有各自的斡耳朵，并设专门官衙管理。这种后妃或子孙守护的斡耳朵，后来变为车载宫帐——“火室房子”随现任皇帝巡辛两都（参见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和高荣盛《元史浅识》）。成吉思汗离世后的大斡耳朵与元代的“火食房子”，以及后来的八白室和今天的成吉思汗陵性质一样，同属于蒙元帝后的灵宫，守护成吉思汗四斡耳朵的人后来被称之为“鄂尔多斯人”。

古代蒙古贵族有焚烧马骨祭奠祖先的习俗。在成吉思汗陵春季大宴的前一天晚上举行的“嘎如利祭祀”上宰杀骒马、焚烧马骨的祭灵仪式一直延续到到前。叶子奇《草木子》记：“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则烧马。”[17]（P.322）普兰·卡尔宾的游记中也记载：“为了安宁死者的灵魂，他们用火将宰食的马骨烧掉。”[18](P.28)阿乌拉嘎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马骨和骨灰（有三百多具马骨，以肋骨为主）为阿乌拉嘎遗址后来的性质和用途提供了实证材料。可以说，阿乌拉嘎遗址的发掘属于重大的考古发现。考古人员确定阿乌拉嘎遗址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09。19ˊ，北纬47。05ˊ这正是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据此笔者认为，成吉思汗第一斡耳朵，在他离世后演变为祭祀宫帐。

四、元朝时期的祭祀地

元朝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成吉思汗祭祀地由日月山一地变为日月山、元大都、元上都三地。其形式也由单一的烧饭祭祀拓展为元大都太庙祭祀、神御殿祭祀和元上都的“望祭”等多种形式。祭祀内容除了保留“国俗旧礼”外，积极吸收中原王朝礼仪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样，元代宫廷的祖先祭祀达到了空前隆重、繁复而奢华的程度。这与蒙古族的尊祖先、重礼仪的传统外，而且还与元朝的国力强盛，蒙古人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态度有关。

（一）日月山祭祀

如上节所述，位于“大禁地”附近的“灵庙”是成吉思汗最早的祭祀地。据《史集》记载，甘麻剌任晋王时代（1292～1302年），这里一直香火不绝，还赋予新的内容。如《史集》所述：“他制成了他们[已故祖先们]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这里说的就是日月山祭祀，其没有因政治中心南移而中断。甘

麻剌好像还仿效元大都“神御殿”的做法，为已故祖先制作御容像，在所建寺庙内供奉。这说明日月山祭祀与元大都、元上都祭祀并存。日月山乃蒙古之“肇基之地”，成吉思汗时代是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而成吉思汗第一斡耳朵则在哈剌和林之前是蒙古帝国的都址。元朝建立后，这里作为元王朝的“祖宗根本之地”，守卫和供给基本没有削弱。《元史·兵志》载：“自太祖以后，累朝所卫斡耳朵，其宿卫未尝废。”《元史·文宗纪》载：“国制，累朝行帐设卫士，给事如在位时。”一直到元朝灭亡，这里由重兵把守，并由一位位高权重的宗王或权臣统领，尤其是在元朝初中期派往这里的都是权力仅次于“宗盟之长”的亲王。据箭内互在的考证，这些宗王和大臣依次是：拖雷→阿里不哥→那木罕→甘麻剌→也孙铁木儿→八的麻亦儿间卜→梁王禅→塔失铁木儿、倒剌沙→脱脱→迭儿必先[19]。在这种情况下，日月山祭祀应该是最正统的，而上都和大都的祭祀带有象征性意义。虽然元大都的太庙和神御殿宏伟而考究，但它毕竟是为皇帝提供方便而建的，在故

土之外的设施。遗憾的是因资料的缺欠而无法知晓其日月山祭祀的真实面貌。

（二）元大都祭祀

据史料记载，1260年4月，忽必烈在开平称帝前，在燕京立中书省，当年设祖宗神位于中书省。其实，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这样做也是一种政治需要。1263年3月，忽必烈诏建太庙于燕京，即旧金中都城内。12年10月，燕京太庙告成，遂奉迁神主于太庙。1265年11月23日，忽必烈亲享太庙，为皇祖成吉思汗上庙号太祖。燕京太庙初为七室，1266年复改为八室，由也速该、成吉思汗、窝阔台、术赤、察合台、拖雷、贵由、蒙哥八位以及他们的正妻神主组成八室。1267年，忽必烈弃燕京旧城，择其东北建大都城。1277年，诏建太庙于大都。元大都祭祀由太庙祭祀、神御殿祭祀和烧饭院祭祀三部分组成，具有稳定、正规、多元的礼制色彩。

1.太庙祭祀。太庙是历代王朝祭祀祖先的地方。太庙祭祀是“国之大典”，其他祭祀活动无法与其相比。《元史·祭祀志》记载：“益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孝，孝莫大于祭。”这表明元代统治阶层对祭祀之礼的重视程度。太庙祭祀即受中原王朝传统礼制影响，又保留蒙古民族“国俗旧礼”。《元史·祭祀志》称：“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即元朝的祭祀制度有沿袭先朝旧制的内容。按中原王朝传统制度设计的“太庙”祭礼，有效仿内地的成分，

但具有明显的与其他各族各朝都不尽相同的文化特质。“周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昭处于东，穆处于西。”而元初的太庙不仅实行八庙制，还“凡室以西为上，一次而东”。这与蒙古民族“重八”和“尚右”的传统密切相关。除此之外，用蒙汉双重庙号、供品中大量使用野牲、祏室前设“大榻金椅”以及于太庙“白伞盖御座”等也是它的独特之处。其中最有特点的是金质神主的制作。太庙神主一般是髹漆或髹漆饰金的木牌位，到元初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起，先用刘秉忠设计的栗木质涂玄漆的神主，至元六年（1269年）十二月十八日起，又启用国师制作的木质金表牌位，简称“金牌位”。 “金牌位”受藏传佛教影响，为元朝独有。在太庙祭祀中“割牲、殿马潼、以蒙古巫祝致辞”是保留“国俗旧礼”的核心内容。元大都太庙在布局和规模上也颇有特色和宏大。按照中原王朝都城“庙西”的传统布局,元大都太庙位于皇城之东,“在都城齐化门之北”，今北京朝阳门大街之北，主要建筑和附属建筑加起来共有五十余间。

按照中原传统，太庙祭祀应有皇帝亲自举行，但元帝“亲享”的不多，往往由巫祝主持，叫摄祀。摄祀仪，其目有九，一曰斋戒；二曰陈设；三曰习仪；四曰迎香；五曰省牲器；六曰晨裸；七曰馈食；八曰酌献；九曰祭马潼。其中的巫祝摄祀和祭马潼仪制是前代所没有的。其祭祀流程如下：“每岁，太庙四祭，用司禋监官一员，名蒙古巫祝。当省牲时，法服，同三献官升殿，诣室戶告腯，还至升牲所，以国语呼累朝帝后名讳而告之。明旦，三献礼毕，献官、御史、太常卿、博士复升殿，分詣各室，蒙古博儿赤跪割牲，太仆以朱器盂奉馬乳酌奠，巫祝以國語告神訖，太祝奉祝币詣爎位獻官一下復版位载拜，礼毕。”[13] (P1923)祭祀活动结束后，把割奠剩余食物抛撒在南棂门外，名曰“抛撒茶饭”。凡大祭太庙，行割奠之礼，以国礼行事，以示隆重。

后来的成吉思汗八白室大约形成于北元王朝。虽然被供祭者与元大都八室太庙不尽相同，但它的“八室之制”和“每岁四祭”却源于元大都太庙。也就是说，元大都太庙虽然消失，但它以八座毡帐的形式保留至今。

2.神御殿祭祀。元代，供奉先帝、先后御容的建筑称神御殿，又称影堂，分别附设在大都各著名寺院内。神御即御容，所指用于供奉、祭祀以及瞻仰的先帝、先后肖像。元代的神御殿既有承袭的一面，又有创新的一面。它远承唐宋，近接辽金而又有立新，在中国宫廷绘画史和工艺美术史中占据特殊地位。元代御容既

有先帝，也有先后，这同于两宋而异于唐代和辽金（唐朝和辽金的原庙中没有先后肖像）。隋唐虽已开始制作御容，但似乎并无专门场所。辽金朝称供奉御容之地为“庙”或“原庙”，而两宋和元代称“神御殿”。这种与两宋相似的情形，正因《元史》所说“按《宋会要》定其仪”的缘故吧。元代御容的创新点，在于御容的制作工艺上引入缂丝技艺。这种号称“西天梵相”的工艺是舶来艺术，源于西域。经专家考证，缂丝御容仅限于元代[20]。最先织造御容的工匠为尼泊尔人阿尼哥，元世祖忽必烈和察必皇后之织像，真金和其长妃阔阔真之织像均出自阿尼哥之手。在古代，只有缂丝技法才能保证人物五官的准确，即令时至今日，以一般的的织造方法无法织出准确的人物形象。《元史·阿尼哥传》记：“原庙列圣御容，织锦为之，图画弗及也。”[13] (p4546)但这种工艺“先画后织”即费工又耗材。据史料记载，大型的御容“高九尺五寸，阔八尺”，唐仁祖（维吾尔人）督工的一幅织造要“越三年”。元代御容至少有小、中、大三种尺幅，可惜今日唯有台北像册诸作等小型者留存。大型御容称“御影”，供奉在高大的神御殿内，小型御容称“小影”或“小影神”，则安奉在“帐殿内”。 《元史》载：“其太祖、太宗、睿宗御容在翰林者，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命乘旨和礼霍孙写太祖御容。十六年二月，复命写太上皇御容，与太宗御容，俱置翰林院，院官春秋致祭。”[11] (p1876)元代翰林院在今北京城旧鼓楼大街东北位置。

今天的成吉思汗陵，以前的成吉思汗八白室既不是陵墓，严格意义上也不是衣冠冢，其实是祭奠成吉思汗灵魂的灵宫。据考证，代表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物并不是人们猜想的骨灰或驼毛之类物品，而是封存在包银箱子里的一幅成吉思汗圣像。[21] 1652年，五世喇从北京返回途中，受到天命成吉思汗之后裔、白帐之主额璘臣郡王等伊克昭盟王公贵族的高接远迎，热情款待，下榻在位于伊克昭盟王爱召附近的叫做“渥伦布拉克”的存放成吉思汗八白室的郡王宫殿。五世喇嘛在其自传中说：“在济农王的殿堂里，有一副成吉思汗唐卡像，据说此像一打开，当天就要死人，必须用血祭礼，这一玄妙之物后来被八思巴封存，连同画套留在那里。”[22]这幅唐卡像或许是元代遗留下的成吉思汗御容像。

3、烧饭院祭祀。元大都烧饭院是元朝统治阶层在元大都唯一保留本俗的祭祖场所。元大都的烧饭院祭祀是古代蒙古族tülešilexü～tuleši tülexü的继承与发展。烧饭院并不是有人所说的殉葬或者火葬，是蒙古族自

古以来焚烧酒食，祭奠祖先，然后分胙而食的传统礼俗。元大都的烧饭院，即烧饭园，其地址几经变化，初在海子桥南，后移至蓬莱坊南，蓬莱坊在天师宫前。关于烧饭园，《析津志辑佚》称：“烧饭园在蓬莱坊南。由东门又转西即南园红门，各有所主祭之，树坛位。其园内无殿宇。惟松柏成行，数十株森郁，宛然著高凄怆之意。阑与墙西有烧饭红门者，乃十一室之神门，来往烧饭之所由，无人敢行。往有军人把守。每祭，则自内庭骑从酒物，呵从携持祭物于内。烧饭师婆以国语祝祈，遍洒湩酪酒物。以火烧所祭之肉，而祝语甚详。”[23] (P.115)《元史·祭祀志》云：“每岁，九月內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于烧饭院中，羊三，马潼，酒铠，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命蒙古大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坎以燎肉仍以酒铠，马潼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13] (P.1924)由此可见，元大都的烧饭园没有宫殿建筑，在地上挖一个大平坑，设先朝帝后的11座坛位，焚烧羊肉、酒铠、马潼，巫师或巫婆用蒙古语呼唤各位帝后的御名，致以祭奠。今日成吉思汗陵的烧饭祭祀叫“嘎如利祭祀”，是由古代烧饭园祭祀演变而来。

（三）元上都祭祀

元上都是蒙古民族统一蒙古高原之后入主中原建立的第一座都城，是元朝的夏都。元朝皇帝除每年春夏北巡元上都，处理军政要务外，还在此举行各种各样的礼仪活动，其中包括祭天、祭地、祭祖活动。据史料记载，元上都的祭祀有两次。六月二十四日的祭祀俗称“洒马奶子”，属祭天大礼，原则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成吉思汗以来，祭天礼屡屡举行。忽必烈即位，将祭天之礼从漠北的日月山改在上都，时间原是每年的四月和九月九日，因属“亡金旧礼”，故改为六月二十四日。祭天之后是祭祖。每年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皇后穿着最贵重的白色服装，偕世臣子弟奠马奶，望祭“北方陵园”，即“遥祭”位于日月山的祖先陵园。周伯琦《立秋日书事五首》载：“岁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园，奠马酒，执事者世臣子弟，是日．择日南行。”元代诗人萨都刺做为亲眼目睹者,有过描述：“祭天洒马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证明祭祀地在上都西北方。1992年，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羊群庙祭祀遗址真好位于上都西北35公里处。它由四处祭祀地点组成,是元代皇家贵戚设置的场所。羊群庙遗址最为重要的出土物是四尊大型的汉白玉石雕人

像。元上都的天地祭祀和祖先祭祀与元大都祭祀相比较，有规格高，本俗成分多等特点。元大都祭祀皇帝亲享的并不多而摄祀的多，元上都两次祭祀须由帝后、皇室成员及扈从大臣们亲自参加。这很可能与上都更加接近蒙古本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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