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期华北沦陷区奴化教育初探（下）

作者：吴洪成，周旋

来源：《教育实践与研究·C版》 2017年第11期

摘要：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以后华北各地相继沦陷。为加强对华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将其变成进一步侵略的后方基地，除武力、经济掠夺、政治压迫等手段外，还依托华北伪政权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从思想上控制中国人民，达到巩固其统治秩序的目的。对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进行剖析，揭露日本侵华教育的实质和危害，以还原历史，从而在丰富现代中国教育史复杂性认识的同时，有裨于当今中日邦交进程中实现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的目的。

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华北沦陷区；奴化教育；学校教育；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7）33-0057-08

三、华北沦陷区奴化教育的实施

日伪通过教育机构进行文化战和思想战，同时培养造就为其所需的专业人才及训练汉奸御用帮凶或奴才。伪华北临时把教育看得至关重要，“当此世界风云变化倏忽之际，欲求生存，……实非教育无以造成之”。[9]特别是1943 年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向有利的方向转变。在各地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日伪实际控制区日益缩小，为强化在这些地区的统治，伪政权把目光特别移向教育。沦陷区各级伪政权督促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推行殖民奴化教育，以贯彻奴化教育的“整顿”，并实现奴化教育目标。

（一）学校教育

日军的野蛮进攻对华北地区的教育事业造成严重破坏。大批教师、学生被迫逃亡，校园也毁于战火或被日军抢占，许多图书资料、实验设备被破坏，整个教育界呈现出一片凋敝破败的景象。为笼络人心，掌握教育阵地，也为显示铁蹄下的“战绩”，伪华北临时成立之后就把“整顿”学校教育提上议事日程。

1.初等教育

1938 年起，日本侵略者开始令伪政权开办各类小学。1939 年日寇华北方面军在其“治安肃正的根本方针”中提出“训练青少年，恢复学校教育”。到1939 年，整个华北敌占区已恢复完全小学1248 所，初等小学20356 所，幼稚园25 所，合计共有学校21629 所，约占战前时期的五分之一。1938 年2 月，伪华北临时教育部发出训令：学校事业的恢复应按先小学后中学的顺序兴办；大学的开办，应先提交申请，接受统一指示。此后各省、特别市相继开始复校工作。以河北省为例，经伪省公署的多次督促，1939 年各县恢复小学3634 校，1940 年增加到12069 处，在校学生556638 人，平均每校仅有学生46 人。[10] 中等教育的恢复则更为缓慢，到1939 年，河北沦陷区恢复省立中学6所，教员193 人，学生2015 人；私立中学7 所，教职员170 人，学生2608 人；县立简易师范及中学校25 所[11]，按照1939 年公私立中学平均每校356 名学生估算，则25 校约有学生00人。据此，则1940 年河北沦陷区共有在校中小学生57 万人左右。而伪河北省公署统计，该省1940 年共有422 万余户、2343.7 万人，[12] 如按

每户2 名学龄儿童计算，则该省约有学龄儿童840 余万人。如此估算，则河北沦陷区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6.7%，与同一年龄段学生间的比例对比实在是差距很大。

尽管经济文化发达的大中型城市中恢复的学校会稍多，但也远远不能达到战前水平。据伪颁布：“特别市行政纲要”（1938~1939年）文献记录：青岛市1938 年底恢复开课的中小学，仅占事变前的44%，教师数量占事变前42%，学生数量只有35%。另据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调查，1939 年该市有学龄儿童148185 人，就学者55815 名， 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仅为37.7%，失学率高达为62.3%。同年，北平的学龄儿童入学率约占学龄儿童总量的44.02%。从各级学校的“整顿”办理情况来看，日伪对初等教育最为热心和关注。这是因为初等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国民教育的根本，日伪要给予重视并加强殖识的引导自然会从小学阶段的儿童入手。

2.中等教育

伪华北临时教育部成立后，拟定新的《中学法》，并于1939 年8 月公布了《中学暂行规程》，1939 年统计，伪临时所辖的华北地区共有中学197 所。中学学制发生变化，由过去的“三三制”中学年限的六年改为五年，缩短了青少年的受教育年限，降低了教育水平。为了培植技术型专业人员供其驱使，日伪教育部门在各地开办许多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在北京设有农业职业学校、高级职业学校和女子家事职业学校。为造就一批服务于殖民奴化教育的师资，又在北京通州，河北滦县、牛楠山等地设立师范学校，并在一些学校内附设立初中部或日语教员讲习所。中等教育的逐步恢复除了为加强沦陷区青少年的思想控制、精神奴役外，还着力于初步的专业技术培训及军事教育，甚至是掳掠战争劳工及兵差的需求。有文献做如下记载：

“七七”以后，在敌占区的一般中学，关门的关门了，被裁并的裁并了。剩下的，敌人便想使他们完全成为汉奸领导的青少年团训练所，我们知道敌人命令大汉奸汪精卫对英美宣战，不仅是物资的掠夺，还要更进一步驱迫我们的壮丁和青少年团，随着日本法西斯盗匪娃娃兵，共同到中苏边界、马来半岛、中国南部各战场，或是南太平洋上去挣命拼死，因此敌人在敌占区还允许地方上办中等学校，一面是为贯彻奴化教育，一面也是为着征后备军的方便。[13]

3.高等教育

1937 年7 月7 日，“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以及北京高师等华北名校相继迁往西南、西北后方地区，其他高校因战争影响也陷于停顿。为满足日伪殖民统治对能为其效力的专业技术或其它所需高层次人员的供给，伪华北临时仿照伪满洲国的大同学院在北平创办了新民学院，作为高等汉奸的养成院，毕业生一部分充任官吏，一部分被派赴到各地充当政治干部。又陆续在北平设立了“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陆军军官学院、外国语学校等院校。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设立于1938年4 月，前者校长为王谟，后者校长为张恺。学校分文理两科及相关专业学系，学制四年。抗战前华北师范教育是男女同学，在沦陷期间，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制约，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只招男生，不招女生。1939 年3 月，伪政权还创办了以培养精通日语文的经济外交专业工作者为宗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

伪临时同时接管、改组一些原有国立大学，如取消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合并并改组为“国立”北京大学，汤尔和、钱稻荪、鲍鉴清先后任总监督和校长。该校增设文学院、法学院，学制为四年。上述院校外，此时的北京城区仍留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1941 年12 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导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些有西方列强背景的大学能够继续办学，但处境艰难。中国自办的还有私立中国学院、天津工商学院等高校，省立河北师范专科学校、山东日语专科学校、北京体育专科学校等专科院校。据统计，“七七事变”前华北地区的高等学校战前有37所，至1939 年仅剩14 所。大量优秀师资随内迁高校

南下；加之日伪对高校严格的控制，丝毫没有学术自由的空气，致使这些高校的教学质量急转直下，一些优秀学生不愿报考。

1938 年起，日伪还在华北地区先后组织了不同层次的军事教育机构，主要有：陆军军官学校、宪兵学校、军士教导团、军官队。其他尚有译务训练班、军需训练班、军医训练班、准尉训练班、宣导学校。伪华北临时设立的军官教导团，招录对象以冀东各区为限，招训学员1000 名，并举办下级伪军官培训班，前后共有学生850 余人。从高等教育的兴办情况看，日本侵华期间高等学校类型、专业学科及组织形式完全取决于占领统治的需要，而并不是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且高等教育的层次、数量及规模，显然与社会现代进程极不协调，甚至是削弱、消磨高等专业人才的成长及才智的培养。

（二）编审学校教科书

教科书是实施教学活动的主要工具，对教学目标的实现关系极大，因而受到日伪教育当局的特别重视。“七七事变”后，伪天津治安维持会社会局成立“临时审定教科书委员会”，议定“删正中小学教科书实施规则”。1937 年11月，华北伪政权在伪“平津治安维持联合会”中附设“中小学教科书审委会”，具体而详实地规定了平津地区有关普通学校课本及短期小学、民众学校课本的审定工作细则及相关条款。由该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根据学校奴化教育目标要求，按部就班，一环一扣，具体落实审查中小学教科书，重在排除“有碍中日邦交”的内容、强化中日邦交的“共存共荣”以及“端正”青少年对“东亚共荣圈”的态度及观念。1938 年3月1 日，伪临时教育部成立以教育总长汤尔和为委员长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以清除“排日”、“三民主义”等教学材料，倡导“日满华亲善”、“复兴”中国固有道德等为“编籑方针”。[14]同年5 月4 日，伪临时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定规程》，9月又颁布《修正教科图书审定规程》，该《规程》附录《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中，“关于教材之精神”一项特别声明，教材要“适合国情和时代性”。这里所谓的“国情”和“时代性”，就是要求在教材中凸显华北伪政权成立的必要性、合法性，体现“中日亲善”、“建设东亚新秩序”、“复兴东方文化”等反动精神。[15]经过“编审会”近半年的努力，1938 年8 月编完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所有教科书共155 种，同年9 月新学期开学时发放教科书到各学校使用，统称为“新编教科书”，与此同时，原来流行甚广的各地书局或团体个人所编的教科书一律被禁用或被篡改或遭扼杀，并饬令各地伪教育当局随时注意抽查取缔。伪河北等省市公署还成立了“检查审定委员会”，对于涉及下列内容有关的图书予以查禁：抗日言论；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前述四者有间接关联者；主张前述四种思想者。[16]此后，凡是不利于日伪殖民统治的书籍均被封存或销毁。

为了与华北伪政权的施政理念相契合，上述“新编教科书”在“复兴中国固有文化”的名义下推行封建复古主义，以封建伦理道德训育青少年。中小学生被迫读《孝经》、《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经典。同时，还竭力吹捧“新民主义”、“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谬论，目的在于妄图把青少年塑造成服从日本殖民统治的所谓“新民”。因此，原来南京国民时期各级各类学校教学中所使用教材中的民族主义、民族英雄等内容被删除，地图上的中国东北四省变成“满洲国”的疆域，日本的国歌《卿云歌》（伪临时“国歌”）、《新民青年歌》等成为学生必学、必唱的歌曲，课堂及校园到处充斥着复古、亲日的气氛，甚至在一些地区学校的授课办公时间也采用了日本作息时间安排，其名称也仿效日本，“以期入学儿童更兴亲日之感”[

17]。为了体现亲日、媚日的及日本文化的中心地位，伪华北临时教育部门要求各中小学增加修身课教学时数，并把日语作为必修课程，日语成绩好坏成为学生学业成绩衡量的最重要标准。相应学科的教科书也完全与之协调，配套成体系。

（三）强化日语教育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在生成过程中，都会被赋予有关本民族感知世界，以及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期许。因为，语言不仅仅是对事物名称进行说明的工具，它还命名事务，在命名的意义上表达对事物的感知和理解。人类在总体上虽有共性，但不同民族感知事物的方式存在独特性。因此，语言的种类及符号方式实际上反映了民族文化及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性。所以，如若消灭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必然要先消解这个民族的语言，即进行“语言侵略”。

日本侵略者深知，以汉族语言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语言是使中华民族文化得以绵延传承的重要载体，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是日本侵略者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必然选择。这成为日本侵华时期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内容，更是一项具有毁灭中华文化、泯灭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重要措施。

伪华北临时教育当局强调学习日语的重要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本为一家”，因为语言不能相通的缘故，致使中日人民“感情间有不易融通之处”，因此，中国儿童少年只有人人学会日语，才能使“中日亲善”日益加强，“思想自然纯正”；第二，日本“贤达之士”发表的著述，对中国政治、文化有精确的认识，学生通晓日文，可以随时进行研究，并且可以和中国文化相互对比考证，达到融汇贯通；第三，有利于“与友邦日本之提携，共同努力”。[18]这里明确表明，日伪当局之所以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是因为想让中国青少年精通日语后，方便与日本人交流，使他们更顺畅地了解并接受日本的政治和文化，更直接地接受日本的殖民占领、思想领导及精神渗透。为达到对中国人民文化心理的渗透与控制，日伪指定日语作为沦陷区中小学校的必修课，令伪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内强制推行。把日语定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的同时，规定课时和教材，提高在课程体系中的比例及地位。如规定小学三、四年级每周日语课时不得少于60 分钟；五、六年级90 分钟；中学3 小时；师范2 小时。但实际上各地具体实施时并不统一。为满足日语课程教学的需要，日伪教育当局组织编印大量日语教材，除伪临时“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的《小学日本语读本》外，还有日军宣抚班本部编写的《日本语会话读本》，伪南满教育会编的《初等日本语读本》、《标准日本语读本》，日本教习饭河道雄等人编写的《高等日本语读本》、《中等日本语读本》，以及其他日伪机构和人员编写的日语教材共达几十种。各地学校所用教材亦不统一，河北保定道各地学校所用日语教材就达19 种之多。日语课程还渗透到社会教育机构中，日伪新民会兴办的新民教育馆就具有日语教育的功能。例如河北省立第一新民教育馆，就设立了1 个日语传习班，4 个少年日语班，专门配置日语教员数人。据1940 年度调查显示，河北省的47 个新民教育馆，有14 个设置了日语班，[19]

开展以民众为教育对象的日语教育。另外，特务部进行宣抚工作的宣抚班，有时也对当地民众教授日语。[20]

为了能使日语教育顺利开展，日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大力培养日语师资。起初，日军从本国派大批日本妇女或日军教导官到学校担任日语教员，一般省立小学1~3 名，中等学校2~4 名。随着日语教育在中小学的不断推广，这种完全依靠日本教员从事语言文化课程教学的方式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日伪教育管理部门就将目光转向沦陷区的教育机构，培养速成日语教师。华北沦陷区的日语教师除部分是日本人担任外，大量师资由中国本国教师充当。因此，此期的华北沦陷区除了一些高校、日语专科学校及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外，还举办日语教师讲习会、养成所等培训机构对现有教师进行短期培训。如伪河北省公署于1940 年相继设立河北省立日语教员养成所、省立女子日语养成所、保定道日语教员养成所、中国人日语教员讲习会等培训机构，对从事日语教学的现任教师进行精神灌输和教学技能培训。伪河北省公署还制定了《中国人日语教员讲习会举办纲要》，规定讲习会分为两类：一为“指导者讲习会”；二为“教员讲习会”。前者分别在保定、唐山办学，主要培训担负日语普及及指导任务的人员；后者主要在保定、燕京、真定（今石家庄市正定区）、顺德（今邢台市）等伪道公署所在地分别举办，主要培训从事日语教学任务的教员。

四、华北沦陷区奴化教育管理措施为了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相配合，日伪在奴化教育学校体系的建立基础上，又十分注重奴化教育机构及实施活动的管理。在学校组织管理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以达到控制学校，有效实现奴化教育效果的意图。

（一）强化沦陷区学校管理者与教员的控制

日伪为了加强沦陷区学校奴化教育的强制、高压管理，对大、中、小学校的教师，实施严格的审查制度，并在特务机关的监视下工作。师生的抗日言行及民族爱国情感未曾表露便会受到扼杀，爱国师生稍有不慎，立刻大祸临头。学校管理者同教员一样必须绝对服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一旦日伪教育当局发现有反伪抗日行为，立即受到拘禁或冠之以“分子”加以。如辅仁大学，沦陷八年之中，日伪当局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常派军警特务来校搜查，强迫学生填写各种表格，责成师生报告情况。1941 年12 月，北平（今北京市）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等30 多名教授及附中教员因宣传抗日被特务告密而遭逮捕。之后，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也被列入敌宪逮捕的黑名单之中。1944 年3 月，日本宪兵队再次逮捕英千里并在其住处查搜出由爱国进步师生组成的华北文教协会主要工作人员的名单，演发了轰动华北教育界的日本宪兵大逮捕案。

日伪对各级教员恩威并用。首先，表示提高教员的待遇，以期获得教员的感激，“学校之教育对于排日思想相当浓厚，固有必要在其物资待遇设法优待以改变其思想亲日”[21]。日伪

教育当局还定期聘请名人或者对政治“颇有心得”的人到学校举行时事论著，要求教员参加并且相互探讨时事，日伪将其亲日媚日的所谓“体验”或“感言”推荐到报刊发表，给予稿费和奖励，以资鼓励。其次，日伪统治者以残酷恶毒的手段教员。例如，日军在山西清源、文水等地捕去教员数十人，“捕去后的是打硬拉软，是采取个别打击方式，把态度强硬不愿屈敌的人直往死里打，以影响恫吓与拉拢软的”。[22]

为了提高学校奴化教育的效果，实现以教育手段达成殖民统治稳定的迷梦，日伪教育当局在拉拢与高压双手并用的背景之下，又对在校任职教师的工作加强检查、评定，制定详细规程及项目要求，分阶段定期举行。山东沦陷区是日伪殖民奴化教育实施的重灾区，其中所设学校十分注重检定及控制教师。其中，尤其突出思想及心理的“端正”与“一贯”，以满足日伪殖民统治与持续占领中国的野心及图谋。1939 年山东日伪政权制定了《山东省检定小学教员要项》、《山东省检定小学教员暂行规定》、《山东省检定中学及教师学校教员、山东省检定日语教员暂行规定》，这些规章涵盖了实施检定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大到组织构成、实施程序，小到登记、报名、体检表格的设计，无不通过这些章则详予规定，从而使检定的每个步骤都有章可循。[23]同年，山东日伪政权又在各市、县设立了检定小学教员事务所，从而在全省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这样，对小学教员的“检定”，就成了伪教育行政部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二） 组织训练班对学校管理者及教职员进行奴化思想渗透

为了实行奴化教育，需要先对于师资给予思想及心理奴化训练，日伪当局在这方面是相当注意的。日伪统治者郑重提出“以后对于拥护和认识新政权，及如何研究中日问题，要给青年和儿童一个正确的领导”。[24]“正确的领

导”指的是让学生树立“亲日”思想，靡灭反抗意识，为日本帝国主义培养忠实奴才。

1938 年2 月，日伪把北平市公私立中小学校长召集致怀仁堂，集中组织并严厉训导。张燕卿、缪斌、宋介等北平新民会高级干部亲自出马。伪教化宋介说：“一般青年和儿童，因为缺乏正确的指导，自然对中日问题，也没有适当的认识。有的以为日军进来，国家已经灭亡，这是青年心理上一个很大错误，应速纠正。”[25]1939 年，

伪教化宋介要求华北占领区中小各级学校设置的“修身”课，大讲“”内容，规定每月举行“兴亚奉公日”，校长或教师讲演“党破坏农村、残害人民”的行为。学校利用各种纪念日集会，由各机关讲演“兴亚灭共”的重要意义。为了使沦陷区学校的教师与其奴化方针相适应，日伪强迫沦陷区教师发表声明脱离原参加的政治党派，并参加日伪开办的教师训练班进行短期训练。1938 年4 月，北平设有教育部立中等教育师资讲肄馆，修业年限为1 年。第一期毕业生109 人，曾到日本参观实习，返国后充任中小学教员。此后，北平市陆续办有不同类型及层次的公私立教职员讲习班，强制北平市中小学教员参加。天津也设有教员训练班，训练班分为两级，一为现任教职员，一为预备教职员。教师的训练主要不在于学科知识能力或教育心理技能的学习与提高，而是教师思想的“肃正”。中小学教师要受6~12 个月的认真训练，凭他们表现的成绩，定他们职位的去留，所谓“成绩就是亲日思想深浅的标示”，也就是说，巴结敌寇愈力，地位才能愈巩固。

天津市一中的教员曾先后在天津、北平和上海受训，受训的内容为“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汪精卫亲日等。其他各科教员也轮流去北京受训，要求教员学习日语，并由校长介绍集体加入新民会。受训期间，教员要写“听讲笔记”，时常要谈“受训感想”，日伪政权也时刻不放松对教员的思想“侦察”，对尚有抗日意识的教员，立时予以拘禁。定期进行统一的教员训练，灌输奴化教育，有些教员经过短期受训回到学校，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和训前相比，就像两个不同人，对学生打骂，显出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淫威神气，可见其训练教员的宗旨是加强法西斯式的教育管理。此外，日伪的一些社团留心于学校管理，推行奴化教育。如日伪专门设立的新民会社会团体组织为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战”精神，把沦陷区的各类学校作为推行奴化教育与宣传的主要阵地。

（三）降低教师工薪水平，弱化民族主义教育

日伪虽然表面上提出增加教师待遇及收入水平，以此鼓励教师从教积极性。但实际上远非如此，在经济上对教师也极尽苛刻，迫使教师整天忙于生计，而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学校反日斗争的各种活动。如天津沦陷后，日伪成立“联合银行”，发行“联币”（汉奸票），并时常哄抬物价，造成货币贬值，导致教师们生活困苦，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生活。1941 年冬，天津日伪当局实行粮食配给，后又强迫市民食用豆饼，配给的高粱面、杂合面是受潮的谷子不能消化，无法食用。排队买面粉，有时根本买不到。物价一日三涨，早晨的钱，晚上买东西就不够了。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有些教职员不得不寻找生路，有的在业余时间做一点小生意，有的代教家馆，或在他校兼课，有的工友晚上还得去蹬三轮。教师迫于生计走进教室，教学过程中无心组织学生抵制日伪的教育奴化及欺骗，只能忙于学校教学计划规定课程及要求的实施运作。于是，学校师生所潜藏的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心理抵制及行为表现就受到消解，师生反日斗争热情大为消减。更有甚者，有的教员抱着过一天混一天的态度敷衍了事、散漫而无作为。1944 年2 月，日伪当局发起献金运动，停发工职人员工资，使教职员工只能向学生的父兄募捐，艰难度日。日伪把教师逼迫至死亡线上，使他们的每天活动只圉于为生活奔波，而日伪通过学校奴化儿童青少年的目的也就间接达到了。

（四）以严酷的法西斯手段实行学生管理

华北伪政权在沦陷区学校内部对学生管理的形式是“阶衔相统治”，其实质就是法西斯制的监控模式，带有高压、强制的军事性野蛮特质。具体方式主要是指一年级学生必须服从二年级学生，二年级学生又必须服从三年级学生，即低年级学生服从高年级学生，“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低年级学生要为高年级学生端饭、打扫卫生、洗衣等，稍有怠慢就要挨打，上级打骂下级，即使打死也不允许回骂一句。此外，安插在学校内部的日本教谕也是以残暴的手段对待学生。教谕提问时如果学生答不出来，就会对学生拳打脚踢，罚站罚跪。对学生的规训与管理

在教育学中的价值是秩序与成效，旨在实现教育促进学生成长与进步的目标，但在上述奴化学校教育活动中却成了摧残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手段，教育产生的异化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沦陷区的教育事业损失惨重，与教育活动相关的大批校舍、教学仪器、图书资料沦陷于战火之中，大中小学校纷纷内迁，躲避战乱，教育秩序完全被打破，教育事业陷入一片混乱。随战势扩展，沦陷区范围扩大，同时，沦陷区人民的顽强抗争，使日本侵略者及傀儡政权认识到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在沦陷区对旧有学校实施改组，兴建新学校，建立奴化教育管理机构及奴化教育团体，利用报纸、广播等媒体，进行思想奴化的宣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奴化教育管理措施。纵观日本侵华时期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我们不难看出，日伪采取的各种奴化手段和措施，目的在于向广大青少年儿童灌输亲日、媚日等奴化教育思想，妄图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达到永久占领中国的野心。因为日本侵略者认识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华民族的心理”[26]，因而把思想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思想战中，伪华北临时又以教育作为其前沿阵地，认为教育界应当担负起思想战的全责，成为思想战的主力军。在学校奴化教育中，日伪把修身和日语当作各校的必修课，并规定日语课的课时每周四至五课，这些强制规定使日寇妄图控制愚化中国青少年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这种奴化教育，以日本对华北的军事占领为前提，奴化教育为日伪的政治统治军事行动而服务，与明火执仗的武力战争相比更加隐蔽、狡猾。那些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思想显然是不正确的、不客观的。日本当局必须清醒认识奴化教育的真实面目，以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侵略历史，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只有如此中日两国关系才能健康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