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摘 要] 中国党的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是工人阶级政党产生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十月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党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则从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理论等多方面为建党作了准备，这在中国以往是不曾有过的。中国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努力学习和探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关键词] 中国党；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无产阶级；工人运动

中国党的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如何认识它的产生和影响，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重点之一。众所周知，1949年9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针对美国对华问题所写的社论《六评》。这篇社论编入《选集》时，题为《唯心史观的破产》。社论写道：一九一七年的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纪念中国党诞生85周年、新中国成立57周年和十月周年之际，重温这一论断，对我们在新的征程上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争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有重要意义。那么，怎样认识的这一论断呢?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一些看法。

一、工人阶级政党产生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应该具备“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一基本条件。对这一问题，列宁在以往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于1900年11月初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明确地提及，更在1901年底至1902年初在《怎么办?》一书中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那么，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为什么需要上述基本条件呢?对此，可分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需要工人运动。因为，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可能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党就没有赖以产生和存在的阶级基础。我们不难想象，在奴隶社会、在完全的封建社会，绝不会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因为那时人们根本不知无产阶级为何物，更何况它们的党。不仅如此，即使到了近代，也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产生了，其政党就会随即出现。比如，工人阶级在19世纪中叶就产生了，而工人阶级政党是在19世纪后半叶成立的。因为，在此之前，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的政治力量，还不可能提出建立本阶级政党的要求。

第二，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需要科学社会主义。这要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这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即它是建立于科学世界观和方基础上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如同列宁所说：“马

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即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领导核心。这就要求它必须通晓社会发展和发展的规律，了解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的条件、进程和结果，并据此制定出正确的纲领、路线和。为此，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需要上述二者的结合。这也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由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所在，使得它们没有条件专门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即是说，工人运动本身不会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亦如列宁所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还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在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感情、思想和立场逐步发生变化，继而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投向了工人阶级。他们利用自己处在原来的阶级地位时所获得的教育因素和经济条件，去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创造，以为无产阶级(同时也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根本利益。在这方面，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正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不会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因而对其来说，就有一个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科学社会主义看，如果不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它就不可能发生效力，从而也难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所以，要使工人运动不迷失方向，使科学社会主义发生效力，就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而结合的基本途径，是知识分子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当然，灌输工作如何进行，则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来决定。这也如列宁所说：“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

二、中国党是中国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中国以往所不曾有的

1921年7月产生的中国党，是建立在中国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基础上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那么，促成中国党建立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呢?

1．十月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建党准备了思想基础

1917年的十月，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它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同所说：“十月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十月之所以对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这样的影响，其主

要原因在于：

其一，中国旧民主主义运动在政治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次次失败，逐步打破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思想和建国方案的迷信，促使他们寻找新的思想和道路。十月后，率先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李大钊，在1918年5月15日发表的一文中写道：“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李大钊的思考，反映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强烈思变的要求。为争取“创造一种新生活”，在反动军阀三令五申地禁止“过激主义”的情况下，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发文《再论问题与主义》，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同年9月，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中进一步写道：十月后，“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普遍的真理。继李大钊之后，1920年12月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要走新的道路的认识。他写道：“我看式的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刘少奇后来曾回忆说：在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1920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十月的胜利，这个把全世界想要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对新的思想和道路的追寻。

其二，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前的相同或近似，因此，十月的胜利极大地启发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国同十月前的相比，“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真理，这是相同的。”人能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苦阅历，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真理，并把它同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改变了的面貌，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这条路呢?当时的一位进步青年彭璜(又名荫柏，1919年6月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新年会上的发言即对此做了论证。他说：“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相似，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但同时他也指出：“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同类的社会主义也。”类似的见地，李大钊、李达等也都明确地表达过。

其三，十月后，苏俄对被压迫民族所采取的友好、平等的，鼓舞和推动着中国先进分子学习苏俄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后，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的宣言》。其中写道：苏俄“代表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决不侵犯他国领土、决不强行吞并

其他民族、决不勒索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否自主或被迫附属他国，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均应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把它强留在自己的领域之内。”宣言还申明：苏俄“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继此之后，1920年9月2日，苏俄发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的宣言》强调：“为了两国的幸福起见，有必要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为此，苏俄向中华外交部提出了缔结中俄友好协定的八个要点。《宣言》并表示：“苏俄方面将尽一切力量以求建立双方最密切、最真诚的友谊”。

苏俄的两个宣言相继传来后，都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如第一个宣言传来后，1920年4月11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发文写道：“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全国对苏俄宣言的态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其四，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进一步打破了中国先进分子对欧美民主主义的幻想，更加促使他们把学习的目光转向苏俄、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4月下旬，当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三条决定已经议定的消息传来后，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序幕。五四运动发生一年后，列宁在为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9年6月5日)中，特别指出了作为反面教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对世界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教育。列宁写道，它们“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用事实表明，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凡尔塞条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强加于弱国的暴力。国际联盟和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更清楚更突出地揭示了这一，它们到处加剧了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主义幻想更快地破灭。”列宁的话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

2．1919年的五四运动从多方面准备了中国党成立

其一，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了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而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中国的序幕，也为中国党的成立准备了更为坚实的阶级基础。从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情况看，五四运动前，中国现代产业工人已达260多万人。经过长期斗争的锤炼，他们的斗争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为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不过，从总体看，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还未能作为一支的政治力量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即还未走出“自在”的阶段。而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站到了斗争的前列，使五四运动出现了新局面，极大地增强了这一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历史意义。这一局面的出现，同时也为中国工人阶级充分展现自己的阶级优点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党的成立准备了更为坚

实的阶级基础。

其二，在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以逐步广泛和深入。以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引导为例：在运动进行期间，5月18日和26日，《每周评论》先后登载了李大钊的文章《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及《太上》。其中，《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因此，“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为使五四运动深入发展，李大钊提出：“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太上》一文，则以形象、通俗的语言指出，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这个太上“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对我们“用惯了那年五月七日的哀的美敦书”。这些文章对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认识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十分有益。

其三，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之门，从而为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如同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0年6月19日完成于莫斯科)一书中所写：一些“民主急进派的学生，他们却因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感觉到自己的孤立，需要找一个共同奋斗的同盟军，这一同盟军在他们的实际经验中认为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经过到工人中去，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工人群众及其他劳动群众的疾苦，日益树立起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无产阶级责任感，并进一步培养了自己做工作的能力。一部分工人则在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接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了思想和政治觉悟。这样，经过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逐步实现了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并使之不断巩固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相继涌现出来，从而使建党成为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党的成立”。

其四，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和国际对中国的进一步关注，直接促进了国际与中国的联系，加快了党的创建的步伐。五四运动发生前，列宁和国际正集中精力于领导欧洲。后来，苏俄和国际之所以接连派使者来，分别在北京与李大钊会见，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见，就是因为国际东方组织“曾接到海参崴方面报告，知道中国发生了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运动”，随即便派人“访问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在访问中，他们即开始商讨在中国建立各地主义小组和建立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从而加速了党的创建的步伐。

正是在上述条件下，1921年7月，中国党在上海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三、中国党产生后，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

中国党刚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而且，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但是，中国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努力学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此后的曲折、辉煌的探索历程中，不断推动中国实践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党成立后，中国有了科学的、明确的纲领和方向。应该承认，一大通过的《中国党第一个纲领》，是比较简单和很不完备的。但是，这个纲领却毫不含糊地向世界宣示：中国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这两点宣示，是这一纲领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它对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巩固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一大后，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不仅十分明确地表述了党的最高纲领——“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主义的社会”，而且破天荒提出了符合中国客观发展需要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消除内乱，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这是创立初期的中国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最重大的政治成果之一。正因为有了一大、二大所先后确定的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才使中国新民主主义有了波澜壮阔地展开的可能，从而才有了反映这一实践客观要求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以及为这一所逐步成就的后来的一切。

第二，中国党成立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水平空前提高，成效也十分明显。如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大到来的标志。它在全国民众中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帝怒潮。在这一运动中，中国党于6月5日发表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告全国民众》书，提请全国人民注意四点：(1)“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倚赖和相信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2)要认清这次大的正凶，而不能“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3)要警惕“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4)“谨防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在中国党的正确领导下，“五卅，，运动从5月30日起至同年9月底止，前后达3个多月。它“不仅是中国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一个伟大的运动，并且是中国工人阶级全体直接参加反帝国主义和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一个空前的斗争。”

继“五卅”运动后，中国党领导的省港罢工(起于1925年6月)，更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这场斗争中，如何集中打击、孤立英国帝国主义是罢工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罢工委员会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在罢工的头两个月，工人们采取了使海外交通完全断绝，任何国家的轮船皆不准出入广州的做法。这样一来，“不只封锁了，而且封锁了我们自己”。经过总结经验教训，罢工委员会决定采取一种“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策略“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在这个中心策略之下，达到了“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济的发展”的目的。年10月，

为适应北伐战争发展的需要，省港罢工委员会自动宣告罢工结束。

在省港罢工期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列强，除军阀”为基本政治纲领的北伐战争在同年7月正式开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1927年1月3日和10日，中国人民先后接管了汉口、九江英租界；2月19日和20日，分别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是对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干涉中国的英勇回击，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辉煌胜利。它与五卅运动、省港罢工等斗争，共同见证了在大时期中国党领导的卓有成效的反帝斗争和工人运动。

第三，中国党成立后，中国农动得到迅猛的发展。以大时期的情况为例，1925年1月，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运动之决议案》明确提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大会通过的《对于农动之决议案》写道：“中国党与中国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党从多方面领导了农动的开展。

这一阶段，北伐战争前，农动的中心在广东。党对农动的领导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1)开办广州农动讲习所，培训农动骨干。广州农动讲习所先后举办了六届(第六届1926年9月11日结束)，共培养学员八百余人，不仅为大时期全国农动的迅猛发展做了干部上的准备，而且深远地影响了以后的运动。(2)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组织和壮大农民的力量。就广东看，到1926年4月底，该省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即达66个，农民协会会员达62万余人。农民自卫军也较普遍地建立了起来，并由1925年底的3万人发展到5万人。(3)发动和领导农民开展经济斗争(如减租、抗苛捐等)和政治斗争(如援助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援助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等)，努力发挥广大农民的主力军作用。

北伐开始后，农动的中心转移到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这一阶段的农动，特别从两个方面展开：(1)多方面支援北伐战争。如帮助北伐军运输或为他们担任向导、侦探；协助北伐军救护伤病员、宣传群众和断敌交通；因地制宜地利用各种武器和北伐军一起参加战斗，等等。(2)向农村的封建政权机构、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等展开斗争，以及有力地冲击封建的族权、神权和夫权等。对此，在1927年3月写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以湖南5个县的情况为例，对斗争做了生动的介绍和深刻的分析。上述农动的进行，对推动中国的发展，对一定程度地农民和锻炼农民起了重要作用。

固然，1927年7月，曾经轰轰烈烈的大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遭致失败。但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党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十月经验的失败，而是由于这时的中国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这一时期，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的特点、中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也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而，面对大后期

的复杂局面，党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致使党和受到极大的损失，得到了血的教训。

经历了大和土地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后，中国党在对待中国民主的问题上日益走向成熟。此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全国战争，终于在1949年10月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党领导各族人民，逐步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奋进，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这一事实更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党的产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