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阮籍在司马氏得势的情况下,从崇儒转向拜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思想言行进行抗争。理性分析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标签:阮籍;名教;自然;人格理想;当代价值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生于210年,卒于263年。阮籍以清谈、狂放、酣饮而成为正始名士,以《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通老论》、《通易论》等创作而被视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又以咏怀诗的写作而驰名古今文坛。本文不准备讨论阮籍的文学成就,只拟就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内涵、表现形式和当代价值略作探析。
阮籍出身于士族,性格率性自然,他早期崇尚儒学,有建功立业的热情。但是现实政治昏暗残酷,个人动辄罹祸,命运风云莫测。在时代大潮和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下,他晚期转向拜道,发展了王弼“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并形成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该命题由嵇康提出)的人格理想。
“名教”,名分之教。用来规定上下尊卑、等级名分的是儒家的礼,所以,名教又称礼教。这里所言的“名教”是指被司马氏集团所利用、所提倡的虚伪的伦理道德纲常。为巩固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和建立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司马氏用以“孝”为核心的名教治理天下。因名设教,用名教化人,以名取人,以种种反映统治阶段利益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来约束人心。名教实质上沦为司马氏集团网络罪名、诛除异己的统治工具。王弼的“自然”主要指宇宙的根本法则及其体现于万物的自然状态和过程;而阮籍所讲的“自然”则是指客观世界的自然之道,在人格理想中就是指人未受名教和世俗欲望扭曲的纯朴本心。
“越名教而任自然”,即否定司马氏的伪善名教及清规戒律,顺应自己的本性生活,不受种种社会纲常的压抑、束缚与诱导,将自己融入自然之中,遵从大道,从而还原人最初的纯良本性,成为精神上自由、的“至人”。阮籍眼中的“至人”是一种超越现实社会的人,强调安时处顺,以无用为用,以无为而为,“故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敌。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他又说:“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
阮籍主张“越名教”,对司马氏倡导的名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他在《大人先生传》中描绘了一种纲常名教约束下的世俗人生模式:“服从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馨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甚一日,择地而行,唯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壁,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
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邦国。上欲为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玉,垂文祖,享尊位,取茅土,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侍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而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已。”然而,人生多变。世事无常,阮籍指出这种以不变之合“礼”的行为应万变之社会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犹如虱之处于(礻军)中,“自以为吉宅”,“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礻军)中而不能出”。在阮籍看来,“盖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耳,而自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正是君子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礼法,造成了社会、贵贱、恩怨等的区分,天下人为之相搏相残,终至“亡国、戮君、溃败之祸”,这样的世俗人生模式是一无是处的。
一种违背自然的道德内在地包含着虚伪的必然性,而在其流行过程中必然演化为伪善,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和损人利己的掩饰。阮籍在《咏怀诗》六十七中讽刺了当时礼法之士的伪善面目:“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哀出,复说道义方。委屈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许多礼法之士,表面上遵规蹈矩,内心与背后却无恶不作,礼法实为其遮羞布而已。他不承认有什么圣君明相,说他们“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
阮籍主张“任自然”,这是阮籍反对礼法的出发点,也是归宿。
阮籍看到了世界无意义和人生无意义的,用尼采的话就是:“我们洞见这个世界绝非神圣,依照人的标准也绝非理性、仁慈和正义……我们生活于斯的这个世界是非神圣、非道德、非人性的。”人生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上,这使得人的生存失去形而上学的根据,也成为无意义的、甚至是荒谬的。基于此,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他说“道者法自然而化”,“不通自然者不足以言道”,主张“任自然”、“返自然”。
《达庄论》云:“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阮籍认为人的身体、性情、精神都是自然禀赋,因此,应该保持自然本性:“故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用自然的眼光看,人世的礼教名利不过是一时的表面现象,所以通于自然者“岂希乎世,系累于一时”。自然本身无善恶是非可言,因此,阮籍主张:“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这也就是嵇康所说的“越名任心”,做到“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
阮籍虽然在政治上比较谨慎,“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但他倡导并且践行“任自然”的思想,留下了不少“越名教”的言行。《晋书》记载了他的三桩轶事:其一,“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日:‘礼岂为我设邪’”。其二,“邻家少妇有美色,作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其三,“邻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古之丧葬礼是礼法中最严格最繁琐的礼仪,而阮籍在母丧时饮酒吃肉的表现真可谓惊世骇俗:“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决,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有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就连做官,阮籍也是一副醉态,曾两次主动求官:一为步兵校尉,“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酒完即辞官走人;另一次为东平太守,骑着毛驴去上任,到东平“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
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可谓是乘兴而去、兴尽而返。
综上,阮籍倡导并践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从批判名教、揭露其虚伪性人手,最终是想要打破司马氏的思想控制、反对其社会控制,寻找个人的思想和自由,破中有立,具有性的历史意义。而其提倡男女社交公开、保持自然本性的言行,更是开了社会风气之先。
《文选》卷二三李善注云:“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过,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