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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生产问题研究

来源:微智科技网
2017年5月 第30卷第3期保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BAODING UNIVERSITY

May,2017 V〇L30 No.3

D01:10.13747/j.cnki.bdxyxb.2017.03.014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生产问题研究

齐文韻

(延安大学学术期刊中心,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粮食生产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抗曰战争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陕甘宁边区通过 采取征收救国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及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新的征粮方式以及相关农业的有效实施,逐步解决了边 区粮食危机。经过大生产运动以后,边区粮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粮食生产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7)03-0080-0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粮食问题自古以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粮食,对于人类来 说是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源。自从人类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粮食就成为了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而解 决粮食供需问题则成为历代首要完成的头等大事。

陕甘宁边区对中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片广阔的黄土地上,中国党人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正如所说,这里是“落脚点”,又是“出发点”。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 农业经济相当落后,粮食生产数量有限,曾经一度出现过粮食紧缺的严重危机。作为所在地, 党除了要维持当地民众自身的生产和生活用品以外,还要肩负起大量的脱产人口和奔赴延安的 青年知识分子的日常供给。边区对粮食危机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发展农 业生产、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等等,解决了粮食紧缺的问题。

目前,关于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国内外史学界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理论成果,但由于受到固有 思维和原始资料等条件的,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生产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边区研究的薄 弱环节®,故本文主要通过对边区粮食的来源、生产以及管理存在的相关问题等进行考察,同时结合当 时的一些具体案例与粮食产量的数据分析,进一步揭示战时边区的真实生活。

一、抗战时期边区粮食生产的条件及其存在的问题

土地时期边区的农业产量是下降的,当时延安及周边地区均有许多荒地,直到红军来到 边区以后,内战停止,匪患肃清,才使农民得以安居乐业,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农业迅 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

收稿日期=2016-12-13

作者简介:齐文娟(19-),女,陕西吴起人,助理编辑,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

①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有关陕甘宁边区粮食生产的文章主要有:赵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工作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08年;王海龙《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危机及其解决》,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李分建《抗战时期粮食 述略》,《文史杂志》1994年第4期;李忠《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工作与抗日战争》,《文史杂谈》1992年第3期;刘立《抗战时期陕甘宁 边区农业贷款研究》,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方建斌《陕甘宁边区农业与实践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年;王晋林《论边区奖励垦荒的与实施——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建设》,《传承》2013年第9期;章蓬、齐矿铸《陕甘

宁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和作用》,《人文杂志》1998年第4期等等,这些文章基本可以代表目前学界对于边区粮食生产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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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区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

陕甘宁边区地形极其复杂,有所谓的“原地”,即远处望去是一目平坦,但实际却为无数沟沟壑塾 所割切;也有圆形黄土高阜所构成的“山地”。这些山地的高度基本是一致的,是由黄土高原积年冲蚀 而形成的。在诸山之间有河流冲积的平地,即所谓“川地”。边区除了东境的黄河之外,还有无定河、洛 河、延水等河流。由于边区遍地是山丘峡谷和沿河流的平坦地带,所以自然构成交通道路。沿河川地土 地肥沃,有利于粮食生产,但边区土质松散,雨量不均,加以森林缺乏,也经常伴有灾害发生。

边区的土地面积是92 710平方公里。若按区分述,则为:“延属分区23 234平方公里,绥德分 区10 997平方公里,陇东分区25 391平方公里,关中分区7 169平方公里,三边分区25 919平方公 里。”[1]7虽然边区土地面积广阔,但可耕之地仅4 000万亩,又由于人口稀少,荒地面积甚多。边区属于性、高原性气候。春季多风,夏季多冰雹, 秋季霜降早,晚霜期约在每年的4月下旬,早 霜期约在10月中旬,一年不下霜之期约5个 月之久,这对于农作物的生长以及农业的快 速发展极其不利。按照气候和农作物之不同, 边区大致可以划为4个农业区域,,见表1。

边区粮食生产的土壤主要由黄土、红粘 土、石灰结核红土和各种冲积土组成。黄土颗 粒极细而均匀,结构松疏,对水的渗透性和蒸 发性都大,易于农作物生长;红粘土,又称红 胶土,颗粒较粗,粘性大,不易渗透,不利于农 作物生长;石灰结核红土中含有石灰结核石, 土质不如黄土,但较好于红粘土;各种冲积 土,富于有机质,且地势平坦,能储存养分,是 最肥沃的土地,但数量不多,一般在河畔周 围。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农作物种类及其种植 面积比例见表2。

(二)边区粮食生产存在的问题 2 11.

粮食生产基础设施薄弱

注:本表根据各专署及某县三十二年工作报告初步制成后, 复经各专

表1

輕区域沿黄河区三边区关陇区延洛区

边区农业区域划分

生长条件

主要作物棉花、麦、谷糜子、荞麦冬麦谷子

气候较暖,雨量较多,生长期较长

地势高,受沙漠影响

“原地”地带

酸较高、有机物易分解

表2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农作物种类及其种植面积比例

麦类/%

谷熱33.012.010.017.030.024.5

糜子/%15.016.05.033.06.014.0

玉米/%6.05.012.01.5少量3.7

高粱/%养割%延属分区陇东分区关中分区三边分区绥德分区全边区

16.039.018.06.017.021.2

2.54.01.01.515.06.4

5.012.05.01.82.07.1

f

校正。麦类包括小麦、燕麦、大麦,但主要是冬小麦。

“朝天一把籽,吃饭靠老天”“广种薄收”等现象,都是对当时陕甘宁边区农业粮食生产的真实写 照。1937年到1939年,是边区粮食生产的草创时期,这时期是内战停止、修养民力、发展国民经济的重 要时期。农业作为边区经济发展的主体,在生产基础设施上,仍然采用原始的生产农具和落后的生产 技术,牛和毛驴既是主要的耕力,也是主要的运输力量,在许多山坡地带,农民一般都采用开荒丢荒的 生产方式,缺少农业水利设施,使得粮食产量过低,冬麦的平均产量大约在每亩二斗五到三斗左右,糜 谷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农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2.

粮食需求对外依赖性强

1937年到1939年这一段时期,边区粮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靠征募,即征收救国公粮,主 要的捐献对象是地主和富农,一般通过区乡干部的积极动员,然后发动他们勇于参与、支持 ,一般都能够顺利完成预期任务;二是拨款采购粮食。至于采购又可细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按 照需要的粮食数量,然后向各分区、县、区、乡以至于村等摊派下去,向地主、富农以及中农等以官价购 买;另一部分是派人从西安、洛川等地按市价采购。这一时期购买粮食的数量较大,一度占据了年财政 收入的将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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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粮食存储缺乏科学管理

陕甘宁边区自苏维埃成立之初,就设有粮食局,因为当时粮食生产较为困难,很重视对 粮食的管理,同时有铁的纪律保证实施。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边区没有一个巩固的根据 地,粮食均由农民群众寄存管理,没有固定的仓库,使得粮食管理松散,出现了区级党政干部共同卖 粮、捏造粮账、偷支公粮、伪造被偷、大进小出、私造单据、用公粮做生意等形形色色的贪污浪费事件。 边区粮食征收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一般都是随用随征,打到哪里,就吃在哪里,缺乏有效的 科学管理,因陋就简,流弊丛生。

二、抗战时期边区农业的实施及其后发展状况

以1940年皖南事变为界,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情况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即大量争取外援资助的时期。在此期间,边区抓紧休养民力,医治战时创伤,以积蓄丰厚的力 量,最终为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人力、物力需要;第二阶段则是财政收入极为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粮 食生产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财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随之减少。针对上述情况, 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以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

边区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制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农业政 策,即实行并且鼓励广大人民大量开垦荒地,以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当时边区境 内地广人稀,可耕地面积仅有50%,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为了鼓励人民努力开垦荒地,陕甘宁边区 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奖励,诸如:“不论当地农民或移民、难民开垦公荒地者,其土地所有权为开 垦者所有,三年免收公粮或其它义务;凡开垦私荒者,依照地权条例,三年免交地租及公粮;开荒无耕 牛、农具、种子或缺粮者,予以农业贷款帮助。”[2]与此同时,边区在相关农业法律法规方 面也作了一系列的条例规定,诸如:1939年4月4日制定、1941年修订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 1941年4月23日制定、11月25日修订的《陕甘宁边区禁止粮食出境条例》;1943年1月15日制定的 《陕甘宁边区三十二年度农贷实施办法》;1943年3月6日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1943年 9月制定、1944年6月修订的《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细则》和《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 试行条例》;1943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垦荒条例》,等等,以鼓励人民开垦荒地。伴随着农业 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耕地面积的逐步扩大,广大农村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进一步突显了出来。 陕甘宁边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立足于现有条件,又采取了一系列合理调剂劳动力、提高生产率 的有效措施。诸如:有效实施劳动互助合作,积极组织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参加到互助合作的生产 当中,从而迅速地把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奖励移民、难民还有妇女积极参加农 业生产,改造“二流子”等,使得边区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陕甘宁边区为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和劳动积极性,制定了一系列与农业生产有 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奖励措施,使得荒地的开垦数量逐年增加,可耕地面积也在迅速地扩大。据各 方资料统计显示,陕甘宁边区1937年开垦的荒地仅为19.5万余亩,而到了 1939年,就达到了 108.1 万亩,这些巨大的收获,归根结底,都源于所制定的合理实施。开垦荒地的亩数不断增加,自 然会引起可耕地面积的扩大。边区刚成立的时候,可耕地面积仅为843万余亩,随着大生产运动 的普遍兴起,到1945年,边区可耕地面积就增加到了 1 521万余亩,粮食产量也由1938年的130万余 石增加到1945年的260万余石。

由此可见,边区通过制定与实施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合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广 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为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还促进了劳动生产 率的大幅度提升,加强了军民之间的友好团结,为边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穿针引线的 积极作用,进一步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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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时期边区应对粮食生产困难的考验及对策

据不完全统计,在1940年之前,边区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来自于的供给。外援在 边区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的比重过大,这就从侧面反映出边区对外界的依赖性相对较强,一旦外援 断绝,边区财政就将陷入瘫痪之中。粮食生产亦是如此。随着世界法西斯势力不断猖獗进攻,中国的抗 日战争也随即进入到了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日本大肆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顽固派 也先后兴起了三次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浪潮,断绝了对边区的一切经济援助,加之当时 边区非生产性人口急剧增加,地势崎岖,交通不便,粮食调度陷入了极度困难的窘境,使得生产力遭到 了巨大破坏。从1940年9月以后,直至1942年,边区人民几乎到了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被子 盖的窘迫局面,粮食生产及其供应一度陷入瘫疾状态。边区人民普遍没有吃的,即使有,也都是白蒿、 红根、榆钱子、苦苦菜、麦麸子、苜蓿之类,环县就连苜蓿都没得吃。各地区搬家逃荒的,卖牲口的现象 数不胜数。粮食危机的出现,不仅影响了边区的粮食供给,阻碍了抗日战争的顺利前行,而且也扰 乱了边区的社会秩序,影响了边区的稳定与团结。粮食短缺,人心不稳,自然会影响边区的和谐局面, 诸如“环县事件”的发生,就是边区社会治安不稳定的一个缩影。

边区为了克服这一严重的粮食危机,从而能更好地坚持抗战,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 的决策和措施,诸如:采取征收救国公粮、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开展粮食节约运动以及在敌后抗日根据 地实施减租减息等,以尽快稳定局面,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

(一) 征收救国公粮

1943年之前,边区采取缴纳救国公粮的方式来征收农产品。抗战时期,边区一项最主要的、也是经 常化的社会动员运动就是征收救国公粮。早在1937年,边区就作出了《关于征收救国公粮的决 定》,要求当年完成15 000石救国公粮的征收工作。10月,边区又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及 《征收救国公粮细则》,建立一整套的征收系统。由于抗战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从1939年开始,抗日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为了保护边区政权,决定将359旅调回延安,以做到万无一失。这 样做,虽然可以确保边区的安全,但也无形中增加了边区军事人口的数量。为此,边区决定征收救 国公粮5万石。随着边区困难的进一步加剧,1940年,又被迫决定征收9万石的救国公粮。皖南事 变的发生,致使边区一度出现粮荒的危险预警。虽然边区可以发动广大干部到人民群众中去借 粮,可是公粮数量的频繁增加,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超出他们自身供给的能力。因此,边区在 历年的粮食征收过程中都非常谨慎。在征收上,边区力求80%的农民都可以负担得起抗日经 费所需要的粮食数量;在征收数目上,则由边区依据当年庄稼的收成情况、农民的经济状况以及 军民兼顾的原则进行最终的决定与分配;在征收方法上,边区采用了政治宣传动员与发布文 件相结合的办法来鼓励广大农民群众自觉上缴公粮。直到1943年以后,边区征收救国公粮的情况才 有所好转,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二) 开展大生产运动

为了战胜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争取时局的根本好转,边区军民响应提出的“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2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隆重 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还在会上提出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多项任务。2月4日, 边区、边区又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紧急通知》,提出了具体的生产计划和各部门各机 关各系统的生产任务,并成立了边区系统总生产委员会。

由于边区粮食危机的发生,从1939年起,边区的机关、和学校都积极地参加了生产劳动,主 要以农业集体生产为主,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据统计,1939年共开荒11.3万多亩,收获细粮11 325石; 中直、军直系统,耕地13 144.7亩,收获粮食1 823.09石;边区系统,种地7 202.8亩,收粮1 455.93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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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各分区、县、乡机关的生产自给运动也逐渐开展起来。1943年延属地委建立了自己的农场,自 种土地75垧,伙种地130响,全年共收细粮27.38石,折合其他谷类产品,共收细粮42.18石。关中分区 规定党政机关每人种地6亩,学校每人2亩。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机关和学校基本解决了粮食危机。

边区留守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匮乏,逐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减轻人民的负担,从而支持 长期抗战,也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屯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八路军 120师第359旅,他们提出“背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一边保卫边区安全,一边坚持农 业生产。1942年,第359旅共开荒25 000亩,种粮食20 000亩;1943年,全兵团共种粮185 585亩,收细 粮19 192石,创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南泥湾精神,受到了边区军民的一致肯定。

(三)实施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由此,中国党正式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即把“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为“减租减 息”。认为,停止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不仅能够把绝大多数的农村地主 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而且还能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激发起各 阶层人士的抗战热情。由于历史的原因,陕甘宁边区的5个辖区和23个县区存在着双重政权的形式, 即一部分地区在土地时期实行了土地改革,一部分则没有实行。边区在未实行土地的地 区开始实行减租减息。一般情况下,减租减息以“二五减租”为标准,即在原租额的基础上减少25%,这 样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为增加粮食产量,提高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总而言之,上述农业的有效实施,不仅在当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基本上完成了最初的生产 期望,而且为后来战胜严重的生活困难和巩固敌后区、坚持持久抗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1]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M]//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

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 王晋林,秦生.新民主主义模型—

陕甘宁根据地史[M].北京:党史出版社,2007:160.

A Probe Into the Grain Production in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Qi Wenjuan

(Academic Journal Center, Yan*an University,Yan*an, Sha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Food production as the main pa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solved the food crisis by collecting grains, carrying out production campaigns and a series of new way of grain levies an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ated agricultural policy. After production campaigns, the border region of grain production was a great harvest, laid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victory of Anti- Japanese War.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agricultural policy; grain production

(责任编辑张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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