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祥造像记》与北齐武平九年纪年

《馬天祥造像記》與北齊武平九年紀年

辛 德勇

所謂《馬天祥造像記》（又稱《馬天祥等造像記》、《無窮尊師造像碑》等），是北朝碑刻銘文當中的一件名品，清代以來，頗受文人雅士的青睞。如趙紹祖在嘉慶年間嘗有語云：“北朝造像諸記，余收之而旋弃者多矣。其上有佛像者，寺僧陳乞，亦卷而與之，不甚惜。而惟此記喜時時展玩之。”賞玩碑帖者，大多數人首重書法，趙紹祖便是推崇該石“碑畫方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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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局，正書陽文突起，用筆與八分相參，古茂可觀”。稍早於趙氏，乾隆年間人吳玉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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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譽這篇造像記“字劃勁拔，頗饒別趣”。然而，《馬天祥造像記》的文物價值不僅局限於此，更蘊涵有獨特的學術資料價值，有待認識。

黃永年藏《馬天祥造像記》原石剪裱拓本局部

黃永年曾概括其見珍於世的原因有五，謂一是趙紹祖談到的鐫作陽文，這與通行之陰文石刻文字有明顯差別；二是屬道教造像記，與世所習見之佛教造像記相比，這種道教造像銘記，數量十分稀少；三是字形爲八分體（即趙紹祖所說“用筆與八分相參”），而當時多數碑刻，使用的是由八分遞變到今隸的所謂北魏體；四是文字排列順序係“左行”，亦即這篇 清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清道光刻本）卷二“北齊馬天祥等造像記”條，頁2b。 清吳玉搢《金石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清李調元刻《涵海》本）卷一一《北齊無窮尊師造像碑》，頁417。案此本原誤題作者姓名爲“趙搢”，詳林鈞《石廬金石書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影印民國癸亥刻本）卷六“金石存”條，頁4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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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文各個竪行的書寫次序，是從左到右，明顯不同於漢文“右行”的常例；五是造像記刻於何處，一向缺乏記載，而確實可信的原石捶拓真本，亦傳世甚罕，黃氏本人蓄存的清人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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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雨樓舊藏剪裱拓片（因裝裱者無知，已改左行爲右行），而今或許已屬天壤間僅存的孤本。

其實這篇造像記銘文，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它題署的上石供奉時間，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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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武平九年二月廿八日”。由於清代以來通行的歷史年表和紀元研究著述，如葉維庚《紀元通考》、李兆洛《紀元編》、羅振玉《重校定紀元編》以及陳垣《二十史朔閏表》等，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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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北齊後主高緯之“武平”年號僅行用七年，此乃基於《北史·齊本紀》記載這一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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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自有明晰可信的史料依據，因而，在絕大多數人眼裏，似乎並沒有什麽“武平九年”可言。

日本京都大學藏翻刻本《馬天祥造像記》拓本

黃永年《記話雨樓舊藏〈馬天祥造像記〉》，原刊《文史》第二十九輯（1988年），此據作者文集《黃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31—136。 2

清楊守敬《寰宇貞石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楊守敬集》本）之《馬天祥造像記》，頁324。 3

清葉維庚《紀元通考》（北京，中國書店，2008，用清同治重刻書版刷印本）卷二《歷代分霸年號》，頁11b。清楊銘柱《史筌》（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之《帝王世統考》卷中，頁26b。清李兆洛、六承如合輯《紀元編》（清光緒戊子掃葉山房重刊《李氏五種合刊》本）卷上《紀元總載》，頁12b。羅振玉《重校定紀元編》（民國乙丑東方學會鉛印本）卷上《元號總載》，頁8a。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78—79。 4

《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八《齊本紀》下，頁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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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這種情况，清人吳玉搢早在乾隆年間，就對這一紀年的準確性提出懷疑。起初，他只是覺得“武平九年”與歷史實際不符，這裏面應當存在某種問題：

按史北齊武平六年，當陳大建七年，歲在乙未。次年丙申，即改元爲隆化元年。又次年丁酉，周師滅齊，而齊亡矣。是武平終於六年，安得九年耶？豈齊亡後齊地之遺民猶用其故君之紀年乎？是未可必，當詳考之。

蓄疑俟考，態度還相當審慎。不過，隨後不久，他就比對相關石刻磚銘，明確做出裁斷說：

嵩山會善寺大殿前有武平七年十一月造像記，蓋隆化改元在武平七年十二月，故十一月以前碑刻皆稱武平；若九年，則國滅久矣，此疑後人僞爲者。

近有僞爲“漢和平二年三月”磚者，不知桓帝和平次年正月即改元元嘉，與此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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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通古今者所爲也。

至嘉慶年間，王昶撰述《金石萃編》，亦依循同樣思路，以爲“武平只七年，無九年，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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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顯係碑誤也”。與吳玉搢的區別，是他只斷定碑文屬誤記誤刻而尚未指實爲後人僞造，但同樣認爲當時不可能存在“武平九年”這一紀年。

受到這些著述影響，後人看待《馬天祥造像記》的“武平九年”紀年問題，大多數人分別采取了如下兩種不同態度。

一是服膺吳玉搢的考述，乾脆將其定爲後世贋造的假貨。清代嘉道以後，有黃易、吳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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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等人競相從之。昔馬衡概述中國石刻文字，論道教造像文字緣起，溯及北朝，僅提及北齊姜纂所造老君像，而這一造像因“造像者只知求福，不論其爲釋道”，故“其記文悉爲釋氏之詞”，就道教造像所蘊涵的社會內容而言，它並不十分具有代表性，至少很不全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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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一並叙述這件《馬天祥造像記》，然而馬衡却置而不論，顯然是對其可靠性存在很大疑問。

二是信從王昶的說法，以爲“九年”這一年數係誤刻。如清人翁大年爲該造像記拓本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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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題跋，首先即引錄《金石萃編》的判斷；嚴可均輯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雖然依據所謂“碑拓本”收錄有這篇文字，但却附加案語云：“武平止七年，而碑云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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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誤。”逮至光緒時期，大聖人康有爲，甚至依循這一判斷而徑行將其紀年改訂爲“武平六年”（九、六二字，形近易訛，古代文獻中常有相互混同的情况，故康氏能有此等大膽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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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這兩種說法，看似有所不同，實際上都是非正即誤的簡單抉擇，以爲當時正確的記述，絕不會寫有“武平九年”這一紀年。然而，北齊末年發生的情况，也有可能比這要略微複雜 清吳玉搢《金石存》卷一一《北齊無窮尊師造像碑》，頁417—418。 清王昶《金石萃編》（北京，中國書店，1985，影印民國掃葉山房石印本）卷三五《馬天祥等造像記》，頁6b。 3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二卷《六朝碑刻》之“北齊邑主馬天祥邑子馬天成等造像記“條，頁84。 4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二《中國金石學概要》下，頁73。案陳垣編纂、陳智超與曾慶瑛校補之《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雖然依據《金石萃編》收錄有《馬天祥造像記》（頁41），但同時亦附錄吳玉搢的說法而未加辨析，顯示出陳氏對它的真僞，同樣存在很大疑問。 5

翁氏跋語見黃永年《記話雨樓舊藏〈馬天祥造像記〉》引述，據作者文集《黃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頁133。 6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65，影印清光緒刻本）之《全北齊文》卷八馬天祥《造像碑》，頁3873。 7

康有爲《廣藝舟雙楫》（北京，中國書店，1983，影印民國世界書局《藝林名著叢刊》本）之《購碑》第三，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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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與此時代相近、性質類似的石刻題記，在今河南偃師，還有一通《孟阿妃造像記》，見於《中州金石記》等書著錄，首書“大齊武平七年歲次丁酉二月甲辰廿三日丙寅淸信弟子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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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妃敬爲忘（亡）夫朱元洪及息子”等敬造元君像一區云云。與《馬天祥造像記》的遭遇一樣，清人武億認爲這篇造像記的紀年存在很大問題，在考述北齊楊安都造像記時談到：

武平七年造像碑在董家村者，爲孟阿妃所建。其書“武平七年歲次丁酉”，證之此碑，“七年”爲丙申，蓋阿妃紀歲誤也。汜水武平五年碑書“歲次甲午”，汝州法行寺武平六年殘碑書“歲次乙未”，《楊安都碑》立自七年，云“丙申”者爲是。阿妃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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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俚俗人書之，其謬至此。

稍後，至王昶撰述《金石萃編》時，對它的紀年形式，也是困惑不解：

按碑云“武平七年，歲次丁酉”，齊後主以庚寅年改元武平，則七年是丙申，非丁酉。是年十二月改元隆化，至丁酉年正月，幼主改元承光，則又非武平。此碑之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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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詳也。

即王氏以爲《孟阿妃造像記》題署的年代，一定存在訛誤。

然而，與王昶約略同時的學者洪頤煊，却從另外一種思路，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考《北齊書》本紀，武平七年十二月丁已，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戊午，安德王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改隆化爲德昌元年。辛酉，延宗爲周師所虜。甲子，後主議禪位皇太子。隆化二年正月乙亥，幼主卽皇帝位，改元爲承光元年。癸未，幼主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己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爲周師所虜，而齊遂亡。

自十二月丁巳至二月丙寅，相距止七十日，凡四易主，四改元，逃竄匆遽之際，號令未必及於民間；且齊正月已亡，其時民心未定，故歲次丁酉，仍以武平七年繫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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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也。

檢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次於武平七年（公元576年）之後的丁酉這一年，亦即所謂隆化二年（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其二月朔日，確爲甲辰，依次推延，本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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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亦正屬丙寅。年、月、日的干支都如此準確無誤，年數更不應輕易錯訛。依照常理，此《孟阿妃造像記》自應銘刻於武平七年之後的丁酉年內，而干支名稱與年號紀年的年數如此不相契合，正應當如洪頤煊後一種推斷所說，係因民心未定，尚且眷懷故國，其刻意回避稱用宇文周氏建德年號而又不便公然表示抗拒，於是，就使用了這樣一種隱晦的紀年形式，使它粗看起來，好像是前一年北齊統治時期舊有的石刻，而結合干支紀年，自然很容易看出其實際雕鑿年代和撰述文稿者潜藏的用心。宋人馬永卿嘗謂“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爲耻，故江南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而但書甲子而已”，性質與此《孟阿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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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記》的紀年相同。類似的情况，還有傳世《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首有牌記 12

清畢沅《中州金石記》（清乾隆刻《經訓堂叢書》本）卷一《孟阿妃造像記》，頁24a。 清武億《偃師金石記》（清乾隆刻本）卷一“齊楊安都造碑像記”條，頁11。 3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五《孟阿妃造像記》，頁6b。 4

清洪頤煊《平津讀碑記》（清嘉慶道光間刻本）卷三《孟阿妃造像記》，頁12b—13a。 5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頁79。 6

宋馬永卿《嬾真子》（北京，中國書店，2008，重刷民國陶湘刻《儒學警悟》本）卷一“畫像紀年”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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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曰：“泰和甲子下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軒謹記。”錢謙益在入清後爲此書撰寫題跋，謂“泰和甲子下己酉，金章宗太和四年；甲子，宋寧宗嘉泰四年也，至己酉歲爲宋理宗淳化九年，距甲子四十五年，金源之亡已十六年矣，猶泰和甲子者，蒙古雖滅金，未立年號，又當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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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政，國內大亂之時，而金人猶不忘故國，故以己酉係太和甲子之下。顧炎武在清代初年記述漢《華岳廟碑》旁刻有一近人題名，題署的年月和姓名爲“崇禎十七年後辛丑和州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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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移孝”，辛丑年爲清順治十八年，《孟阿妃造像記》中的“武平七年歲次丁酉”不僅與之用意相同，形式亦更爲相似，只是比它少刻一個“後”字而已。

武億以爲《孟阿妃造像記》誤書紀歲干支，係以像主爲無知女流且復“倩俚俗人書之”所致，實際上造像記所書不惟不誤，而且在其背後還存在著更深一層的歷史原因。此即黃永年在分析顔之推的《觀我生賦》等史籍後得出的重要認識——北齊之經濟、文化遠勝於北周，故當年顔之推在江陵被俘入周之後，甘願冒生命危險東奔北齊，並且自此一直視北齊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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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晚年入隋後所撰《顔氏家訓》，仍自署身份爲“齊黃門侍郎”。基於歷史的傳承，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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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本來就“貧富有異”，而北齊一方是以“谷食豐饒”著稱。唐人魏徵曾評論說，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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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盛之時，若是“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意即齊國境內人口密集，物産豐盛，北周與之不可同日而語，而宋人葉適則將這種差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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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述爲“東之比西，土地甲兵十倍”。齊人賴此財富，復養育出發達的文化，史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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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至後主武平時期，儘管“政乖時蠹”，勢如土崩，但“藻思之美，雅道猶存”，諸如高緯詔命祖珽等編纂《修文殿御覽》以及延集衆多文學之士“待詔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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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都是一時風雅盛事。清人李慈銘稱高齊一朝“待民頗寬，又知重儒愛士，縻以好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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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橫經揮翰之流，類能引置帷幄，擢居文館，其隱退者，亦得雍容弦誦，優養林泉”，此即顔之推內齊外周之社會背景。又昔李源澄撰寫《北周之文化與政治》一文，雖然對蘇綽在北周模擬《大誥》改造文體之舉大爲推崇，亦不得不承認“北周立國朴質無文之地，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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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之士，盡集北齊”。正因爲北齊文教遠較北周昌盛，至隋文帝時仍謂“齊、魯、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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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學者尤多”。

爲孟阿妃撰此造像記者，其社會地位和文化程度，固然遠不能與顔之推輩相並比，但顔之推所述所爲，清楚反映出齊人之鄙視宇文周氏，猶如趙宋朱明遺民心目當中的蒙元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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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湛時北齊并州刺史段韶竟謂宇文周爲“西羌”，並將其與“北虜”突厥相並稱；唐人劉知幾稱像“中州名漢，關右稱羌”這樣的詞語，不僅在北齊普遍流行，而且還一直沿承到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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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b。 1

見蒙古時期平水張存惠晦明軒增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影印蒙古平水晦明軒刻本）卷首《重修本草之記》，頁1。 2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四六《跋本草》，頁1522。案清人錢大昕對此也有同樣看法，謂張氏刊刻此書時“猶有不忘故國之思”，說見所著《潜研堂文集》（清嘉慶原刻本）卷三〇《跋重修政和證類本草》，頁3a—3b。 3

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清康熙潘耒遂初堂原刻《亭林遺書》本）卷六《華岳廟賈竦詩》，頁9。 4

黃永年《論北齊的文化》，原刊《陝西師大學報》1994年第4期，此據作者文集《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1—31。又黃永年《樹新義室筆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卷一《齊周往事》之“北齊文化遠勝北周”條，頁14—17。 5

《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四二《盧叔武傳》，頁559。 6

《北史》卷八《齊本紀》下，頁303—304。 7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三五《北齊書》，頁511。 8

《北齊書》卷四四《儒林傳》，頁582—583。 9

《北齊書》卷四五《文苑傳》，頁601—604。 10

李慈銘《越縵堂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之《史部·正史類》“北齊書”條，頁296。 11

李源澄《北周之文化與政治》，刊《勉仁文學院院刊》第一期（北碚，勉仁文學院，1949），頁1a—3a。 12

《隋書》卷七五《儒林傳》，頁1706。 13

《北齊書》卷一六《段榮傳》，頁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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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這種用法，可以更爲形象地說明這一點。逮李延壽在唐初承襲乃父餘緒撰著《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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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亦同樣哀嘆北齊亡國爲“生靈厄夫左衽”。須知李大師擬議纂述南北諸朝通史之初衷，便是不滿意於當時“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等失實記載，“常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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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而延壽還是在書中抒發這樣的感慨，這是因爲自其祖父李超（字仲舉）以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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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山東，受恩高氏”，對宇文氏征服山東，自有切膚之痛，以至家世相傳，有此遺訓。李延壽此語，尤可見視北周爲化外戎狄，本是高齊國中通行的看法，故雖尋常百姓，亦難以認可其粗鄙野蠻統治，此乃理宜然也。

就在孟阿妃施造此像一個多月以前的承光元年正月十五日這一天，在北齊膠州亦即今山東諸城附近，有名張思文者，“敬造無量壽佛像一軀，並觀音、大勢至，願師僧父母□□眷屬□□稱心，常□諸佛，國祚永隆，民寧道業，一切含靈，咸□斯慶”，清人阮元就此慨嘆曰：“正月乙亥爲齊幼主受禪改元之日，至二十五日己亥歸周，而齊亡矣。國勢如此，張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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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猶以‘國祚永隆，民寧道業’祝之，殊可慨也。”所謂“國祚永隆”云云，固然是此等祝詞習用的套話，即如清人王昶在總結同一時期佛教造像記內容時所說，其祈禱之詞，例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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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及國家，下及父子，以至來生，願望甚賒（奢）”，惟值此社稷危亡之際，鄉野小民亦未嘗不可借此寄寓切實的心願。史稱晉陽陷落之後，“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時清河王高勱向後主上奏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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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卒伍，猶未離貳。”因知阮元所感，似亦非無因。《孟阿妃造像記》的紀年形式，適可與顔之推的《觀我生賦》等著述相互印證，昭示齊、周更叠之際東方齊國故民的一般心態。

當年翁方綱爲洪頤煊《平津讀碑記》一書作序，曾特別推崇其見識超逸云：“近日輯錄金石者多矣，未有若洪君用心之精密者。”翁氏還具體對比並世學者之高下優劣曰：“嘆其勤且博，近日錢詹事《金石跋尾》，用意之精，庶其匹矣；王司寇之《金石萃編》雖廣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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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密或不逮此也。”意即謂洪頤煊與錢大昕一樣，代表了當時金石學研究的最高水平，等而下之，才是王昶一輩人物。對讀上述有關《孟阿妃造像記》紀年的論證，誠可謂高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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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益信翁氏所說，良非虛譽。

更爲令人欽服的是，洪頤煊在這段論述的末尾，忽又添加一筆，謂“《馬天祥等造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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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武平九年二月廿八日’，亦同此意”，以通貫的眼光，相互參證，對《馬天祥造像記》中類似的紀年問題，也提出了超越吳玉搢、王昶諸人的解釋。至咸豐年間前後陸增祥撰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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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室金石補正》，也對洪頤煊此語表示認同，稱許“其說近之”。不過，陸氏並沒有對此做出進一步的分析。

爲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下面首先讓我們具體分析一下吳、王兩派人的說法。

首先，黃永年已經談到，他得到的《馬天祥造像記》拓本，當年入藏王楠話雨樓，是在雍正至乾隆前期，而在這一時期，“北朝碑刻除極少數大收藏家收一些聊備一格外，向來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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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劉知幾《史通》之《雜說》中“北齊諸史”條，據清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七，頁496。 2

《北史》卷九二《恩幸傳》序論，頁3017—3018。黃永年《〈北史·恩幸傳〉記宦者倉頭胡人樂工事雜說》，原刊《燕京學報》新六期（1999年5月），此據作者文集《文史探微》，頁70—72。 3

《北史》卷一〇〇《序傳》，頁3343。 4

《北史》卷一〇〇《序傳》，頁3319—3341。 5

清畢沅、阮元同撰《山左金石志》（清嘉慶儀征阮氏小琅嬛仙館刊本）卷一〇《張思文等造像記》，頁23a。 6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九“王女輝等造像記”條附《北朝造像諸碑總論》，頁4b—5a。 7

《北齊書》卷一三《清河王岳附子勱傳》，頁177—178。 8

清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卷首清翁方綱序，頁1。 9

案清末學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四（頁174）亦有語云“王氏《金石萃編》不甚爲金石學家所重，以多錯誤也”。 10

清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卷三《孟阿妃造像記》，頁13a。 11

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影印民國吳興劉氏希古樓刻本）卷二二“馬天祥等造像記”條，頁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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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人們所重視，即使舊拓也賣不出價錢，當時不可能有重刻或僞造北朝碑刻做賠本買賣的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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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也就是說絕對不會有人虛造此等銘文。這一認識，極爲重要，非深諳碑刻者不能道，觀書法與碑帖專家錢泳論六朝石刻文字，仍以爲“時值亂離，未遑講論文翰，甚至破體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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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落不檢，而刻工之惡劣，若平生未嘗識字者，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知這一風習至道光中期還沒有改變，它可以從根本上排除奸商贋造的可能，是我們分析《馬天祥造像記》史料價值的重要基礎。又清人李慈銘論僞刻碑銘，以爲“凡作僞者，必先按考時代年月，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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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之”，事實上，贋造者也不會別出心裁刻入史籍中前所未見的紀年。

黃永年在考察王氏話雨樓舊藏《馬天祥造像記》拓本時還特別談到，“册前用宋藏經紙作簽，題‘齊武平造像’五字，點畫斬方，一看便知是大書家金農冬心的真迹”，又檢讀王楠之子王鯤在道光時所編《話雨樓碑帖目錄》，其自撰跋文中述及當年話雨樓盛時，“一時名流，如汪秋泉、金冬心、沈凡民、張文漁，嘗扁舟過訪，評論古刻，而冬心翁尤深於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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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隸者也，其有當意，各署書而去”，所說正與拓本上的題簽相吻合。金農之“深於六朝分隸”，不惟受到諸如王鯤之輩世人推崇，冬心先生本人對此亦頗爲自得，以至竟毫無顧忌地誇耀說：“石文自《五鳳石刻》下，於漢唐八分之流別，心慕手追，私謂得其神骨，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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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潮一字百金也。”讀此尤易知曉，殊難有贋作瞞過冬心先生法眼，此本既然經其品題，自當屬於高齊武平真品。又昔有北京琉璃廠慶雲堂老碑賈張彥生，總結平生經歷撰述《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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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錄》一書，亦謂“此像記書、刻俱佳，不能定其僞作”。這樣的判斷，自然是出自對碑帖“神氣”的一種直覺。結合這種長年浸潤其間而積累的經驗，對《馬天祥造像記》的真實性，更不應該輕易加以否定。

另一方面，當時人刻字上石而出現所謂誤題紀年的情况，其實際可能性極小（月朔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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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時或有之），通常只有一種可能，這就是因過於僻遠或時局動蕩，未能知悉改啓新元的信息，只好依次向後推延原有紀元的年數，此即洪頤煊所說“號令未必及於民間”也。黃永年在論述《馬天祥造像記》的紀年問題時，也曾依循同樣思路指出，《爨寶子碑》題署的“大亨四年”，與東晉桓玄之“大亨”年號僅行用兩個年頭這一史實明顯背戾，便是因居地邊遠而不知中朝的政治變動，從而錯誤署用原有的年號。黃氏復類比揣測說：“馬天祥等當在北周勢力未及之地造此道教石像，可能不知北齊之一再改元且爲北周所滅，……於是在《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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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中大書‘大齊武平九年’云云”。今案馬天祥造像雕鑿於何地，雖然一直無人知曉，但北齊疆域範圍有限，而且也沒有特別難於溝通音訊的偏僻地方，不至於在改天換地一年多以後，仍沒有接獲相關信息。這與《爨寶子碑》遠在西夷亦即今雲南曲靖的情况，似乎有很大不同，二者是否適合相互類比，還可以進一步斟酌。

洪頤煊推測《馬天祥造像記》署用“武平九年”，這與《孟阿妃造像記》的紀年方式一樣，是出自對北齊政權的追從或者企望，可以說爲相關研究奠定了正確的方向。不過，如上文所述，此《孟阿妃造像記》之所以要別出心裁，采用干支與年數錯位的奇特方式，來體現心懷故國的意願，本是由於不敢公然使用北齊的年號，那麽，一年以後，到馬天祥率領邑人捐資造像的時候，北周對北齊故土的控制自然愈加嚴密牢固，這些人怎麽又會如此無所顧忌 黃永年《記話雨樓舊藏〈馬天祥造像記〉》，據作者文集《黃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頁134。 清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一一上《書學》之“六朝人書”條，頁2。 3

李慈銘《越縵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越縵堂詩文集》本）卷七《跋晉爨寶子碑》，頁905—906。 4

清王鯤《話雨樓碑帖目錄》（北平，東方學會，民國十三年鉛印本）卷末自撰跋文，頁1b。 5

黃永年《記話雨樓舊藏〈馬天祥造像記〉》，據作者文集《黃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頁131—132。 6

清金農《冬心齋硯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冬心先生集》所附影印清雍正仿宋寫刻本）卷首金氏自序，頁151。 7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第二卷《六朝碑刻》之“北齊邑主馬天祥邑子馬天成等造像記“條，頁84。 8

羅振玉《雪堂類稿》（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新世紀萬有文庫》本）丙之二《石文跋尾·蒿里遺文以外》第78《齊張龍伯造像記跋》，頁404。 9

黃永年《記話雨樓舊藏〈馬天祥造像記〉》，據作者文集《黃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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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貿然稱用“大齊武平九年”呢？造像銘文，往往勒諸山崖石壁，光天化日之下，恐怕過於張揚；即使是製作像碑於仙宮靖室，同樣也是衆目睽睽的事情，似此赫然宣示重歸於舊日君主，未免不盡合乎情理。洪氏這一認識，似乎還有待深化。

追溯北周吞倂北齊的過程，可以看到，在北周虜獲北齊幼主之後，齊國疆界內外，仍有强烈反抗，即使是在表面形式上，也沒有完全臣服於周人。《北史·齊宗室諸王傳》記載齊范陽王紹義行事云：

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太半。

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仇。

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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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

范陽王紹義即皇帝位後所稱“武平元年”，與後主舊有紀年重復，顯然存在問題。

清人錢大昕對此曾做有考證云：

（《北史·文宣諸子傳》）范陽王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元年”當作“九年”，蓋後主以武平八年失國，紹義逃奔突厥，至次年，因高寶寧上表勸進乃稱帝，仍用武平之號，不自改元也。《通鑒》書此事於前一年，乃云“改元武平”，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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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然因此知北宋本已誤“九”爲“元”，而溫公亦未能校正也。

錢大昕以爲“元年”當作“九年”，固然合乎情理，但司馬光《通鑒》“書此事於前一年，乃云‘改元武平’”，除了當時所見宋本已然誤“九”爲“元”之外，尚有其他不得已的苦衷，——這就是“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之後，范陽王紹義稱帝於突厥的時間，在更早的史籍當中，並沒有清楚記載。

《周書·武帝紀》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十二月之末，有相關紀事云：“是月，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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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實則高寶寧在武平末年一直司職營州刺史，《周書·武帝紀》所說“北營州”，其實也就是營州（以今遼寧朝陽爲中心的大淩河上中游河谷地帶）。蓋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因營州屬地失陷於契丹而別於英雄城（今河北徐水附近）僑置南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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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東魏孝靜帝天平初年，始得在原址重設，而同時亦保留南營州的建置，高氏則承之未改。 《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傳》下《范陽王紹義傳》，頁1884—1885。 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史學叢書》本）卷四〇，頁742。 3

《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六《武帝紀》下，頁105。 4

《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頁2491，頁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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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齊天保四年，文宣帝高洋征討契丹，曾北至營州，五年後則見有南營州遭遇“螽澇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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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載，約略同一時期，宗室高長弼出任“南營州刺史”，故相對而言，亦可稱故地重建的營州爲“北營州”。其南、北二營州並稱的用法，亦嘗見諸《北齊書·斛律光傳》和可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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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孝裕墓志，都是正式的職官稱謂，如墓志乃記其故世之後，“詔贈使持節都督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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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南北營五州諸軍事”。此猶如胡三省云“後齊置朔州於古馬邑城，於西河郡置南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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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謂馬邑爲北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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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亡國之後，高寶寧雖蒙“周帝遣使招慰”，並“拜爲營州刺史”，却堅决抗命，“不受敕書”，從來也沒有降服於周室，故《周書》“高寶寧據州反”云云，應當就是指《北史·齊宗室諸王傳》所記高氏“在營州表上尊號”一事。《北齊書》本傳記述高寶寧此舉，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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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上表勸進”，由此可以更爲清楚地認定，所謂“表上尊號”，也就是擁戴范陽王稱帝，由“不受敕書”，割地自保，發展到協同高紹義復興齊國，自然可以被視作反叛行徑。據此，范陽王紹義稱帝並繼續行用武平紀元的時間，只能是在這一年十二月之後，這是重行武平紀年的時間上限。不過高寶寧勸進，並不等於高紹義一定要馬上登基即位。由於時間已到年底，范陽王紹義完全有可能選在翌年元旦吉日就此大位。

又《周書·異域傳》記述在突厥他鉢可汗時期，“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仇。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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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略居民。”此周武帝宣政元年，乃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之次年（公元578年）。該年四月，他鉢在扶植齊范陽王建立“”後入寇幽州，這是高紹義行用武平紀年的時間下限。

假如用北周紀年來表述的話，北齊范陽王紹義在突厥恢復使用武平年號的時間，就應當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十二月至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四月這段時間之內。依據舊史記載，實際上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後人所說更爲具體的時間，都完全出自揣測。不僅司馬光繫此事於建德六年（南朝陳宣帝太建九年）年末是這樣（司馬溫公可能更側重考慮范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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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義和高寶寧等人所面臨局勢的迫切性），錢大昕同樣也沒有直接的證據，只不過他的揣測看起來要更爲合理一些而已。

在上述時代背景之下，來重新審視《馬天祥造像記》的紀年，便不難發現，馬天祥諸人題署“大齊武平九年二月廿八日”，正應該是在遵用高紹義頒行的正朔，這件北齊時期的珍貴實物，足以徹底證實錢大昕的判斷準確無誤。

范陽王紹義之所以不再另啓新的紀元而依然沿用後主原有的年號，是因爲北齊後主高緯雖然萎頓無以自立，國中諸王却並沒有什麽人想要主動取而代之，大家都在同心維護後主的權威，以便聚集人心，挽救國家覆亡於萬一。在范陽王紹義稱帝之前，當後主遺弃并州向東方鄴城等地逃遁的時候，安德王延宗雖然在城中將帥的催逼下不得不暫即帝位，並啓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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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但私下裏却派人致書於冀州刺史任城王高湝，謂“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高湝則答對說：“我人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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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書》卷四《文宣帝本紀》，頁57，頁65。

《北史》卷五一《齊宗室諸王傳》上《陽州公永樂傳》，頁1851。 3

《北齊書》卷一七《斛律光傳》，頁227。 4

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之八七《可朱渾孝裕墓志》，頁226—227。 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一七二陳宣帝太建八年十一月下元胡三省注，頁5360。 6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三九《陰壽傳》，頁1148。 7

《北齊書》卷四一《高寶寧傳》，頁547。 8

《周書》卷五〇《異域傳》下《突厥傳》，頁912。 9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七三陳宣帝太建九年十二月，頁5383—5384。 10

《北史》卷五二《齊宗室諸王傳》下《安德王延宗傳》，頁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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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受此啓。”遂將使者執送鄴城，聽憑後主處置。由此可見，當時高氏宗室心思所向，都是要竭力顧全江山社稷大局，並沒有人想乘亂一逞私欲。因此，高紹義自行稱帝却依舊沿用武平年號紀年，顯然是在爲迎接後主復國而預留空間。

新登基的帝王像這樣繼續沿用舊日君主的年號，而不改建新元，雖然比較特殊，但在歷史上亦不乏其例。如東漢末年靈帝劉宏在中平六年四月去世後，皇子辯亦即少帝即位，當月改中平六年爲光熹元年，八月復改元爲昭寧，九月獻帝即位，改昭寧爲永漢，可是到年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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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時候，獻帝却又“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又如五代後梁郢王朱友珪在太祖乾化二年六月殺掉朱溫篡位，翌年改元鳳曆，二月中旬均王友貞復發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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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奪取帝位（史稱末帝），當即“去友珪僞號”而復“稱乾化三年”，仿佛重歸於太祖朱溫一朝。又如晉少帝（出帝）石重貴在高祖天福七年夏即位之後，翌年竟然沒有改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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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天福八年，而且直至下一年七月，始“改天福九年爲開運元年”，行用自己的紀元。另有後漢隱帝沿用高祖乾祐年號、後周世宗沿用太祖顯德年號，都是“宜改元而不改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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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終其世而不改”。更爲乖戾的是，後漢高祖劉知遠在晉少帝開運四年二月即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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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亦即順延出帝之前晉高祖石敬瑭的年號。宋人徐無党曾就此評論說：“天福止八年而改元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國，而未有國號，又稱晉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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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開運而追續天福爲十二年，初無義理。”清人葉維庚在《紀元通考》一書中還列舉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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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這樣的用法，參看這些事例，可知錢大昕將今本《北史》之“武平元年”訂正爲“九年”，自屬通人之論，對范陽王紹義行用武平九年紀年的做法，亦不必再感到詫異。

反過來看，《馬天祥造像記》的紀年與相關史事如此密合無間，則又足以印證黃永年的判斷，確知此石絕非後人贋造。

闡明《馬天祥造像記》“武平九年”紀年的産生背景之後，還可以對造像記原石所在的地點做一大致推測。高紹義雖然號稱齊帝，實際上只是率衆寄身於突厥可汗帳下，在內地並沒有多少直接控制的地域，唯一一塊聽從其號令的較大片區域，就是高寶寧掌握的營州地區。高寶寧以其久鎮此地而“甚得華夷之心”，復利用營州南阻燕山、北連契丹、靺鞨、突厥的地理優勢，不僅始終沒有臣服北周，甚至到楊隋代周之後，仍然在營州盤踞一段時間，有時還主動向臨渝鎮、平州一帶發起進攻，進而與突厥聯手，“謀共南侵”，隋文帝“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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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開皇三年，隋文帝楊堅派遣陰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掃之”，始被削除。因此，行用高紹義武平紀年的《馬天祥造像記》，最有可能鐫刻於這一地區。

營州雖然地處北朝邊陲，稍顯偏遠，但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刺史元景即在當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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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皇帝造石窟一區”，存留至今的北魏造像銘文，尚有《韓貞造像記》，此地固已習染造 《北史》卷五一《齊宗室諸王傳》上《任城王湝傳》，頁1866。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八《靈帝紀》，頁357—359；卷九《獻帝紀》，頁367—369。 3

《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八《晉書·末帝紀》上，頁113—115。 4

《舊五代史》卷八一《晉書·少帝紀》一，頁1074；又卷八三《晉書·少帝紀》三，頁1093。 5

《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〇《漢本紀·隱帝》並宋徐無黨注，頁105；又卷一二《周本紀·世宗》並宋徐無黨注，頁119。 6

《舊五代史》卷九九《漢書·高祖紀》上，頁1325。 7

《新五代史》卷一〇《漢本紀·高祖》宋徐無黨注，頁101。案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卷一〇《漢本紀·隱帝》篇末（頁107—108）對朱友貞和劉知遠追續舊日君主年號的原因，做有分析，可參看。 8

清葉維庚《紀元通考》卷一〇《稱舊君年號》，頁8b—10a。 9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七一營州，頁1431。《隋書》卷三九《陰壽傳》，頁1148；又卷五一《長孫晟傳》，頁1330。案關於高寶寧堅守營州抗拒周、隋兩氏始末，寒齋藏約民國初年佚名撰《北史校勘記》略有考證，謂“寶寧爲齊之誠臣，……《北史》不能明辨而詳載之，爲可惜也，當據齊、隋二《書》以補其缺”，所說很有道理。 10

羅振玉《雪堂類稿》丙之二《石文跋尾·蒿里遺文以外》第71《魏營州刺史元景造石窟碑跋》，頁401。羅福頤《滿洲金石志》（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影印1937年石印本）卷一《營州刺史元景造石窟記》，頁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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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奉祀的風氣。清人吳玉搢謂此《馬天祥造像記》，“以年代字畫考之，亦太原風峪之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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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也”，所說似乎不宜信從。民國時章炳麟氏論石刻文字之地域差異，嘗謂“邊鄙之人篤於守舊，都邑之士，巧於創新。是故羌胡《廣武》之碑，寧州《寶子》之石，書法敦樸，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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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漢遺”。准此通例，此《馬天祥造像記》之純用八分漢隸，與其鐫刻於東北邊鄙，應該也有一定關繫。

在此基礎上，再來審度《馬天祥造像記》銘文，從中還可以看到北齊時期道教分布的一些地域特徵。造像之風，蔚然興盛於北魏，尋其緣起，乃以釋迦信徒施造功德爲動因，如雲崗石窟中的佛像，至遲可上溯至元魏文成帝時期。一部分道教信徒緊隨之效法於後，存世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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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道教造像記，有陝西耀縣之《姚伯多造像記》，雕造於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惟如同黃永年指出的那樣，與大量佛教造像記相比，整個南北朝時期像《馬天祥造像記》這樣的道教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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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銘文，數量一直相當稀少，二者多寡差異懸殊，潘景鄭曾用“萬不得一”來形容。故馬衡論述道教造像，首述“唐時崇奉道教，佛像之外有造老君像天尊諸像者”，只是在追溯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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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道教造像的淵源時，才略一道及“北朝業已有之”。

在爲數有限的道教造像當中，相對來說，北齊還算占有較大比重，馬衡曾經舉述的姜纂造老君像和上文提到的孟阿妃造元君像，就是其中的代表性遺存。馬衡以爲，姜纂造像“其記文悉爲釋氏之詞”，係緣於“自寇謙之以天師佐治以後，釋道源流，轉因分析而雜糅”。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重整道教科律規戒，本多依傍佛法，兩教緣此貌離神合，因知所謂“因分析而雜糅”，實良有以也。就長遠發展趨勢而言，馬氏所說，固然洞徹佛、道兩教及其造像銘文交織融合的內在緣由。不過，在這一變化過程當中，朝廷的廢佛抑或廢道舉措，都會産生重要的促動作用。蓋正如馬衡指出的那樣，對於大多數善男信女來說，本來“只知求福，不論其爲釋道”，朝廷人爲禁絕某教之後，其基層信衆很容易轉而歸入另一宗教門下，從而加劇兩教之間相向彙通的趨勢。

審視北朝道教造像記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在“寇謙之以天師佐治以後”出現的《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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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造像記》，其通篇上下，句句不離所謂“芒芒太上，亹亹幽微”，與《姜纂造像記》中充斥佛教用語的情况，明顯不同。透視這篇造像記後面的文化背景，我們又可以看到，在姚伯多等施造此像的北魏孝文帝時期，釋、老兩教正相互對峙並立，故表現在造像記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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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尚且壁壘森嚴。稍後，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雕造的《造太上老君像記》，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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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不同的是，《姜纂造像記》雕造於北齊後主天統元年，在前此十年的天保六年，北齊文宣帝高洋下令禁絕道教，“敕道士皆剃髪爲沙門”，其施行的嚴厲程度，以至史稱“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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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境皆無道士”。正是在這一特殊社會環境下，由於已經沒有道士主持引導，方才出現施造老君像却“記文悉爲釋氏之詞”的奇特情况，以致某些對學術瞭解不多的碑帖專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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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誤以爲這篇造像記是建造佛像的銘文。十二年後撰述的《孟阿妃造像記》，與《姜纂造 1

羅振玉《後丁戊稿》之《魏韓貞造像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羅振玉學術論著集》本），頁657—658。 2

清吳玉搢《金石存》卷一一《北齊無窮尊師造像碑》，頁416—417。 3

章炳麟《論碑版法帖》，刊章氏主編《制言》半月刊第十一期（1936年2月。揚州，廣陵書社，2009，影印民國鉛字排印本），頁1111。 4

武樹善《陝西金石志》（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影印民國鉛印本）卷六《姚伯多造像記》，頁309—312。案陳垣編纂、陳智超與曾慶瑛校補之《道家金石略》收錄道教造像碑記，以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造太上老君像記》爲最早（頁31—33），失收此《姚伯多造像記》，似宜補入。 5

潘景鄭《寄漚剩稿》（濟南，齊魯書社，1985）之《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石刻分類目錄序例》，頁74—75。 6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二《中國金石學概要》下，頁73。 7

武樹善《陝西金石志》卷六《姚伯多造像記》，頁309—312。 8

陳垣編纂、陳智超與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之《造太上老君像記》，頁31—33。 9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四《姜纂造像記》，頁1a。 10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六六梁敬帝紹泰元年八月，頁5131。 11

楊震方《碑帖叙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之“姜纂造像碑”條，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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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記》的情况相似，銘文乃祈願“亡者去離三途，永超八難，上昇天堂，侍爲道君。芒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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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蠢蠢四生，同出苦門，俱昇上道”，其中諸如“三途”、“八難”之類的詞語，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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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借自佛門。

不過，在另一方面，一種普遍的社會觀念，也不可能在一二十年之間，徹底發生變化，特別是在不同地域之間，常常會有很大差異。姜纂和孟阿妃造像都在今河南偃師，屬於北齊政權的中心區域，禁行道教，相對會更加嚴格徹底，而《馬天祥造像記》反映出在遠離北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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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統治中心的營州，由於“地接邊城”，造像記中不僅保留著純粹的道教詞語，並且還清楚寫明參與造像的社邑組織及其成員，即所題像主名單：“邑主馬天祥。邑子馬天成，邑子馬天相，邑子馬天慶。道民王成人，道民王大人，道民王强人，道民王恭人。”朝廷厲禁之下，能够一直像這樣有組織地開展活動，正是邊遠地區統治力鬆弛的表現。道教信衆這種社邑組織，同樣也是仿自佛教，但佛教社邑資料不僅造像記留存豐富，還有諸如敦煌、吐魯番文書等諸多其他資料，道教社邑資料却相當稀少，這也是這篇《馬天祥造像記》特別值得珍重的地方。

昔陳寅恪論述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活動的地域特徵，“悉用濱海地域一貫之觀念以爲解釋”，溯其淵源，乃若至漢武帝時期爲止之一切方士迂怪之論，皆出自燕、齊濱海區域，謂“凡東西晉南北朝奉天師道之世家，舊史記載可得而考者，大抵與濱海地域有關”，且以“道家學經及畫符必以能書者任之，故學道者必訪尋真迹，以供臨摹”，因而奉道世家往往兼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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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北齊營州固屬燕人濱海地域，亂世中仍能有虔心信衆鏤此神像，所書造像銘記且具勁駿墨彩，足見道教在當地影響之深，與陳氏所說，合若符節。

談到這一點，關於這篇造像記的宗教屬性，還有一個基本問題，需要略加辨析。這就是吳玉搢曾經提出如下論斷：

味其辭義，蓋邑人延僧造像以祈丏冥福，故刻石記事。所謂“道人”、“道民”、“邑子”，皆邑人奉佛者之稱也，他碑亦多有之。魏、齊之際，北地佛教甚行造像刻經者，上自帝後，下逮民萌，一時若狂。其碑刻之見於載籍者……不可勝記，獨此碑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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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諸家集錄。

王昶在《金石萃編》中也注意到“道民”這一稱謂稍顯獨特，附有釋語云“王氏四人稱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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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民’。晉有劉道民，‘道民’之稱由來久矣”。案《馬天祥造像記》裏的“道民”是自署其身份，而所謂“劉道民”者只是人名用字（東晉劉宋間人劉穆之小字道民），即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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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於同一身份，僅僅做這樣的簡單類比，也無助於說明“道民”的性質。觀王昶所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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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造像諸碑總論”，在開列名目繁多的造像人稱謂時，竟略無一語述及此等“道民”，更可以看出，他對這一詞語的含義確實不甚清楚。所謂“邑主”、“邑子”，固然是佛教社邑通用的詞語，但“道民”（案“道人”爲吳玉搢誤書，《馬天祥造像記》中實未見“道人”）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五《孟阿妃造像記》，頁6a。 參見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之《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二五五條“全北齊文卷八”，頁1511—1512。 3

《北齊書》卷二五《王峻傳》，頁3。 4

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刊《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1933），頁439—466。 5

清吳玉搢《金石存》卷一一《北齊無窮尊師造像碑》，頁415—416。 6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五“馬天祥等造像記”條，頁6b。 7

案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曾經指出，諸如“之”、“道”等字，是天師道門徒爲體現其信仰而樂於選取的命名用字，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頁444。 8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九“王女輝等造像記”條附《北朝造像諸碑總論》，頁4b—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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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道教活動中稱謂信徒的獨家用語，見於南北朝間撰述的《玄都律文》，《弘明集》所載釋玄光著《辯惑論》甚至還談到過它的來源，謂“道民”一語乃東晉安帝義熙時“秣陵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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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王靈期作也”。這種說法雖然並不十分準確，如近人沈曾植所云，“右軍、謝傅已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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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謂道民之稱起自靈期，亦不諦之論耳”，但“道民”用以稱謂道教信衆，乃是不爭的事實。北周武帝保定元年鐫刻的《道民馬洛子造玉石老君像記》和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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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居仁造老君像座記》當中，可以看到同樣的題名。至遲到清代後期，已有學者知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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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義蓋即“猶奉釋教者稱佛弟子”也，吳玉搢所說差誤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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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民馬洛子造玉石老君像記》拓本

過去黃永年在探討《馬天祥造像記》的紀年問題時，本來已經考慮到范陽王紹義行用的武平紀年很可能對這篇造像記中的“武平九年”具有影響。提出這一看法，非常重要，它爲準確認識“武平九年”紀年，指出了最爲合理的路徑。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偶失疏忽，未能檢讀錢大昕的考辨，黃氏囿於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裁斷，依舊將高紹義在突厥稱帝與 南北朝間佚名著《玄都律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影印明正統《道藏》本）之《制度律》，頁459。 蕭梁釋僧祐《弘明集》（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四部備要》簡裝紙皮本）卷八釋玄光《辯惑論》，頁8。 3

沈曾植《海日樓札叢》（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新世紀萬有文庫》本）卷六“王靈期”條，頁226。 4

陳垣編纂、陳智超與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之《道民馬洛子造玉石老君像記》，頁35。清端方《陶齋藏石記》（清宣統元年石印本）卷一五“田居仁造老君像座”條，頁8a。黃苗子《簠齋藏金石拓片三種》（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8）之《北周道民馬洛子造像並題記》，頁24—25。 5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緒己亥刻本）卷四《景雲觀天尊碑》，頁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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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稱武平元年”的時間，定在周人滅齊這一年內，亦即北周武帝建德六年，推測說當馬天祥等造像之際，“也可能已知范陽王紹義之稱帝用武平紀年，而誤以爲是後主原用武平之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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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從而按照自己的揣測，題署了“大齊武平九年”這樣的紀年。儘管未能透徹理解“武平九年”這一紀年的，但正是由於黃氏獨具慧眼，精心藏儲並清楚辨明《馬天祥造像記》這件似已僅存於世的孤本拓片，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勾稽出齊、周交爭之際這件重要史事。

最後需要附帶提及的是，畢沅《中州金石記》與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兩書都著錄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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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有一件“武平九年正月”上石的《董洪達造像記》，冷眼一看，似乎也可以作爲范陽王紹義武平紀年的用例，但所謂“九年”實際上是“元年”的訛誤，錢大昕早已指出，這件造像記原本題作“大齊武平元年歲次庚寅正月乙酉朔廿六日”，所書“庚寅歲”與武平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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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值之“戊戌”不符，却正是元年的歲次，故《中州金石記》等書所說，必有謬誤。畢沅和孫星衍著錄這篇造像記時錯識“武平元年”爲“武平九年”，道理同今本《北史·齊宗室諸王傳》誤書“武平九年”爲“武平元年”一樣，都是以“元”、“九”二字形近致訛。與此相似的是，《北史·循吏傳》記述孟業“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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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九年，爲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文中所說，還是一派太平世界景象，完全沒有涉及周人滅齊以及齊後主亡命被俘諸事，其“爲中大夫，加衛將軍”云云，看起來不會發生在高紹義復國時期，此“武平九年”應該是“元年”或者“六年”等形近數字的形訛。

總而言之，能够證明高紹義“武平九年”紀年行用於世的文字，到目前爲止，還是只有這篇《馬天祥造像記》。

2010年12月12日記 2010年12月17日改定 刊《文史》2013年第4期

黃永年《記話雨樓舊藏〈馬天祥造像記〉》，據作者文集《黃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頁136。 清畢沅《中州金石記》卷一《董洪達造像記》，頁24b。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國學基本叢書》本）卷二，頁56。 3

清錢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嘉定錢大昕全集》本）卷三《董洪達造像記》，頁75。 4

《北史》卷八六《循吏傳·孟業》，頁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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