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分析路径及其走向

IssuesofContemporaryWorldSocialismJun󰀁2006

AQuarterly,No󰀁2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主义󰀂

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分析路径及其走向

何历宇

(浙江财经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基础性范式是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其结构性、历史性与宏观性,其局限是缺乏对民主化过程的微观解释。随着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民主化理论的分析路径实现了从宏观向微观机制的转向,突出了政治主体的理性选择和策略互动对于民主化过程的重要意义。而理性选择理论关于个体主义和经济理性的严格假设,无法有效解释民主化过程中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以及无效制度的长期存在和传播。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开始广泛兴起,这一分析方法通过重视制度(包括规范、文化等)的作用,致力于把宏观视角与微观机制结合起来,对民主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理解。

󰀁关键词󰀂民主化理论;经济路径;文化路径;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

󰀁作者简介󰀂何历宇,浙江财经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D6;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6)02-0076-08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一直是西方政治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围绕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过程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回顾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的历史,当代西方政治学家广泛地探讨了现代民主政治成长的基本条件和复杂因素。本文试图对其基本分析路径做一评析。

一、民主化的经济观: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条件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是大多数学者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在这种分析路径看来,现代民主政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和必然结果,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政治制度的发展,其中,中产阶级的成熟是民主化成功的关键。对于民主政治的经济条件,有的学者偏重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直接决定的因素,有的偏重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现代组织的大量兴起,有的注重科学技术及其带来的大众消费对政治形态的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亨廷顿等人就把现代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教育的普及,中产阶级的壮大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李普塞特认为核心是经!76!济因素以及经济因素所直接决定的因素。他列出的现代民主的基本条件是:开放的阶级系统;经济增长;平等主义的价值体系;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普及;民间组织的高参与率,等等[1](p45)。亨廷顿提出:∀第三波民主化的动力来自于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惊人的全球性经济增长。#[2](p375)具体而言,主要发生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一条过渡带的国家中,这种∀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民主的过渡必定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帕森斯、阿尔蒙德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是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而社会结构分化的关键原因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分离。换句话说,现代政治自由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民主则是建立在这种分离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在帕森斯看来,教会与国家的分化是西方社会结构分化的重要一步,经济与政治的分化则是决定性的一步。他说:∀经济意义上的组织是所有组织功能运行的基本要素。在组织∃建立%阶段,它必然起到中坚作用。#[3](p24)正是这些功能分化的组织的大量产生,了国家权力,构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阿尔蒙德也提出,衡量政治发展的基本指标就是结构分化与文化的世俗化,它们都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直接产物。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阶段∋∋∋非党宣言(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决定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产生稳定的民主社会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先后经历了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基本上完成了这六个阶段的国家就进入了稳定的民主社会。罗斯托该书虽然直接谈的是经济增长,但其政治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所谓∀非党宣言#就是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替代完成民主化的使命,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必将改变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形成平民化的社会结构。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中也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尤其是电子通信、交通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必将进入∀共同参与民主制#的阶段。

民主化理论的经济观点是一种主流分析范式,其基本特点是其结构性、历史性与宏观性,其解释力和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1)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形成了市民社会的相对性,政治权力的和无限膨胀才受到了根本;(2)工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平民化的社会结构,为政治平等提供了物质基础;(3)现代经济所催生的政治体系以及技术发展使战争形态发生了向全民战争的转变,全民军事动员的战争模式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地位;(4)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教育普及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普及了平等主义价值观念,促进了大众政治意识的觉醒和参与能力的提高;(5)现代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形成的社会交往体系,为信息的广泛传播和自由结社提供了基础;等等。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宏观视野以及统计学规律看,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工业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分不开,政治民主也与经济自由分不开。在现代社会,并不存在一个成功的非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但是,民主化的经济观点也存在一些理论上有待说明的问题:(1)西方主流思想家往往并没有区分经济关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的区别,由于他们大多强调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作用,就无法说明西方国家自身的历史。如美国在确立其现代民主政体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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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农业人口的比例,还是农业产值所占国民生产总量的比例看,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如果与西方国家建立民主政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比较,现代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早已超过这一水平,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产生民主政体。相反,当今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印度、印尼等,反而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说明,制约现代民主政体的根本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说是经济关系的性质。(2)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西方国家产生了民主政体,但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却与非民主政体实现了结合。这说明,即使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产生民主政体也没有必然性,至少还有许多重要的中间环节没有得到说明。(3)西方主流思想家总是喜欢把自身民主政体的具度作为衡量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标准,这不仅遭到了这些国家的抵制和反对,而且也无法说明西方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

二、民主化的文化观:民主是一种文化的特殊产物

民主化理论的经济视角包含的理论困难,西方世界本身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严重挫折,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的困境,使人们注意到了历史文化因素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的观点可作为文化分析路径的代表。他在20世纪50年代反思两次世界大战给民主政治的发展造成的挫折时,深刻分析了民主与专政的社会历史起源。他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具体方式对于不同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贵族能否顺利转化为资产阶级,农民能否转化为自由劳动者,是现代民主政治能否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而这一点是与各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不可分的;经济现代化本身并不能够产生民主制度。他说:∀西方的民主政体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非民主政体,甚至反民主政体,同样有可能是现代化的产物。#[4](p126)还指出:∀对于西欧的民主来说,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1)在统治者权力下某些法人团体与个人取得豁免权,以及对不公正权威的反抗权;(2)自由人之间缔结契约的概念。这种结合仅仅产生于西欧。#[4](p336)

摩尔对历史文化因素的强调,希望既能说明西方部分国家现代民主政治得以顺利发展的原因,也说明另一些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的挫折以及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困难。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的巨大反响说明它的部分解释力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摩尔的分析至少也存在几个关键问题:第一,他没有区分现代化过程与现代社会本身对于民主制度的意义。显然,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转型方式对于是否顺利产生民主制度有重要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现代社会本身与民主制度的必然联系。第二,西欧前现代社会中的某种制度结合可能是西欧社会产生民主制度的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社会的某种制度结合就不能转化为民主制度。显然,任何成熟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建立在文化沙漠之上,它必须与传统文化实现某种结合;仅仅依靠人为设计的制度不可能把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人民整合起来,而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是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制度的。第三,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划分模式本身也存在不少争议,制度与文化也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制约关系。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实现了民主制度,另一方面也仍然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并没有根本阻碍民主政体的实现,民主制度本身一旦确立就具有了!78!相当的自主性,并且反过来对形成新的政治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如日本、韩国等。

由于主体自身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制度的支撑和制约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传统文化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它自身也包含着矛盾和多样性,而且也并非所有内容都能对政治制度产生直接影响。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在经过对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美国和墨西哥的民众对民主制的态度长达五年的比较调查后,发表了&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的报告,在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强调与政治有关的情感、认知、评价等心理因素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区分了直接制约民主制度的政治态度以及与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的非政治态度。他们认为,支撑现代民主制度的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它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现代文化,它既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又具有现代文化的特征#[5](p8)。而且,现代公民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文化,而是一种平衡各种社会角色与成员生活的综合文化。因为在现代社会,对于绝大多数公民来说,政治生活仅仅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极为次要的地位,而家庭生活、社区生活以及职业生活才是他们最为关心和投入精力最多的生活。在这些领域,没有文化的多样性,没有传统文化的存在,是很难理解的。

不过,随着政治文化研究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以及被广泛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它越来越背离阿尔蒙德等人的初衷,过分强调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对立性。比如,阿尔蒙德的弟子卢森!派伊就运用文化分析视角解释了中国近代以来民主化历程的悖论与困境。她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工艺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技巧文化#。∀技巧文化#容易传授,一经掌握就可运用;而∀工艺文化#只能在长期的实践中领悟,无法言传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人很难建立一套复杂的法律和制

[6](p74)

度,而没有法律和制度的发展,现代民主是无法运作的。亨廷顿自1993年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后,也强调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与民主制度的不相容性,认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冲突是不同文明体系的深刻冲突。

亨廷顿的这种理论旨趣的变化是很值得思考的。一方面,文明冲突论包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苍白无力,因为它把文化路径归结为一种宿命论了。这种宿命论认为,由于传统文化的差异,有的文明注定不能产生和建立民主制度,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前途只能依靠西方的文明输出,而文明的冲突阻碍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历程。亨廷顿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世界上许多学者的批评。

文化路径的理论困境还表现在∀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滥用。由于普特南对意大利北达20年的考察,他发表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运用很快就风行于政治领域。上至美国总统,下至一般民众和媒体,社会资本概念都成为一种流行术语。然而,这一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拓展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政治文化论,并被福山等人用来解释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化困境,其基本结论是,非西方世界民主化的困境是因为社会资本的缺乏。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滥用,只是表明文化分析路径的穷途末路,也表明这一路径在当代西方学者的潜意识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它总是会通过某种新的概念的流行或理论翻新来复活。

三、民主化的理性观:民主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

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主化理论范式的一个重要转型就是理性

!79!选择理论的兴起。这一理论转型实现了民主化理论分析路径从宏观历史社会学到微观机制的发展。如果以往宏观取向突出了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对于向民主过渡的∀客观#制约性,那么,理性选择理论的微观取向则突出了政治行为者的行动方式(策略选择)与目标取向(偏好)对于向民主过渡的∀主观#制约性。

微观取向思路对于宏观历史社会学路向的一个有力挑战就是:民主作为谈判、妥协的制度化过程决不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能自然产生,而只有在政治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实践才能逐步培养和建立起来。政治活动是人的实践,现代民主政治是广大民众的实践。从一个社会结构变迁到另一个社会结构,必须要经过人的主观活动这一中介环节。在这一中介环节中,并不存在固定的一对一的因果联系,而是存在着较大的理性选择空间。因而,一定的社会结构不仅是制约人们理性选择的因素,同时也为人们的理性选择提供了机会。人们的理性选择不仅受制于客观环境的影响,也直接受到其他社会主体理性选择的影响;一个政治家或政治集团采用的策略将会影响到其他政治家或集团的策略选择。因此,人们的理性选择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一定时期特定集团的思想、主义、组织、、工作方法、战略策略等各方面的选择,经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行政机构、民间组织等宏观政治结构。理性选择的创新性、系统性和策略互动性,构成了客观历史变化和政治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微观机制[7](p218)。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理性选择理论就把民主化的问题归结为人们的认识和制度设计问题。在他们看来,由于支配人们行为的直接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潜在的文化传统,也非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地位,而是意识到的具体利益。因此,对现实利益的理性认知,将使人们的行为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制约,进行自主地创造和选择。民主化过程之所以得以实现,并非某种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认识的自我选择。没有人类自身认识的发展和对制度的选择,民主是不会自动出现的;同理,民主国家的示范作用也必然可以为后发国家提供某种启示,政治文明的传播也将大大缩短各国人民自我探索的历程。可以肯定,没有与现代西方文明的接触,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必将在原始状态下继续生活相当长时间,甚至上千年。而现代社会许多国家之所以选主制度,也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尽管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是,民主制度毕竟是解决现代社会冲突的最好途径,民主制度能够为人们实现各种价值提供广阔的空间。没有这种共识,民主日益成为一种神圣价值就是不可思议的。

理性选择理论重视主体的理性选择对于民主化过程的中介作用,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提出了主体的中介作用是民主化过程不可缺少的中介环节,而且在于它看到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本身是与现代政治知识的发展不可分割的。如果说,古典民主制度还有可能将宗教、习俗以及人的美德作为政治生活的主要支柱的话,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现代社会,在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就不可能离开主体的政治知识的不断创新、积累和传播。现代民主制度的成长是与政治知识化的过程相互促进的。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民主价值的确立与政治哲学的批判密不可分。从启蒙思想家对自由、民主、博爱的歌颂和向往,到法兰克福学派对政治意识的呼唤,到新共和主义对公民德性!80!的重塑,到罗尔斯政治哲学对政治正义的关注,再到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思想家对整个现代政治的重构,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成长过程中,政治哲学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维度。正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概念的辨析和批判,政治才像∀金鱼缸#一样被人们看得透彻,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才得以深刻而稳定。

第二,政治知识化为政治制度化提供了基础。从制度与知识的关系来看,政治知识是制度建构的基础,制度本身也是政治知识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民主制度主要是一种间接民主,它离不开各种复杂的制度设计。

第三,在现代社会,政治知识是引导公民文化的重要力量。培育公民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使命之一。现代公民文化需要政治知识引导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民主制度并非现实人性的简单产物,也不仅仅建立在权力和利益的均衡基础上,还体现了人类对理想生活的自觉追求及其对现实的改造,因而人类自身的理性作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可以说,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在民主化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正是理性选择理论合理性的重要体现。问题在于,理性选择理论对理性的理解是有偏颇的,它一再强调∀规范#与∀现实#、∀应该#与∀是#的区别,并坚持自己对后者的立场,这就为自己理论的有效性划定了界限。很难想象,当每个人都从个体的经济理性出发行动时,民主化过程会产生,民主制度会得到巩固。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对于为什么大多数个人会去投票的问题,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最佳解释仍然是因为某种道德责任感或公民义务[8](p14)。的确,如果存在毫无具体个人信息的∀无知之幕#的话,理性的个人是可能作出对整个社会有利的∀正义#的选择的;然而,让现实的人进入∀无知之幕#的行为本身却只能是一种道德行为。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力主要源于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经济逻辑,它无法说明西方国家的民主异化的问题,也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真实过程,因而其有效性往往局限于较小范围内的制度改变,而很难说明整个国家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历程,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都是与部分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的长期奋斗以及人民群众的广泛道义支持分不开的。如二战后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就与法西斯践踏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因而激发了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和珍爱分不开;与全世界,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争取各种民主权利的斗争,促进了民主权利的极大发展分不开。同时,各种无效制度的长期存在和传播说明,即使人们认识到了某种制度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只要它仍然符合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要改变它就往往面临着斗争。

四、新制度主义:民主化过程的综合理解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检讨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的基础上,当代西方政治学领域兴起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思潮。新制度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说和流派,但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具有共性。新制度主义主要是一种∀中层理论#,它试图把宏观的历史社会学与微观的行为机制结合起来,通过重视具度和规范的重要作用,把解释制度与制度解释结合起来,以对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提供一个综合的理解。新制度主义没有专门的民主化理论,但是其著述也大量涉及民主化问

!81!题,它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对于民主化问题也是适用的。

新制度主义仍然十分重视主体的理性作用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地位,强调国家影响社会的自主性,坚持个体的理性行为是解释制度变迁的核心,提出民主制度也是基于个人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民主化的过程主要取决于制度设计对利益的激励与约束。因而他们认为:∀政治民主不仅依赖于经济和社会条件,而且也依赖于政治制度的设计。#[9](p195)其实,制度分析的视角本身就是一种能动的观点,∀制度#(institution)的原意就是由动词∀创立或建立#(institute)派生而来。

不过,新制度主义还结合了传统经济视角与文化视角对历史宏观解释的优越性,通过提出∀厚重理性#(thickreason)、∀有情景约束的偏好#、∀有的选择#等核心概念,超越了理性选择理论忽视历史和社会结构因素的局限,以对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提供一个综合的理解。

其一,新制度主义批评了理性选择理论关于偏好和选择的性和外生性观点,认为偏好是历史上形成的规则和制度的产物,因而不能脱离历史因素来分析理性的作用。有的学者提出,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支撑现代民主制度的所谓个性、选择和自由观念,也是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各种历史性制度分不开的。这些制度包括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民主选举、核心家庭以及教传统等。既然利益、偏好与意义都可以通过历史中的各种教育、灌输和体验形成,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改变人们的偏好,以促进现代公民文化的成长。新制度主义以历史来分析制度,同时也用制度来考察历史。它一方面是∀历史的#,并且认为∀历史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制度的#,认为人们设计的制度也在塑造着历史。∀嵌入#概念是理解新制度主义的核心。∀嵌入#假定了原有结构的存在和稳定,假定了新的资源必须嵌入原有结构才能产生真正的作用。它说明,如果没有一个解释制度的合理理论,制度的解释就会陷入循环悖论,最终无法说明制度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

其二,新制度主义批评理性选择理论对制度设计的盲目崇拜,强调偶然性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它认为,很多制度选择往往基于历史的偶然,并非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但是,由于制度的自我强化和自我增值倾向,这种偶然的选择也完全可能变成一种僵化的路径依赖,使制度本身丧失其原有的技术和效率功能,而演变成一种仅仅提供合法性的工具。它提出制度的变迁有路径依赖,也有路径替代,更有路径偶然,所谓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完全的理性选择也是不存在的。在通常情况下,民主化过程受制于历史的路径依赖;但是,在国家或者某些强大精英集团能够明显支配社会的时期,路径替代是可能的;而在社会混乱或者时期,往往是路径偶然在起作用。

其三,新制度主义基于对制度的宽泛理解强调了价值规范因素对于民主化过程的重要性。它认为,人们的行为不是基于经济理性的计算,而是遵循∀恰当性逻辑#,是一种规范、理念驱动的行为。它区别了制度化和制度变迁。所谓制度化仅仅是制度的内在发展,指的是组织的自主性和价值内化于结构;而制度变迁指的则是价值和结构本身的变化。因而,制度化并没有触及规范的改变,只有规范的改变才是真正的制度变迁。由于民主化过程涉及价值和规范的根本改变,涉及特定人群整个生活实践的改变,也就没有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的那么容易;相反,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种价值观念的实际转!82

变要远远难于认识的改变。

其四,新制度主义强调民主政治的文化价值,强调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认为,民主体现的是一种完整的生活实践,而不仅仅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易和妥协;民主政体是不可能由个人效用最大化选择所能解释的,如果没有共同的规范,不同个体的知识和价值观要如此一致是很难想象的。因此,政治活动本身并不仅仅是∀谁得到什么?如何和何时得到?#,而是人类证实自身生活意义的过程。通过政治,个人形成了自己、共同体,以及公共利益。因而,民主的意义更在于其参与过程,而不仅在于个体利益的实现;如果专家替代了民主,政治价值的神圣性就彻底丧失了。

总之,新制度主义对于民主化理论的启示在于,它一方面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王、将军、政治家和重大事件等即时的、表面的政治现象中出来,注重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制约作用,时时提醒人们不要陷于理性的自负;另一方面,又把人们从僵化的人性观和令人沉闷窒息的文化悲观主义中出来,给予人们以希望和努力的方向。新制度主义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一种综合理解,按照这种理解,现实政治是一种综合物。如果把它看成是提供正义和公共物品的过程,那么,理性的设计更具有合理性;如果把它看成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则理性选择理论更有说服力;如果把它看成彼此的征服和斗争,那么,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是真理。而现实政治本身是事件、交易、征服和设计的混合物。民主政治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没有人类对理想生活的不断奋斗和追求,民主化的进程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经济力量的制衡,民主也是难以为继的;如果没有一系列精巧复杂的制度设计,现代民主根本无法实现;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层面价值理念的深刻变化,任何制度设计都可能会流于形式。忽视政治发展的文化维度,民主化的结果可能变成一种权力精英的游戏,而任何对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的轻视,都可能使民主化的事业举步维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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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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