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传统文化

汉字：传统与现代 ——“字思维”说的商榷

关于汉语的语言特质及其诗性(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的争论自五·四以来已掀起过多次。而以汉语文字自身的特性为基础，与西方文字进行文化、哲学上的比较，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诗学或美学标准(甚至哲学体系)，也是近代以来许多人所尝试过的。石虎先生的“论字思维”可以看作这一尝试最新的代表之一(见《诗探索》96、2、)。

该文提出了汉字是汉语诗歌诗意本源的思想，“亚文字图式”的构成法则，以及“中国人的字信仰”、“汉字有道”、“汉字的两象思维”等等问题，颇能发人深思，并由此而引来了一场有益的讨论。然而细读全文后，对于作者的本意，以及文中所持的态度，却让人感到难以索解，亦觉颇有可商榷之处，不揣浅陋，在此提出以就正于方家。

通览全文，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要论证汉字的字形本身就包纳有涵盖宇宙的“道”之深意，并以之为本，驳斥了一种“字，不是诗”的所谓“字蒙昧”的说法，认为单字虽然不是习惯上的诗概念，但具有诗性质。“它可以统领一首诗歌的全貌。”我不知道这一见地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作者自身的绘画实践以及传统文论中的影响。

在我看来，这一“字思维”基于“字象”这一基本概念以及由此而构造出的“象——意——道”的认知(审美)结构在中国传统的画论与文论中很早就有所表述。对此，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有过深入的探讨，如他曾说：“《淮南子》的《天文训》首段说：‘„„道始于虚kuo(通廓)，虚kuo生宇宙，宇宙生气„„。’这和宇宙虚廓合而为一的生生之气，正是中国画的对象。而中国人对于这空间和生命的态度却不是正视的抗衡，紧张的对立，而是纵身大化，与物推移。中国诗中所常用的字眼如盘桓，周旋，徘徊，流连，哲学书如《易经》所常用的如往复、来回、周而复始、无往不复，正描出中国人的空间意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而在书法上，唐代大书法家李阳冰也有论笔法说：“于天地山川得其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其经纬，昭回之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幽至于鬼神之情状，细至于喜怒舒惨，莫不毕载。”(宗白华《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关于中国书法中所蕴含美学思想更深入的阐释，可参见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在这里我仅仅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不仅很早就注意到了字形(象)的意义，同时也很早就超越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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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入了“神”的范畴，并由此而衍发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审美“神韵”说，而神韵说的精髓和内涵又决非字象说就可以包纳得了的。

认为汉字字象从结构上具有“宇宙图式”云云深意，并由此推出作为“亚文字符号系统”的汉字不同于(从本质上高于)“ABC”的拼音文字，这一推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现实上看，都有着许多难于自圆其说的含混之处。

其一、东西方文化(文明)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与语言(文字)之间的差异在结构上是否具有同构性或者说可比性(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使用的层次与方式是如此的不同)。姑且假设这一同构性存在，那么在文化、思维和语言(文字)之间，究竟如何确定是谁影响谁以及如何影响？

有论者以为是某种“以汉字构成方式为代表的‘字思维’已经深深塑造了国人的无意识，并成为汉语文化的本源性的思维和创造性特性。”并由此而影响到文明和艺术(当然包括诗歌)的创造。坦率地说，我很反感这种随意的，不加理解的解释(而且这在当代文学艺术评论中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无意识(或者说集体潜意识，民族无意识，原型等等)的创造者(以及使用者)的初衷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民族或文化差异的解释工具，恰恰相反，象“阿尼姆斯”、“阿尼玛”以及种种神话原型(对无意识有着强大影响力的结构)实际上存在于不同的民族和地域之中。这也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在后期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共时性的基础。在对“字思维”的基本特征都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的前提下，就匆匆忙忙将之作为论证的基础，而论证的目的又恰恰是其自身的优越性，再加上含糊不清的“无意识”，不谛是一个破碎的循环。

从语言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知道，象形文字的出现早于拼音文字，而且汉字可能是象形文字中唯一保留下来的，同时具有生命力和众多使用者的文字。但只凭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论证汉字的优越性，更不用说把汉字的独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审美观与艺术成就)扯到一起，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和“无以伦比的优势”的结论来了。

其二、艺术(或者说美)的标准是否由这种“文化(语言文字)的差异”来预设的。如果是，那么实际上等于否认了艺术和美的普遍性和可沟通性，而且也取消了艺术自身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假如不是，那么以“字思维”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为基础是否就能够构筑一个具有足够包容力与创造力的美学标准？如果仅以汉字的“象”(空间)性、绘画性、构成性等等优点来强调它更接近于诗，那么又为什么不可以拿西文的时间性、音乐性和运动性来夸耀它自己的“诗学性质”呢？这样推论下去的结果是对抗而不是融合，是美的崩溃而不是美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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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态特征，思想观念里“天人合一”的倾向以及其它种种社会、历史的因素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特质。这一特质在塑造民族心理和审美传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这一社会——历史基础可以说经历了根本上的改变与断裂。在新的社会与历史的背景趋势下，仅仅以“汉字思维”这根脆弱的细线能否弥补起一条巨大的鸿沟？就以汉语诗歌为例，当我们还在津津乐道于“炼字”在传统诗学中的意义时，现代汉语诗歌却已经由字意象经过了三四十年代的词意象(在当时白话诗的探索中，“顿”、节奏等诗学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是以词为基础)而发展到了当代的“句意象”(徐敬亚《圭臬之死》)，在表达风格和抒写范畴上都已远远超过了“字思维”的时代。“字思维”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也许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即希望在这个时代里，将中国传统更好地融入并在新的文化(文学)形态里得以发扬，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对(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文学)传统有着深入的理解与同情。否则，简单化的类比，就象拿中国的八卦比附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而全然不顾莱氏自己的思维逻辑与他所接纳的思想传统)，在短暂的心理满足之后，往往却缺少对自身文化更深入的反思与更有力的推动。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字思维”所提出的疑问和商榷并不涉及到近代史中的那一场“取消汉字及彻底进行拼音化”的争论，在我看来，取消汉字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也可以说是一场无谓之争(但这并不表示这场争论没有意义，实际上，这可能恰恰是其最深刻的意义与启示之一)。五·四以来的经验和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种语言与文化有机整体性的存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诸如象空间意识，审美心态等方面都通过汉字(书法)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在这一艺术表现中引进了更深的内涵。五·四时期一部分人所设想的“彻底拼音化”之不可行，实质不在于其意义的大小，也不在于后果的轻重，而在于它在现实中的不可能性。虽然对于语言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我们沿缺乏更深入的理解，但就凭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一个现存的民族是企图彻底改变自身的语言而获得成功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语”运动的兴起和衰落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我赞同郑敏先生的看法，我们“应当很好地发扬这种语言思维的特点，同时吸收其它民族文化的优点作为促进自己文化发展的外来动力”，但与郑先生略有不同的是，我认为一种语言思维的个性与独到之处是不能被任何个人或时代所“扼杀”或抛弃的，那就象我们从母体里带来的特征，你可以忽略，忘却甚至拒绝承认，但它就在那儿，任何时候只要你想到，就会发现它依然在那儿。李白和杜甫不会因为现代人的健忘就不存在了，汉语文学的传统同样如此。

更进一步，我们必需发扬汉语思维的个性和特点，但并非把这一“个性”和“特点”当作无可置疑的，预设的“长处”与“优点”来接受，更不是意味着有着如此丰富形态的汉语只能包含与容纳某一种或某一类“个性”与“特点”。承认汉语的独特性，同时也是在时代与历史的条件下，不断地挖掘和开发出蕴藏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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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形态中的种种丰富的潜力与可能性。正如韩东所说，“古代汉语活在现代汉语中，而不是相反。现代诗歌之于古代诗歌并不是一个强大帝国衰落后遗留下来的没落王孙。古代诗歌之于现代诗歌不过是它值得荣耀的发端。”在这个时代里，这意味着一种“西语化的文化思维”背景下的汉语思维的凸显，其前提是承认现代汉语在西方语言、思想和文化传统下的适应与改造。难道整个当代的文学创作以及它们对翻译界的受惠程度还不能够让我们面对这个并不尴尬的现实吗？陈东东在《片面的看法》中写到，“当代中国诗歌要抽空去做一件事情，是向翻译界并通过他们向西方致谢。”其实又何止诗歌如此？

我一直相信，语言的生命力深蕴于一个民族的的历史之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莎士比亚创造(或者说，改写)了整个英国文学，同样，但丁之于意大利、歌崐德之于德国，屈原、李白„„之于中国。就这点而言，我们更需要的是站在世界文化高度上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倘若按照解构语言学的看法，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一种“心灵的书写”的话，那么现代汉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更加急迫地期待和召唤着属于自己的“伟大的心灵”。这一“伟大的心灵”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存和写作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然而，与此同时，他必然要将自己看作人类文化的继承者和学习者，而非某些或者某种文明的维护(反对)者与裁判者。

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时代的变迁使得我们在今天而言更接近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传统，然而，归根到底，对于这两种(应该说很多种)传统，我们都还缺乏更深崐、完整的认识与体悟。对汉语而言，我们所身处于其中的时代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要走的路还很长，它需要我们这代(以及每一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与坚持。

近期，部分学者、文化人士陆续提出要废除简体字，全面恢复繁体字，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主张要继续汉字的简化，不必恢复繁体字，“繁简汉字”之争在近几年，是年年争，岁岁争，讨论得越来越深入，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广泛，原来是学术圈子的话题，如今，已经成为全民讨论的题目了。

繁简汉字的争论、激辩，乃至论战，都是积极的，因为文化需要多样性的反思。但是，主义要谈，问题也要解决，没有操作层面的建设性方法，则很多争论就会流于清谈，我整理了一下汉字简繁的历程，总结出17个方面，来详细地探讨“繁简汉字”之争，力求把空泛的话题条分缕析，还原一个这个话题的真实一面。 简体字和繁体字，都是模棱两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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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和简体字严格意义上都不是汉字的一个正确的说法，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其实汉字没有简繁的区别，如果我们知道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这些只是一个字体的名称，它的统一的名字就叫汉字。学术上、概念上都叫汉字。

为什么会出现简体字这个说法呢？是在我们国家60年代开始把汉字简化改革。就是有两个分支了，把过去的没有经过简化的字，我们称作是繁体字，经过简化之后的字我们成为简体字。所以这两种说法就出现了。但这个所谓的简体字、繁体字不是两种字体，只是两种说法。并不是说简体字和繁体字是两种汉字，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是说简体字在繁体字基础上简化而成，第一它是汉字，第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独造的新出来的文字。 汉字简化，汉字文化圈各国的普通现象

汉字简化不是中国自己搞的，它是汉字文化圈的普遍现象，日本、韩国、东南亚华人聚集区，他们也使用汉字。其实最早的官方的起动简体字改革是日本，日本在1946年的时候，当时用内阁公告一种方式来推动了繁体字的简化。当时规定有一千多个简体汉字，他首先是把汉字给简化了。日本有这样的简化的进程，韩国也有。我们中国是在60年代，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了简化字的改革。所以我们不是最早的。而且我们当时讲的一种过渡，真正最彻底的最早的是日本。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汉字的书写麻烦非常繁琐，成为交流的一个障碍。比如说汉字的国家有日本、韩国包括我们中国，他跟西方沟通往来非常麻烦，学汉字用汉字非常难。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把汉字拉丁化，就是把汉字变成字母，达到很好的沟通。过去中国的文化，汉文化都是封闭、自我的，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觉得我们应该降低我们的门槛，做好沟通。

拉丁化路子走错了，我们可以收回来。汉字简化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路子，这个实验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使用简体字在我们国内来讲已经有将近有快50年的时间了。在世界范围内，在亚洲范围内超过了60多年，据目前实践来讲还是可以的。 繁体字也是文字演变的一个结果

汉字是有一个逐渐产生发展的过程。任何一个成熟的字体之前都有一个雏形，我们今天了解的繁体字也是一种发展的结果。也是一种发展的结果。就是咱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云(雲)”字。我们知道繁体字是今天的“云”加一个“雨”。这是一个发展的结果，其实简体字用的是更古老的字形。

中小学书法课应该增加繁体字辨认教育

我们对待文化问题要用实事求是的办法，用建设性的角度。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做事情要有一个目的，我们恢复繁体字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恢复繁体字目的又是什么。我认为，第一，简体字我们在汉字的简体字依然能够保留文化传统，它没有割裂历史。

现在我们的短板之处在哪里？我倡导用简识繁，用、简体字便于沟通交流，但要认识繁体字。比如说现在的孩子没有经过教授就不认识繁体字。这就是我们的短处。我们应该有的放矢，在教育中增加识繁的教育。比如说在中小学里都有书法课，书法课里，我们可以在书法课里教孩子们认繁体字，也可以用书法来写。因为书法不光是教写字，也教人字，这样在书法课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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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大家识繁。或者在高考题里增加一道辩题，比如说这个云的简体字是哪个，你只要做选择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导向问题，文化导向，我们国家重视大家认识繁体字，但是我们也不会难为学生说你一定要认识繁体字，你可以用难度最简单的题来体现一种人文关怀。一种国家对辨认繁体字的重视。这两种方法还是可行的。 海外华人并不是接受不了简体字

对于汉字来讲，现在从成本来讲，或者从思想价值观来看，完全可以。你推倒简体字的目的是什么，是恢复文化吗？但是简体字也没有完全割裂文化。如果说为了交流，比如说跟海外的交流，我们从实事求是来讲，比如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中文教育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的高中，如果开中文教育课，50%的学校选择的是简体字，50%的学校选择繁体字。所以简体字、繁体字在美国2006年的时候，比例是各50%，而且在新加坡，提倡写简体字，在韩国、日本、越南包括其他东南亚一些国家，泰国在80年代，20世纪的80年代已经允许在泰国的华人小学里面、中学里面使用简体字。所以海外华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对简体字那么陌生，不认识简体字，不懂简体字，不是那样的，现在已经到了2009年了，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简体字的推广应该说，应该用平分秋色来讲。而且推广范围越来越大，声音也是越来越高的，繁体字反而慢慢往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简体字不利于交流，这个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废弃不是文化的方式

废弃这个方式是非文化的方式，文化没有说捧一个灭一个，不是说废一个提倡一个。文化要多样性。网友，或者观众、听众，多样性，大家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不同的问题，大家使用不同的字体，认识不同的字体，这是多样性的体现，这个体现不是我们讲，是世界规范的潮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说文化多样性，比如说字体，你要使用简体字同时你会认繁体字。包括我们自己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中华烟，就是华，还有《华夏时报》大报头就是繁体字。这个时候很多都是说反对废弃的理由也在这，废弃是违反多样性文化的原则。 文字教育，传承文化第一，交流沟通功能第二

从文字上来讲，或者说文字教育，它的根本任务是传承文化。我们学字是为什么？为什么教孩子学字？是因为我们要传播、传承我们的汉文化。交流是第二位的。就是说你会认字，举个例子，扫盲率和教育程度，这是两个指标，扫盲了只是认字，教育程度不会很高，教育呢让你接受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比如说我们学汉字，你会读汉字书，读典籍，那么你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国学的价值观，你自然会接受了。

所以老外，比如说我们学英语，你问一个专八的人，你问他会英语吗？会。那么你对英国文化懂吗？不懂。只为交流。 简体字，是简化的繁体字

汉文化和汉字的关系是什么，汉字只是一个体现的方式。就像人的身高一样，人的身高，人的体重，并不能代表人的生命体。我说了繁体字不是一种字体，只是一种字形的一种历史上的体现。不是说这个字体本身代表了文化、承载了文化。简体字准确地讲，简化的繁体字。它不是专门出现了一个字体，一个字体的，完全不是那样的。所以你说简化字，不代表中国文化，不能那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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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繁体字都是汉字。汉字都承载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还有很多的承载方式，比如说方言，比如说民族的艺术，比如说书法，比如说国画，这些都有的。文字只是其中之一。文字其中之一的话，简体字、繁体字又是汉字的一种不同的形态，简体字也不是新创的汉字，不是像火星文那样，火星文只是一个符号。不能说简体字没有承载中国文化，这样说法没有逻辑。 高考语文考试，可以增设繁简字辨认题目，测认，不测难

我们要让繁体字进入课程，怎么进，怎么做，我会关注问题，我出问题，少提主义，你要想办法，比如说在书法课中加入辨认繁体字的内容，这是操作性很强的。书法老师嘛，说法老师在这写，你要教孩子写繁体字。但是你会讲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哪个字，你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操作性很强。第二，比如说在高考中增加一道题，难度不大，我们就问“云”的繁体字是什么，下面有ABCD的选项，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学习繁体字不代表你承载了中国文化。如果没有有限度地学习繁体字不能说没有承载中国文化。第二个，我们讲辨认。辨认我们主要找到一些标准化的方式。就是说我会辨认了，因为教育要量化、标准化，虽然书法课，包括语文课可能不会以这个为重点，但是我们讲教育为了什么？第一教育是为了传承文化，学繁体字也是为了传承文化，第二教育是为了提供就业，提供给你生存技能和发展。你学了文化以后就业什么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应该是市场需求，文化传承等，我们结合到教育中从属于第二位也是很正常的，也是很现实的。比如说教孩子学繁体字，如果这个孩子进了公司面试或者笔试还是要用简体字，公司除了外企，也包括外企，也包括台企等一些之外，一些公务往来还是简体字。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你在大学的时候完全自然而然会接受繁体字，辨认教育、书写教育就会接受。它是一个分类。所以说在基础教育这块没有必要占到第一位的首要地位，这很现实。 为什么不能废弃繁体字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识繁，识繁第一个也是沟通的渠道。当时为什么要简化汉字也是为了沟通，如今识繁也是为了沟通，因为我们要跟两岸三地、海外华人聚集区需要沟通。现在简体字在内地具有一个法定地位，但是在海外还是繁体字是主流。我们说教育占50%是从教育开始，得有一个时间的，得有20年、30年的时间，从孩子学，但是孩子的父辈、祖父辈还是用繁体字，这个要交流啊，所以必然要识繁，你要知道对方写什么。你要跟港商企业打交道，对方肯定是用繁体字，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么我需要认识。因为有电脑技术的发展，打字的发展，我们没有认，可以直接打出来，但是这个时候还是要识繁，第一是为了交流的需要。 第二个也是一个文化的需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强调识繁，体现的是一个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它毕竟是一个传统文化大量典籍，大量的典籍49年以前的都是繁体字，包括之后的也有好多是用繁体字。包括讲数理化，有的也用繁体字，所以哪个学科都离不开繁体字。还有一些学科性很强的著作又不具备大众出版的条件，我们大众出版没有必要，因为本身就是读者很固定，小众的读者。我讲一个《红楼梦》一个版本，你肯定要出繁体字，因为没有多少人看这个版本，读者小，所以出版社不可能出版，没有必要转成简体字，需要成本，直接放简体字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你要看，如果你从小学的时候开始会认繁体字，你到大学的时候会非常轻松了。我们就是这样，小学的时候不认识繁体字，到大学的时候突然要上古典文学，非常麻烦，接受起来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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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文化的问题不要用很物质的角度来看，文化是种精神。你识繁体字，因为有的著作不具备大众出版的条件，比如说一本古书，现在没有多少人看，那么你转成简体字再出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个时候这种文化怎么认识，如何使这种文化不死掉，你必须得传承，那么这时候你要认识它，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到古文字学的标准，但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文化人，我们讲文化的多样性，其实我们在讲什么呢，就是讲为什么要多样性？你要接受你母语的文化，你为什么成为一个中国人，根本你要传承他的文化，可能你一辈子看不了十本古书，但是只要你看到的时候你要看的懂，认的字，这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同，这是非常重要。 繁简之争，为何愈演愈烈

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背景就是我们的开放和交流。以前我们没有开放没有交流的时候，我们不会产生很多矛盾的，正因为有很多的，我们跟全面的开放是对海外的开放，两岸三地交流以想象不到的量在激增，和海外交流也是这样，体现在文字上尤其重要。基本来讲，比如说电视剧、电影大量的繁体字出现，那么这么内地看不懂，内地的到外面，外面也看不懂。还有内地商务公文标准字应该是简体，但是在海外都是繁体字，这个就要求，我们21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个《语言文字法》，当时“提倡使用简体字，妥善处理繁体字。”如何妥善处理？这是一个态度不是一个方法。怎么妥善处理呢？

现在大量的教育中也出现。怎么办？以什么为准，以什么为标准，以什么为第一位，自然会出现争论和讨论。

简体字在内地使用这么长时间了，那么繁体字在港澳台包括海外也存在很长时间了，你说统一成一种不太现实，还得慢慢来。所以两个对立的冲突矛盾会越来越激烈。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在立法上你要明确什么是妥善处理。就是因为一种相对模糊的词句造成今天很多的争论。你说什么叫妥善处理？我们讲叫识繁用简，是把妥善处理细化了。我提出了办法，又把识繁用简更加操作性了，现在我们立法缺乏操作性，只有指导方针。所以现在会争论得这么激烈。 简化汉字，也是尊重传统文化的

韩国使用汉字、日本使用汉字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个不是说我们的东西到国外，国外还保存，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使用汉字好几千年了，其实汉字是属于世界的，它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现在不能那么讲了，汉字不是说仅仅属于中国人的。文化是不能用国别来划分的。比如说英语，英语文化，不是说英国人才使用英语，印度人也使用英语。我们现在讲汉文化，不是说只有中国人用汉字，汉字属于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他们也用，而且他们的汉化比我们还重，简体化还要早，力度还大，他们是走在我们的前面了。所以不是说我们不爱惜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国外在保存，不能这么讲。

主持人：而且就是在从繁体字到简体字的这个转化过程中，其实我们今天，今天裴老师也带了很多例子，其实中间是有一些规律，它不是胡乱改造的，是有很多规律可循的，那裴老师给我们G友讲讲吧。

裴钰：其实现在很多对简体字的一些很多的误解，说简体字违反了汉字构字的规律，这个构字规律有六种，学术讲六书，通俗讲六种方法。比如说象形，比如说“人”字，像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现在大部分的汉字也是遵循这样六种方法。比如说举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个“体”字，这个“体”字和繁体字的“体”字完全不一样。是新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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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少数新造的，这也是遵循一个规律，会意。“人”“本”，身体，人之本，也是会意，表明一个意思。这个字虽然是新造的，但是也遵循了六书的规律。 汉字简化，没有割裂文化，也是遵循文字规律的

学书法当然写这个比写这个漂亮，这个我承认。包括为什么讲日本在简化之后，日本书法依然保留着繁体的写法，确实很漂亮！确实很漂亮！所以我们讲你识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审美，你会知道一幅书法作品有多么漂亮，你和民族艺术距离很近。如果不认识你都不知道写什么，那书法艺术还能延续下去吗？不能。

同样的例子比较多。还有比如这几个字，繁体字的简化之后，它是隔断了文化，我为什么说简体字为什么没有割断原来的文化呢。比如说这个“与”字，这个字比繁体字的岁数还大。 还有就是今天的“泪”字，这是典型的会意字。这个字比这个字历史要更长，更古老的字。 还有“从”字。其实这个简体字也挺好懂，这个从比这个字历史更长，就是两个人跟随嘛。这个从本身来讲，当然你符合会意字了，符合会意这个概念，但是从规律性讲不太好归类。 会意字是文字之中一个最古老的一种功能，但是这种造字的方法是完全被淘汰下去的。你看英文，我们讲拉丁字母，它都是什么？都不是会意的，比如说“it”“love”就像一个符号。所以说会意字会很少，现在大量都是采用形声字，就是好记，好认，有规律，你认识了一个字，其他字大概都认识，大概能猜出来。大量的形声字。 简体字最大的争议之处：符号化倾向

当时最大的方法就是大量简体字用的是形声字，是象形也是六书之一，古代的造字方式，大量的形声字代替过去的繁体字。

这个我也带了。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呢。确实这些符号，这些字，比如说这个“圣”字，这个跟“体”不一样，它是严格遵循了会意原则。还有符号法，这是构字法中从来没有的，比如说这个“又”字，就变成了今天的“圣”字，这个也不象形、假借什么的了，纯粹是符号了。还有这个“仅”字，为什么加这个，没有原因，就是符号了。还有这个“难”字，还有“凤”字，这个“又”跑到里面去了。这个争议比较大。这个讲的是一个鸟，凤是鸟，你转成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是笔划的简单。

这样更简单吧。这个不是说有固定的归属，一会儿跑左边，一会儿跑右边，还有聂耳的“聂”又跑到下面去了，所以这些都是符号化了，这些汉字到现在已经成为符号的文字了。

就是相当于字母了。就相当于“e”可以跑到任何位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位，没有任何区别。还有这个“×”字。还有“风”也是如此，还有“冈”你说这个也没法儿解释，就完全脱离开来汉字的造字规律了。所以说“×”“又”代表的符号，目前争议比较大。但是约定俗成来看，这些字在使用之中也被人们接受了，“风”，都愿意写这个“风”，没有人计较它的含义。约定俗成，50多年来都这么写下来的。 向世界推广简体字，不必提到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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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当中推广简体字，这个没有任何根据。我们《语言文字法》也是讲，在我们国家境内推行简体字，在国外推行简体字我认为不需要推行，它只是一个文化融合的问题。我们不输出问题也不会输出文字的。

这个怎么讲呢，文化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其中的一个部分，文字的使用也是有赖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状况和格局。我们上来讲推广，但是目前难度很大在于哪里呢？它只是一个目标。

只是一个目标。或者说它只是一个理想，我不说它是一个幻想，只是一个理想，连目标都达不到，为什么？没有可操作性。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开放性的，不会说只强调用一种方言什么的，都是多种并存的。

繁体字在海外来讲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现象，是一个群体地域的现象，所以对外推广，我认为不要对外推广，因为没有可操作性，第二个你推广的话也不会怎么样，我们就是通过国际的影响力，慢慢来，推广效果不会很大。因为很简单，比如说我在东南亚，我周围的汉字还是繁体字，我求职、就业，简体字没有达到这个100%的程度的时候，当地所在国家也会采用放任无为的，所以他们学简体字没有什么用处。当然我跟人交流的时候我用简体字，当然回到我生活的环境，简体字的环境又没有了。所以说推广简体字我觉得还不必提到日程上来。 汉字简化，有可能还会继续

简化汉字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从1946年，日本的那个公告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有过头的地方，70年代有过头，80年代纠正过来了，再简的话我想还是可能存在的，作为一个文化的实验和一种文化的探索的过程它是不会终止的。现在恢复繁体字，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探索之后的结果。

那么简化会不会继续简化或者会不会停，我认为在文化实践中再看。有的字可以简化还是要简化，有的字没有必要简化可以收回，这个都不要肯定。文化的问题最好的就是无为、放任。它怎么怎么样选择，它生或者死，要自然选择。要多样性地自然环境中来选择，不要说规定它这个花一定要死掉，什么一定要死掉，我们人类社会也是在逐步进化。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以后是不会出现什么呢？以后是不会出现一种就国家层面上去推动，标定我要废除简体字或者废除繁体字，这种国家层面的不会有。但是你看、日本的时候就出现了，日本为什么要简化字，就是要实现汉字拉丁化，是把这个作为过渡才简化的。

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一个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放到现在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从联合国来讲，从整体世界全球文化环境来讲，要强调的是多样性的文化，反对的是消灭多样性，反对的一元、单元的文化。所以法理来讲，讲国际认同来讲，不会出现废弃简体字或繁体字的。

“”在文字演变中的作用

文化，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讲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它不是用国别来限定，英语属于谁？英语属于英语圈子当中各个国家的人，不是属于英国的，也不是属于美国的。汉语也是如此，汉语不是说属于中国的，属于日本，属于韩国，不能这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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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变，归根到底还是自然、历史、时间的这么一个结果，起着一个推动作用。的作用不能说没有，但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只是一种标签性的作用。什么叫标签你知道吗？标签和标志是两概念，标签就是，标志就是你为什么是中国人，因为你接受儒家文化，你接受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这种亲情，你会懂中国的书籍，你会看《红楼梦》会读它。所以汉字、《红楼梦》这叫标志。

标签是什么呢？有很多外国人在胳膊上纹一个汉字，在这里，汉字就是一个标签。标签就是一个标签，它并没有文化的延伸、隐身含义，它并不能说证明你是一个中国人。比如说我爱看李小龙、成龙的电影，成龙、李小龙就是文化的标签，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只是一种标签，和孔子、《红楼梦》不一样。推动的话，还是一个标签的作用，49年之前是繁体字，49年之后是简体字，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起一个标签的作用。真正的标志的作用就是一个时间的演变，历史的演变，文化的演变。中国文化、文字不断简化的过程不是唐朝、汉朝在起主导作用。

所以说国家对繁简体字使用的介入作用应该更加无为，更加宽容，保证文化的多样性。

汉字与儒家文化思想

作者：崔丽娟

一、引言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的创始人索绪尔在其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宣称： “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合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 ”{1} 这是索绪尔对欧洲表音体系文字性质的判断，在他看来，从欧洲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看，语言或者说语音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但他对汉字性质的判断，却是与欧洲文字截然相反的。索绪尔认为人类文字除了表音体系外，别一个便是表意体系。 “ 这一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 ”{2} 。这种文字体系中，书写符号有一种取代口语符号的强烈的倾向，也就是说 , 文字不依附于语言，文字地表达概念。他认为： “ 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 ”

这一看法充分说明了 “ 汉字具有与欧洲文字完全不同的价值 —— 其表达功能不在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而在于是否有效地传达概念。欧洲文字因其 ‘ 拼音 ' 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汉字因其 “ 表意 ” 而与概念直接联系。 ”{3} 另一位语言学家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认为 “ 汉字是一种程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 . 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 , 而是由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 ”{4}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与中华文化互相依存，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不竭源泉。事实上， “ 汉字是一种视觉型符号表意的文化载体，这一表意文字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听觉型的字母表意文字，如欧洲文字等，迥然不同 ”{5} ，对于一个中国人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 “ 认识了中国文字，就等于掌握了开启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 ”{6} 作为国人，应当好好继承和发扬汉字这一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一块瑰宝，千万不可随意地用其他拼音文字来取而代之，因为，若中华文化赖以生存的汉字毁于一旦，其生命力将随之而消失。对此，帕默尔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 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的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 , 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 ”{7}

二、汉字与儒家传统文化思想

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字，其演变过程是在六书造字法的基础上，从最初幼稚的象形字开始，继而出现了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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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的造字方法，进一步出现了以语音表意的假借字和音形并假的转注字，最后发展到以形声为主的音、形、义结合的表意文字系统。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字体也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大篆的早期阶段，到了秦篆（小篆）、秦隶才走上了书同文的成熟阶段，汉代以来的 2000 年中，汉字又经历了隶、楷、行、草的变化，最后才奠定了楷书的标准地位。这也充分说明了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是与其与时偕行的应变功能分不开的。

方块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 , 几千年来一直居于正统的地位。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便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神学家孔汉思也认为， “ 中文书写文字具有表意内容，并呈现某些基本上相同的态度和世界观，而这种态度和世界观从本质上看都受古老的儒学制约。 ”{8} 儒家文化中许多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浸润到了汉字的形体构造之中，汉字实际上成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整体、直觉。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正是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儒家认为 , 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其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维持人们之间和等级之间的平衡，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长期统一。政治上的 “ 大一统 ” 又反作用于中国文化向 “ 同一 ” 方向发展。尤其是经历了秦代的 “ 书同文 ” 后，再到汉代的 “ 独尊儒术 ” ，把这种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儒家思想的重统一、重整体，体现在文字上其表现如下。第一，以象形因素为约的特点几千年不变，始终不脱离以形知意。汉字的以意统形的方块形式常使人能从其形体结构直窥其意，从而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单个汉字来看，其结构也往往体现着统一的整体思想。如 “ 国 ” 字 , 甲骨文即 “ 或 ” 字，字中 “ 戈 ” 表示兵器， “ 口 ” 家城邑形，放在一起表示守城。而 “ 国 ” 之繁体 “ 國 ” 在原有的 “ 或 ” 字外边再加一个大框，表示周围有界，被围之意，这一演变蕴含了人民持戈守城，继而划定疆界，圈固城郭 , 从而表达了国家统一、不可侵犯的丰富内容。其他字如 “ 发 ” 、 “ 共 ” 、 “ 合 ” 、 “ 同 ” 等，从字形字意都可看到整体统一等观念的影响。

其次，儒家思想重视普遍联系的思想 , 认为天地人合一，自然界与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和自然界，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相互对应，水融，是个和谐的统一体。这一重协调、重和谐的思想反映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导致形声配合结构增多，部首偏旁日益丰富，而偏旁部首体现的正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思想。如以 “ 走 ” 作部首，造出与前行的动作有关的一系列字来，如 “ 赴 ” 、 “ 越 ” 、 “ 超 ” 等；以 “ 女 ” 作部首造出 “ 妈 ” 、 “ 姐 ” 、 “ 妹 ” 、 “ 姑 ” 、 “ 姨 ” 等汉字；与太阳有关的现象，汉字常少不了 “ 日 ” ，与动作有关的字，大都以 “ 扌 ” 作部首。 再次，儒家文化思想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易经》中把具有辩证内容的初期哲学中如 “ 阴阳五行说 ” 等进一步展开引申出否与泰、往与复、损与益、乾与坤等一系列范畴 , 谓之 “ 一阴一阳之谓道 ” ，即阴阳互补为道。 “ 君子安而不忘危 , 有而不忘之 , 治而不忘乱 ” 。这种辩证思想在文字的创造中也有所反映，被称之为 “ 夫子之通 ” 的 “ 忠 ” 、 “ 恕 ” 二字，《说文解字》曰： “ 忠 , 敬 ” ， “ 恕，仁也 ” 。这两个字不仅相互构成对立的关系，而且两个字本身的上下结构也形成了一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又如 “ 仁 ” 字，从人而二，讲的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有个性的人常常是相互矛盾对立的，但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达到对立的统一，便做到了仁。随着汉字的发展，更有大量的左右结构、上下结构的形声字出现，这些字以及这种结构方式都渗透着儒家对立而又统一的思想内容。

其四 , 儒家文化重视以人为本的思想，尤其是其道德人本主义 , 重视人性 , 这也形成了汉民族本体型的思维方式，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形态上，则表现出汉语习惯于用人称主语表现，及常用主动式表达被动意义，而英语等其他语言较多用非人称主语和非人称代词等，且常用被动式。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重在 “ 事在人为 ” ，人的动作与行为必然是由人做的 , 事和物不可能自己去完成这些动作和行为，因而书写和表达时往往要说出施动者，即使没有确定的人称，也采用统称，如 “ 人们 ” 、 “ 大家 ” 、 “ 有人 ” 等。

其五 , 儒家的中庸之道，历来也被看作一种美德。孔子把中庸视为道德的最高境界。在这种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常奉行高值低估的自我价值观，即常采用贬低自己的所谓 “ 谦虚 ” 的表达方式。在词语的选择上，自谦词特别丰富。汉字中光一个代替第一人称单数 “ 我 ” 的词语多达十几个。除 “ 本人 ” 属中性之外 , 其余均带有自谦成分，如 “ 鄙人、仆、不才、不肖、不敏、小可、在下、窃、愚 ” 等 , 就连不可一世的封建帝王也 谦称自己为 “ 不谷 ” 、 “ 寡人 ” 、 “ 孤 ” 。

与自谦相对应的，是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敬称，如 “ 公、君、子、先生、夫子、足下 ” 等。敬称的大量运用反衬了谦称，也是对自己高值低估的另一种表现。其他的敬称方式如 “ 令尊、令堂、令爱、贵姓、贵校、贵地、府上、大作、大著、高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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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之相对应的一些对自己贬值的称呼方式，如 “ 贱内（拙荆）、小女、寒舍、拙作、拙著、浅见 ” 等。 其六 , 儒家文化中男尊女卑的价值观，也反映在某些汉字的形体结构上。汉字中一些形声字意符为 “ 女 ” 字旁的汉字，常含有贬义，如 “ 妓 ” 、 “ 娼 ” 、 “ 嫖 ” 、 “ 奸 ” 、 “ 姘 ” 、 “ 婬 ( 淫 )” 等。某些贬义字如 “ 奸 ”, 纯粹是男性的责任，但仍用 “ 女 ” 作意符，更是男尊女卑价值观念的表现。就连中性字 “ 妇 ” 其繁体 “ 婦 ” 形容女子拿着扫帚扫地，《说文解字》： “ 妇，服也，从女侍帚，洒扫也 ” ，可见古代妇女的地位。而某些表现不健康、不正当心理和行为的汉字，如 “ 嫉 ” 、 “ 妒 ” 、 “ 妖 ” 、 “ 婪 ” 、 “ 妄 ” 、 “ 嫌 ” 等字都用 “ 女 ” 作意符，而这些心理和行为并非只属于女性，显然也是男女不平等的反映。诸如此类造字心理上的偏见无不反映了男尊女卑经儒家文化强化以后长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反映了男子处于权力中心，妇女地位低下的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

三、结语

汉字，从原始的图画开始，到东汉时期许慎的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问世，其发展历程与儒家伦理思想及封建政治经济紧密结合，并且与汉民族统治思想同步发展 , 其间经历了从父系家长制的 “ 尊尊 ” 、 “ 亲亲 ” 思想雏形，到孔子创立学派，完善体系，直到汉代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在这一进程中，儒家文化思想及以宗理思想为中心而派生出的各种思想都浸润到了汉字的创造之中。 “ 分析汉字中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与汉字的特殊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汉字的特殊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历史发展，认识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同源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9}

汉字之所以能具有如此魅力和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也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系列讲座

叶教授国学讲坛

宗旨：传播、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传承古代文明。

《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系列讲座

内容介绍

《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系列讲座，是在《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一书的基础上以讲座的形式传播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又辉煌的传统文化。本讲座以汉字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世文献资料的记载，探讨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本讲座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本讲座暂定二十五个专题，通过对古代汉字的分析研究，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诸多方面，如汉人、汉字名称的由来，汉字与八卦、河图、洛书，与古代天文知识，与古代地理知识，与古代生育文化，与时空观念的形成，与数概念的形成，与古代民族观念，与古代医学、法律、书法等，同时也反思了汉字文化的悲剧——汉字与古代测字术、汉字与古代避讳制度以及等负面的东西，希望人们能汲取历史的教训。所以说本讲座既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更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希望本讲座能对弘扬悠久而又辉煌的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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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承中华文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讲座从2009年元月开始，暂定每月一讲，一个专题。敬请读者予以关注。如果引用本讲座的内容，请注明

出处。

第一讲 汉人、汉字名称的由来与汉字文化

《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顾名思义，就是透过汉字这个文化载体去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化。因此，我们

首先应弄明白什么叫汉字？什么叫文化（Culture）？

一、汉人、汉字名称的由来

1、“汉人”名称的由来。“汉人”之“汉”最初指的是水的名称，而不是民族的称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水部：“汉，漾也。东为沧浪水，从水难省声。”漾是漾水。《说文》：“漾，水出陇西相道，东至武都为汉。”又：“沧浪水南入江。”可知汉水的上游叫漾水，中游叫汉水，下游叫沧浪水，至汉口注入长

江。

“汉”之用于人事，乃自秦末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开始的。《史记•高祖本纪》：“[元年]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1]可见“汉王”之称是因刘邦被封于汉中而得名的。自此以后，汉王的便叫汉兵。《史记•高祖本纪》：“[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叶按：指韩王信，不是淮阴侯韩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兵。”（第368页）在刘邦被封汉王之前，《史记》只称沛公兵。如《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第362页）汉二年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则开始以“汉”为国号了。汉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汉王为皇帝。汉王刘邦稍微客气了一番，遂于二月甲午日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今山东曹县境内）。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汉高祖，西汉王朝正式建立。 汉武帝以后，正式出现“汉人”、“汉民”之类的称呼。《汉书•魏相传》：“闻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边境。”[2]《汉书•李广利传》：“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第2710页）到了东汉以后，汉人、汉民的说法就更加普遍了。《后汉书•西羌传》引班彪的话说“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3]这时候的“汉人”已专指生活在中原地区而承继华夏文明的华夏族的后裔，与蛮夷戎狄相区别。可见，“汉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称谓，正是由刘邦建立汉王朝而得名的。正式称为“汉族”，大约在魏晋之际。其形成如下图所示：汉 [水名]—→汉王—→汉

军—→汉朝—→汉民、汉人—→汉族

“汉人”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前，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夏王朝建立以后，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原始居民就称为夏，或华，或华夏连称。《尚书•武成》：“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无不率俾。”[4]至商、周之际，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部落统称为夏。“华夏”之名的含义，《尚书

正义》：“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历14世，共17王，经470余年而亡。 夏亡后，代之而起的是商王朝。《史记•殷本纪》：“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商本是夏的属国，居东方，灭夏以后，直接继承了华夏文明和文化。自商代中期盘庚将国都从亳迁至殷虚（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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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洹水之滨）以后，始称殷，或殷商连称。到商纣时，由于昏乱暴虐，遂被兴起于西戎的周

所灭。殷商历17世31王，享国0年左右。

西周时期，不仅疆域范围空前扩大，包括了原来夏、商和周自己的本土，而且文化事业也得到空前繁荣，以至于生在几百年以后的孔子都羡慕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周王朝历经西周和东周两个阶段，至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天下大乱，周天子已不能号令天下。此时，崛起于西周故地的秦，开始强大起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终于统一了全国，建立起空前强大的集权制的秦王朝，奠定了中国封

建统治的基础。

秦王朝时，对外交往开始多起来，九州岛畛域之人则叫秦人。由是观之，所谓夏或华夏，乃至于殷人，周人，秦人和汉人，原来都是因朝代而得名的。到西汉中叶，随着的加剧，本以汉朝得名的“汉人”，便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了。大约在魏晋之际，渐渐始有“汉族”这一民族称谓。南北朝时，也有把夏之后裔称

为“华人”，以与四夷相对。“华人”一语至今仍在使用，专指寓居海外的中国人。

历史上，欧洲人曾一度把中国叫“支那”。据考证，“支那”一词源于拉丁文Sina。最早见于公元80—年间完成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最初提出“支那”为“秦”的译音者是卫匡国（Martin martini），他于1655年刊印的《华新图》中提出。后来法国人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也说，印度、欧洲人称

中国为China（支那），其语源即来自“秦”。

秦始皇帝像

2、“汉字”名称的由来。在“汉字”出现以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把自己所使用的书写符号只叫“文字”。例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汉字”一词，最早见之于《元史》。《元史•兵志•马政》：“（马）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以闻，其总数盖不可知也。”《元史•刑法志•职志》：“诸内外百司五品以上表章，并以蒙古字书，毋敢不敬，仍以汉字书其副。”在元代“汉字”是区别于蒙古、回回文字的。由此可知，所谓“汉字”，是指中原

汉族人所使用的文字。

据《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一书，蒙古人原本没有文字。在成吉思汗远征畏吾尔人时，采纳了维吾尔文的字母，

创造了蒙古字母。„„以上就是汉人汉字名称的由来。

二、“文化”和汉字文化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一语最早源于《易经》。《易•贲•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来见之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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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加诛。”可见，“文化”一语本来指以文德进行教化的意思，是个政治术语。在现代，“文化”主要指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不同的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创造了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和特质，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文化。汉字

有历史活化石( living fossil )的性质，因此，汉字在流传过程中就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的特征。 1、再现性。所谓再现性，就是再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东西的形象或特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6] 独体的文，如：日、月、山、川、水、阜、土、石、鸟、兽、人、大、身、页、首、耳、口、

自（鼻）、目、手、左、右、足、止、牛、羊、马、鹿、鱼、宫、室、刀、舟、车、戈，等等。 根据汉字的再现性特征，我们可以根据原始文字符号窥测到古代社会的面貌。例如“昔”字，上部从水，下部从日，甲骨文写作 ，金文写作 ，就象昔日洪水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的情状，与《尚书•尧典》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的记载完全符合。一个“昔”字，就以文字符号

的形式记载下了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这场空前浩劫。

2、时代性。汉字的时代性特征，是指汉字能够真实而又逼真地反映出特定时代人们的特定文化和生活方式。例如“辰”字，甲骨文写作 ，似贝壳，蜃字的初文。上古时，先民曾经用辰作为农具除去田间的杂草。《淮南子•汜论》曰：“古者剡（yǎn,削也）耜而耕，摩蜃而耨（nòu）。”所说即是上古之时磨辰而耕的情况。 又如“砭”字，许慎说：“砭，以石刺病也，从石。”以石刺病，就是后世所用的针刺疗法。说明早在石器

时代华夏先民就已发明了用尖石刺激人体穴位治病的方法。

3、浓缩性。所谓浓缩性，是指单个汉字符号所包含的社会信息量大。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信息，往往包含在一个汉字单元之中。如“胤”字，《说文》：“子孙相承续也。从肉，从八，象其长也。从幺，象重累也。”段玉裁曰：“八，分也，骨肉所传，支分派别，传之无穷。”[7]这样丰富又复杂的人文信息，就浓缩在一个

小小的文字符号中。

4、联想性。所谓联想性，是指当人们看到一个汉字符号时，能激发起大脑丰富的联想活动。如寒字，《说文》：“冻也，从人在宀下，以草荐覆之，下有 （冰）。”当看到一个寒字，就能使人联想到，屋里有个人，浑身

裹着草，身旁还有冰块，此人因挨冻而浑身哆嗦，从而意识到，严冬来临了。

5、化育性。所谓化育性，是指文字对人的教育功能。《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华夏先民发明创造了文字，使天帝都为之感动，鬼神也因之而畏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深刻地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zé，通赜，深奥）而不可乱也。”文字的这种传承文明、化育人性的作用，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并予

以足够的重视。孟子曰：“人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读书识字，其作用大矣！

汉字的化育性，不受时间地域的。不仅对本民族的成员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且还漂洋过海，对周边各民族产生同样而又深远的影响。早在隋唐之际，中国的汉字就随着外交往来而传播到高丽、日本，从而对朝鲜、日本的文化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汉字在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如果再继续向前追溯，甚至有人认为，在商末周初之际，当时的中国文字——甲骨文和金文，就已经随着殷之遗民漂移到美洲，

从而对印第安文化和玛雅文明产生一定影响。[8]所以，汉字的化育性功能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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