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模式的演变
会话交际活动在现实社会中极其普遍。交际模式经历了以下历史演变：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符号学，传统的观点一直用语码模式分析和描述交际活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交际的理论发生了一场性变革，格赖斯等人提出一种新的模式——推理模式。后来，斯波伯和威尔逊对格赖斯的推理模式进行了改进。其实，推理模式继承、发展、替代了语码模式。
标签：编码；解码；推理
交际(communication)活动在现实社会中极其普遍，通过交际活动，我们可以了解对方的知识储备，对方的情绪状态，对方的需要和意图等。交际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书面的，口头的，甚至保持沉默、耸肩、扬眉等也都是交际。
那么，交际的确切定义是什么?成功交际又是怎样实现的?对于这些问题，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答案，到目前为止，关于交际的理论综合起来说主要有两种模式：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下面笔者——介绍和分析这两种模式。
一、语码模式
(一)语码模式的内容及其特点
语码模式(code model)，又称信息模式(message model)，该理论认为交际涉及一个外在的、可见的符号(signal)集，一个内在的、不可见的讯息(message)集和一个将二者联系起来的规则集——语码(code)。符号由交际一方发出，可被另一方识别，并能对识别者的背景知识加以修正。讯息是内在于交际者的一个表征(representationl)。语码系统将符号和讯息组成一个个对子。
用语码模式进行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会话交际过程就是：符号表现为语音，可借助声波传递；讯息表现为交际者头脑中的思想；语码表现为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将语音和思想(语义)联系起来。具体地说，说话人将自己头脑中的思想通过其掌握的语言规则编码(encode)成为语音符号，以空气为介质，传递到听话人一方，听话人通过其听觉器官加以接受，在没有噪音(噪音有可能会破坏或者歪曲传递中的语音符号)干扰的情况下，听话人可以得到与说话人进行编码时相同的语音符号，该语音符号最后被听话人利用相同的语言规则编码(de－code)理解为相对应的、与说话人所表达的完全一样(既不多也不少)的讯息。其中，当说话人发出的讯息与听话人所理解的讯息完全等同时，交际就是成功的，否则，交际就是失败的。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在描述会话交际活动时，语码模式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说话人用某语言符号表达其思想时，该语言符号就是一个音义结合体，而且语言符号的语义表达可以完全代表说话人的思想佣格赖斯的术语，就是“说话人意义”)，这样听话人就可以从说话人的语音表达直接解译出语义表达和说话人的思
想[1]。
自亚里士多德起到现代符号学，传统的观点一直都认为，会话交际的模式就是语码模式，会话交际活动是说话人编码，听话人解码的过程；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是听话人根据规则解码即可得出说话人的思想这么一个非智能的、机械的过程。
(二)会话交际的复杂性及语码模式的局限性
语码模式在人们心目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这一观点只是假设，并非事实。实际上，语码模式的假设存在着严重不足：从说话人方面来说，说话人说出的话语不一定是对自己意欲传递的思想的完全编码；从听话人方面来说，它未能充分地描述听话人对于话语的理解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不仅仅包含着对语言符号的解码。在句子的语义和通过话语真正要传递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对于这一鸿沟的填补不是加上更多的语码就能做到的。
虽然在会话交际中，听话人对于说话人思想的理解基于对其使用的语言符号的语义表达的理解，但在大多数交际场合中，这只是理解说话人思想的必要条件。交际中的许多非语言因素，如说话人的活语的命题态度以及具体的交际情景等语境因素都会影响对说话人意义的理解。
第一，由于会话交际活动具有瞬时性、经济性和效率性等特点，在实际的交际活动中，许多语言符号在使用中都是省略性的用法，具有语境依赖性。(1)很多语句具有歧义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语句(不管是汉语的、英语的还是其他语言的)在不同场合都可以表达若干个不同的思想，其意义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2)指称的确定需要借助语境。比如，“我明天过来”，这句话中的“我”指的是谁，“明天”是哪一天的第二天，“过来(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等，都不得而知。(3)话语一般包含两个部分，命题和命题态度——表征了言语行为(比如断定、疑问等)或者认知状态(比如相信、疑问等)。不同的话语可以表达相同的命题，但是它们的命题态度有可能是不同的。比如，疑问句通常要求给予回答，提供所要求的信息。对于以上种种情况，听话人都必须依赖具体的交际情景才能确立话语的真正意义和说活人的思想。
第二，在会话交际活动中，出于礼貌等原因，语言符号的使用具有间接性。也就是说，交际中的说话人一方并非总是有话直说，有时候也拐弯抹角地表达其思想。这时，说话人的思想与其使用的语义表达有可能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说话人的思想和语句的语义表达出现了脱节，有了偏离，在这种情况下，仅凭语句的语义表达是无法得知说话人的思想的。
第三，在会话交际活动中，交际者真正要传达的是自己的意图，因此，在交际中，语言符号的使用具有意向性Cmttallonality)，也即语言符号的使用与使用者欲传达的意图休戚相关，这点决定了听话人对说话人话语真正意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对其意图的识别。
可见，在实际的会话交际活动中，还有许多交际内容并不是(也不能)通过规则化的编码和解码来完成的，语码模式不能完全承担交际思想的任务，不具有描述会话交际活动的自足性。
二、推理模式
(一)推理模式的提出及其特点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会话交际的理论发生了一场睦变革，有学者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模式——推理模式(in-ferential model)，其中当属格赖斯(Paul Grice)的理论影响最大。
1957年，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意义(meaning)》，提出了非自然意义理论恤(non-natural meaning)。该理论认为说话人说话时都有一定的意图并以传递这一意图为最终目的，话语本身的字面意义与说话人意欲通过话语表达的意义不一定相同，后者有可能会偏离前者。在格赖斯看来，成功的交际不仅取决于听话人对活语符号的接收，更取决于他对说话人意图的识别。即在交际活动中说话人说出某一话语的目的就是让听话人以听到的话语为依据识别其意图，因而对听话人来说，只有在识别出说话人的意图的情况下，他才能真正理解说话人的话语的意义。格赖斯把交际描述成“意图—识别(intention-recognition)”的过程，而一般说来，意图都是隐蔽的，因而意图的识别只能靠推理，不能直接从解码得出。这一创见开辟了交际理论的新篇章，标志着推理模式的出现，动摇了语码模式作为人类交际活动的一般性理论的基础。
10年后，格赖斯在哈佛大学纪念威廉·詹姆斯活动的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lmplieature)理论。其内容大致如下：在会话交际中，说话人说出一个句子所要表达的意义，同句子本身的意义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差距，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在话语的实际意义和句子意义之间有区别的情况下，前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条件，并结合合作原则及其四准则(质准则、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从后者推断㈩来。这种越过说话人话语的字面意义去领会的深一层意义、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意义，就是会话含意。通过会话含意理论以及合作原则，格赖斯对听话人正确识别说话人意图、理解说话人意义的推理机制及过程作了创新性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推理模式。
可见，在推理模式中，话语只是听话人识别说话人意图的依据，这样，说话人在说话时，未必对自己意欲传递的思想全部进行了编码。相应地，听话人需要通过推理来得知说话人的思想。但是，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在推理中识别说话人的意图是要冒风险的，也就是说，推理模式认为，误解是正常的现象。另外，即使是最合理的选择，听话人一般也不能得到与说话人完全等同的思想，而只能达到类似的程度。
(二)推理模式的发展
但是，格赖斯的推理模式也是有缺陷的，他的推理模式主要用来分析会话含意这一隐含的意义，而对于明说意义，依然是用语码模式来理解的。斯波伯(Dan Sperher)和威尔逊(Deirdre Wilson)批评了格赖斯推理模式的不彻底性，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发展出一种明示——推理模式。
首先，斯波伯和威尔逊指出格赖斯的明说(saying)概念内涵不够丰富，他们另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明说概念——“explieature”。后者不但可以表示话语的命题，而且还能够指出言语行为类型和命题态度的信息。所以，在斯波伯和威尔逊看来，在明说交际中也存在着很多依赖语境的问题，诸如确定代词的具体指称问题、歧义词的解释问题、多义词的确定问题、命题态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用语码模式来分析是不能完全理解话语的。
其次，他们将说话人的意图分为两类：一个是说话人意欲通过发出话语等符号，使听话人作出某种反应，这是通报听话人某事的意图，叫做“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一个是说话人意欲听话人辨认出自己通报信息意图的意图，这是“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第二个意图才是说话人的交际目的。
他们把传递交际意图的行为，称为“明示”(ostension)。交际活动是公开性的、有意图的，人类的有意交际是一种明示行为。也就是说，交际还有明示的一面。因而，在他们看来，完整的交际过程应该是“明示”加“推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明示”和“推理”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从说话人角度来说，交际是一种明示过程，即把信息意图明白地展示出来；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又是一种推理过程，推理就是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获得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斯波伯和威尔逊的交际观称为“明示——推理交际观”。
三、结论
在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交际模式——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那么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有些学者认为二者各有适用的领域，各有侧重，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些学者则持比较激进的观点，认为二者是继承、发展、替代的关系，推理模式替代了语码模式。
“并行不悖观”认为“在研究语言交际时绝不能盲目抬高推理模式的地位而漠视语码模式的作用[1]。其主要理由在于，“两种交际模式反映并描述了两种不同的语言交际方式”，而这两种不同的交际方式就是直接语言交际过程和间接语言交际过程I”。这种观点显然是格赖斯交际观的翻版，对它的批评这里就不赘述了。
笔者个人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根本原因在于，语码模式只能应用于高度理想化的交际活动，根本不适用于现实的交际活动。Akmajian等人(1983)就曾这样评论语码模式：“语言交际的信息模式(即语码模式——笔者注)充其量只能应用于高度理想化的交际形式——而这种高度理想化的交际形式实际上也许从来没有发生过。”[2]的确，在现实的交际活动中，对任何一个话语的理解都离不开语
境因素，这可以说明语码模式假设是错误的。所以，从本质上讲，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这两种模式不是分别对应于直接语言交际过程和间接语言交际过程，而是分别对应于理想的交际活动和现实的交际活动。
但是，也不可否认，语码模式中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这些合理的成分可以被继承。实际上，在推理模式中，编码、解码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二者是推理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整体的模式虽然错误，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将其中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同样视为错误。它们可以是正确的，而且还可以被新的模式所采纳。不能将编码和解码过程笼统称为误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