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卷第4期 2017 $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AN( Social Science Edition)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7 No. 4
2017
•笔谈&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K#
关于社会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几点思考
张海东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200072)
**总《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周年以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 语体系建设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不同学科从各自学科特点出发，对各自学科的发展现 状进行了深入反思，对学科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非常多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本文仅就社会学学 科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摒弃理论上的“炒作主义”
创新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大背景是针对当前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一统 天下的局面，尤其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发不出声音，没有发言权。从学科自身发展的 角度而言，社会学发籾于西方，其知识体系的主体是不同世代学术共同体长期积累的结果。没有继 承与传承，学术创新也就无从说起，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同时也要看到，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致 力于解决的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有些对当今中国实践具有一 定解释力，更多的情况是解释力有限。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理论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可以解释 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运用到中国社会实践中也面临创新和发展的问 题。就这一点而言，西方社会学理论对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尚不足以提供完备的理论解释。
而在当下的社会学研究中，学界存在的对待西方社会学理论推崇有加的做法确实值得深入反 思。渠敬东在《我们有没有只顾西方理论边边角角，却对中国社会随处可见的大问题漠然处之》的 讲演中明确指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这种倾向，“配合‘与国际接轨’的浪潮，社会科学不仅在教育 和研究上继续贯彻制度移植的方针，在理论和方法上也继续追踪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积极主动地坚 持思维移植的路线，继续扩大自己的战果。而且与诸人文学科相比，社会科学这方面的特点更为明 显，越是最新的理论和方法，就越有学术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个研究 的导向问题，如果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在对中国经验的解读中，从鲜活的现实问题出发，就不会生搬 硬套西方的理论。不过，阅读社会学的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还会发现，大量的文章中即使研 究的问题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在理解解释上还是要用西方的理论来个盖棺论定，仿佛不如此就不具 备相应的理论高度，缺乏扎根中国经验的本土理论提炼确实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
象。
当然，很多人在此会质疑并可能提出一个问题，即中国经验的特殊性是否完全游离于其他人类 社会样式，特殊到连一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西方理论也不适合解释中国发生的事情？答案是显然 并非如此，这里要强调的是不要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炒作主义”倾向。摒弃理论上的“炒作主义”
[作者简介]张海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常务副主任。
①渠敬东：《我们有没有只顾西方理论边边角角，却对中国社会随处可见的大问题漠然处之》，转自《社科大师》 微信公众号，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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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借口西方社会学理论根植于西方经验就对其全盘否定，人类社会发展毕竟有很多共同性，西方 社会学的一些理论阐释可以为解释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路。最重要的是不能将西方理论泛 化到社会学研究中去，并作为评判研究质量高低的标准。应该看到，扎根中国经验的本土理论同样 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概言之，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话语体系应该是创新的目标所在。
二、超越方法上的“操作主义”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创新社会学话语体系，还要克服方法上的“操作主义”倾向。在社会学 量化研究中，基于工具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统计分析技术和工具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发达，这为社会 科学量化研究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技术工具，使得很多复杂的模型的建立和运算变得相对简单、易于 操作。但与此相伴而生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社会学研究中的“操作主义”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这里 所谓的“操作主义”是指运用统计分析技术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但缺乏原创性发现的“八股化”研 究倾向，有学者称之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麦当劳化”。这种研究倾向“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原创性 的减少和学术研究装配线上产品的单一化和预定化”①。
量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技术工具来论证研究者提出的理论主张何种程度上 成立。好的量化研究中（例如英格尔斯对现代人的研究\")工具技术的运用是为了原创性理论的建 构，而目前充斥学术期刊的海量量化研究成果距离贡献有影响力的理论创新还有很大差距，多数是 对某个西方理论命题在解释中国相应社会现象上的适用性的初级检验。鉴于此，我们应该对量化 研究进行反思，不能仅仅满足于模型的漂亮和精致。当然，不精细的量化研究毫无疑问不是社会学 研究的追求，但如何超越量化研究中的“操作主义”，贡献更多的原创性发现，应该是更高的学术追 求。
笔者无意争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孰优孰劣，毕竟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问题。社会学在创立 之初在方上就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这里要说的是克服量化研究本身的局限性问题。上个世纪 后半叶古德纳的《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出版后，引发了西方社会学界关于“西方社会学的 危机”的争论。争论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西方社会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克服实证主义局限的问 题，社会学家想方设法克服传统方法的局限，摆脱实证主义至上带来的学科困境。今天我们不能无 视这段学科史，不加反思地一味片面强调量化方法的正当性。“中国社会学有必要形成能够紧贴 本土快速变化着的社会转型实践的方，而这一方的构建并不完全排斥源自西方的理论和 方法，反而要善于吸收国际前沿的研究工具，并在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利用，使 其能够服务于本土化社会分析，应用于解决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实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③。
三、加强宏观趋势研究
纵观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研究，我们可以有一个粗略的判断，即宏观研究显得还不够充分， 中观研究比较充实，微观研究十分丰富但碎片化明显。
本文不讨论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问题，这里着重谈谈宏观研究的问题。
如何把握我国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应该是社会学的历史担当，“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
① ②
苏国勋：《抵制社会科学的“麦当劳化”》，《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曰。参见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
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版;风笑天％《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方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③ 李友梅:《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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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中国社会学应当继续发扬自己的‘中国 风格’，有自己的历史担当，深入地调查和研究关系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对热点、难 点、焦点问题也要从学理上给与解读和回应”①。
虽然社会学回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是对一些带有趋势性的研究还是 基本处于失语状态。例如，对信息社会的研究就显得很不充分。四十多年前，美国社会学家贝尔 (Darnel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前瞻性地预言了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后工业社 会，并预言了人类今天生存的图景;三十多年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大趋 势》一书中，对我们置身其中的信息社会进行了描绘+二十年前卡斯特尔就在《网络社会的崛起》等 系列著作中系统地对信息社会进行了社会学解读。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各种与信 息技术有关的新业态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也随之发 生重大变化。但是，对这些重大变化，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系统深入的研究 还不多见。这种对趋势性把握的宏观研究亟待补课，社会学家也要保持学术敏感，捕捉这些新的具 有趋势性的问题。再如，1997年IBM“深蓝”（Deep Blue)计算机和2016年的AlphaGO作为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里程碑是否会导致人工智能社会到来的问题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但还没有 引起我国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Yu[l Noh Harari)在《未来简史》中指 出，未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将对人类的发展，对未来的商业逻辑，对未来的所有行业，XtZ 来与社会的关系都将产生性的改变。未来一到两个世纪之内我们所知道的现在的“人 类”将会彻底消失，整个世界将会由一些实体来控制，这些实体跟我们人类有所不同。人工智能的 普及又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变革，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挑战。例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必 将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国外已经有学者预测未来五年将导致15个国家的750万人失业，其中大部 分是办公和行政人员；而三十年后，人工智能可以从事人类所有的工作，2045年失业率将达到50% 以上。同时，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还将导致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在此基础上将造成更加复杂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尤瓦尔还认为，算法可能会将人类挤出就业市场，财 富和权力可能会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人类社会将出现大量“无用的阶级”，出 现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也许会出现经济不平等向生物不平等的转变，和精 英对底层失去兴趣等等。
很多人都有一种偏见，认为人文社会学者尤其未来学家不靠谱，但是，事实上，很多研究都准确 地预见了人类社会即将发生的重大转型，这些充满洞察力和智慧的远见卓识在当时往往难以令人 信服，而今天我们发现这些战略预言是多么准确。
创新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是抛开西方学者的研究另起炉灶，而是“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 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性的宏观研究应该及早着手，即使做不到先知先觉，作为后知后觉者也要奋起 直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社会转变，在这一点上，我国社会学研究中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责任编辑：翁惠明
wenghm@vip. 163. com]
① 李培林:《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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