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代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试论元代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王欣

来源：《丝绸之路》2011年第06期

［摘要］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是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多民族融合的特点。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横跨欧亚的大片土地，建立皇族领地分封制，形成了西北四个汗国。实际上，元朝的疆域只是指皇帝直接统辖的领土。由于元代统治者的民族观与民族，又使得元代疆域的形成和统治产生了不同于中原王朝的特殊之处。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元代疆域；民族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6-0030-02

中国边疆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并相对稳定下来的，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更有着源远的历史特点。中国是世界各早期文明国家中惟一没有中断自身文明发展过程的国家，中国边疆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历史的连续性以及多民族的融合是中国边疆的两大特点。中国边疆和中国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中国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的主要居住地，而且各民族在自身发展基础上的融合是构成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的基石。这种融合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双向融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 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这一特定区域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和发展是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中一个长期被关注的课题。白寿彝先生认为，对中国疆域的研究，应“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究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1]这一观点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局观。本文亦在遵从这一观点的前提下，试对元代疆域做一些简单梳理和认识。 秦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其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东辽”。[2]此时的“天下”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并被赋予了国家的内涵，边疆开始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形成，并随着统一多民族的历史进程一同发展、变化。汉唐时期是汉文化的蓬勃发展期，中原王朝不断向周围实行“开地广境”，[3]扩大领土；另一方面，周边少数民族也不断完成统一，处于一个扩张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主基调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冲突，表现在两汉与匈奴、隋唐与突厥的冲突方面。而这一冲突正是古代疆域在汉唐时期逐渐变化的过程，其结果表现为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吸收以及少数民族的融合和认同。自唐朝衰亡，中国的历史又一次进入大时期并持续了近400年，先是五代十国的更替与分立，其后北宋虽然统一了五代十国的旧地，但在元朝统一之前，却始终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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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或宋、金两大政权对峙与争战。因此，在这样与扰攘的时代，无法寻找出一个中心点去确切地描述中国疆域。

从历史角度看，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称帝建国的1206年。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战争震撼了整个欧亚。前后80年间，蒙古兵锋所指，东及日本，西达中欧，北迄西伯利亚，南至爪哇、越南、缅甸，缔造了历史上幅员最为广阔的陆上帝国——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创建的蒙古帝国，按照蒙古人的观点，大蒙古国的人民、土地是成吉思汗家族——“黄金氏族”全体的共同财产，人人皆有应得的“份子”。蒙古帝国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制，随着扩张，遂形成和奠定了西北四大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伊利汗国，称“宗藩之国”。[4]元世祖忽必烈作为第五位大汗，具有蒙古大汗与中原帝王的双重身份，各宗藩国奉之为宗主，名义上将统有的包括各宗藩国的所有地域看成为大元的版图。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志》，共600册，1300卷。许有壬在《大一统志序》说：“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5]《元史•地理志》记载：“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6]说明元代领土之大，超过了汉唐盛世。这些说法都将西北各汗国领地视为元朝疆域所及。仅此看来，元朝的疆域似乎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即位中原的忽必烈是管不到这些“宗藩之国”的领地的。虽说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就是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的延续，但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胜利后，决定了帝国的发展方向以中原汉地为重心，不得不顺应汉地形式采用汉制，更多地扮演中原帝王的角色。忽必烈采纳谋臣刘秉忠的建议，采用《易经》乾卦“大哉乾元”卦辞，另建国号为“大元”。其《建国号诏》中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显然，元世祖更愿意以继承中原正统自居，视元朝为历史“中国”的延续。

实际上，自忽必烈立国中原、建立元朝起，蒙古帝国业已名存实亡。西北诸宗藩国地域相隔遥远，因民族、文化不同，要维持长久的一统局面是很困难的，必然会走向。建制中原本身就是蒙古贵族间争议的焦点，据《元史》记载，曾有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8]之后元朝与窝阔台之孙海都争战前后持续30余年，这是一场使蒙古帝国四分五裂的大战。所以，元朝的疆域只能是指皇帝直接统辖的中原领土，不应该把各汗国都包括在内。尽管如此，元朝的疆域依然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的，不仅在面积上大大超过了汉、唐极盛时期，而且在控制程度上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奠定了后来中国疆域的规模。为了有效的管辖辽阔的疆土，元朝在全国设置了行中书省，其中包括汉唐时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蒙古高原以北和辽河下游以北地区，建立了影响深远的行省制度。山东、山西、河北、蒙古等地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全国分为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除以上十行省外，机构宣政院管辖有“吐蕃三道”：吐蕃等处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司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司，这意味着从元朝开始，整个青藏高原成了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与中国其他部分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周围的邻国，元朝多次进行军事征服，有的还设置过行政机构，但维持的时间都不长，而且这些国家仍然是的，所以还不属于元朝的疆域。如元朝对安南用兵三次，一度占领了安南，并派了达鲁花赤去监督行政，但在安南的激烈反抗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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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得不撤出。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在高丽设“征东行省”，但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担任，且对高丽国内仍称国王，有相当的地位，所以，高丽实际上只是元朝的属国。 然而，每一个朝代都有它不同的统治性格，注定了一个朝代的命运。蒙元统治者以边疆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尽管不得不以汉法治天下，但其在长生天的庇佑下征服世界的性格从未改变。事实上，元朝的边疆始终处于动态变迁之中。忽必烈一生嗜利黩武，从至元十一年至三十一年（1274～1294），除征服南宋之外，元世祖还连续对日本、缅甸、占城、安南、爪哇等国发动了十次大规模征伐战争，前后调动士兵数量达60多万，丧师亦数十万，而造船、聚粮等备战措施更使江南地区“破家者相望”，民变蜂起。[9]这些战争皆非巩固统一所必需，而是蒙古世界征服战争的继续。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征服王朝，蒙古族从居处边陲到入主中原，并且大量迁徙族人至内地，并赋予。而多数族群——汉族，则沦为被统治地位。元代疆域之辽阔、民族之繁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漠南北为蒙古族游牧之地，东北地区有契丹、女真、高丽等族杂居；西北地区有畏兀、唐兀，而西南则有吐蕃、罗罗等民族。西征蒙军更是带回了数目庞大的中亚、西亚、南俄及东欧不同民族、宗教、职业的人士，在中原大地上与蒙古、汉族共同生活。因此，蒙古民族建立的王朝所具有的民族观及其边疆民族是与汉族王朝传统夷夏观的边疆民族是不同的。元朝统治始终没有形成畿服式的“中心—边缘”格局观，很少考虑“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旧华夷秩序，而是推出了“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10]的新认识。元代族群的对象由边陲少数民族转为中原汉族，而的目的更由消极的羁縻转为积极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此前羁縻之治的局限。由于文化落后，蒙古统治者亦没有强迫被征服民族接受其文化，而是推行多元文化，对各民族因俗而治，多制并举，兼糅蒙、汉、夷等多重文化色彩。这种更加积极的统治方式，大大加深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大一统的进程，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11]对中国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朝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尽管有其偶然性和特殊性，但仍然延续了中国古代疆域发展的历史洪流，显示出民族融合的强大力量。地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以农耕为生存方式的汉族，栖息于长城以北、以西主要从事游牧的诸少数民族，共同构成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两大基本族群。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就是这两大族群交往、冲突、渗透、融合的过程。[12]可见，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过程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的。 ［注释］

[1]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 [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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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汉书》卷87《西羌传》。 [4]《元史》卷35《文宗本纪》。

[5]许有壬：《至正集》卷35《大一统志序》。 [6]《元史》卷58《地理志》。 [7]《元史》卷7《本纪第七》。 [8]《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9]方骏：《元初亚洲征伐战争的对内影响》，《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5辑），南方出版社 2002 年版。

[10]郝经：《郝文忠公文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11]胡小鹏 ：《试论元代边疆民族》，《中国边疆史地》，2009年第12期。 [12]李治安：《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