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环境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索

郭云飞

（阜平大商村镇银行 河北 保定 073299）

摘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的根本要求，“互联网+”在为国家治理活动提供机遇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鉴于此，本文分析了“互联网+”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影响，研究了“互联网+”环境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希望能为国家的发展和新时代宏伟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持。

关键词：互联网+ 国家治理 现代化 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5-0231-02

“互联网+”是指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互联网创新成果融合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当中，逐步形成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互联网+”是互联网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标志。在互联网时代，我国的国家治理工作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而“互联网+”能够为国家治理搭建良好的平台，也必将推动国家治理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互联网+”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影响（1）带来新挑战。我国作为世界上网络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且正在朝着移动化和泛在化方向不断发展。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互联网渗透率已达到50％以上，其中年轻网民所占比重约为50%，他们每天在社交网络中耗费的平均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如今，我国的网民结构正在朝着年轻化方向发展，同我国当前转型期的国情相互呼应，“互联网+”战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互联网+”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国家治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尤其是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化，、信息安全、社会舆情等工作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提供新平台。互联网环境是一个虚拟化的世界，在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和网络速度不断提升的同时，互联网也逐渐向智能化和便携化方向发展，如今已构成一个庞大的虚拟网络社会。在互联网环境下，社会大众能够获得比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渠道更多的信息，并且互联网具有较强的交互性，更容易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使用。“互联网+”为国家治理工作提供了新型渠道，并且为其构建起一个具有交互性的服务平台，真正实现了同社会公众的互联互通。群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网络问政等信息交互活动，有效提升了社会大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使信息变得更加透明化和公开化。二、“互联网+”环境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1）领导干部创新治理理念。“互联网+”强调在实现企业自身价值的同时，追求产品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其他价值，从而实现用户价值及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更加注重服务的创新及改善，这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服务创新是提升创新创造水平的必要之举，也是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重要举措，在国家治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广大领导干部可以以“互联网+”思维来审视自己的工作价值，不断探索和创新工作路径，自觉形成正确的服务意识和行为方式，促进国家治理效率的提升。广大领导干部应当重新审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工作职责是什么、评价标准是什么、谁来评价”等问题，将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作为工作的强大驱动力，并向日常工作中融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通过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2）优化组织结构与治理系统。在“互联网+”环境下，企业需要不断优化内部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对于而言，则要不断加强、社会、市场等层面的治理体系优化，通过明确权利清单、责任清单，建设创新、法治和廉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各级应当继续推进权利清单建设，通过权利制约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和市场活力，为新常态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保障。应当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优化管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增强社会活力、改进治理方式、激发组织活力，及时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大幅提升。（3）向动态化、精细化治理转型。在传统的国家治理活动中，受技术水平和信息传输渠道的制约，很多信息和数据不能得到及时更新和共享，管理工作还处于静态管理阶段。在“互联网+”背景下，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为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也能够对管理活动进行变化和调整。“互联网+”打破了以往静态的国家治理方式，推动了动态管理活动的开展，使得国家治理工作从经验管理阶段向精准治理模式转变，促进了国家治理效率的有效提升。“互联网+”背景下，可以通过图像处理、数据分析等软件对信息和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在很大限度上提升了的工作效能。在“互联网+”背景下，通过数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参考，推动公信力的有效提升和治理现代化的充分实现。（4）把握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下转第230页） 作者简介：郭云飞，阜平大商村镇银行，本科，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230端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无法清楚论证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后果。在哲学上，萨特试图用在《存在与虚无》中的观念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观念或者是采用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之间进退两难。例如，当他认为党是工人阶级历史活动的唯一源泉时，他只是在重复党自己的观点。当他将工人阶级描述为完全的原子化时，他又只是把源自《存在与虚无》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论强加于马克思主义之上。每一个萨特主义的工人都像一个迪卡儿主义者那样独自面对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现世界是一个稠密的、无法穿透的他者。在梅劳―庞蒂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通过证明人已经完全进入世界之中，通过在实践中终结二元论否认世界是他者而解决了这一问题。如果萨特已经找到了工人关系的交互世界，而不是关注遭遇世界的孤立工人，他就不会以自由的党和惰性的工人阶级的简单对立而告终。梅劳―庞蒂强调，萨特未能完成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任务，那便是将主体的能动性附加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互动的概念之上。梅劳―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主要涉及辩证法、认识论以及无产阶级与反对派三个方面。关于辩证法，梅劳―庞蒂抨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认为恩格斯给辩证法加上自然主义因素，瓦解了辩证法。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唯物论的观点否定了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成世界本原的合理性，并且把这种以精神为根据的合理性追溯到物质上。关于认识论，梅劳―庞蒂认为，意识之中包含自我纠正的根据，要是把意识和存在对立起来，把意识看成简单的反映，意识就再也提不出任何标准来区分什么是认识，什么是意识形态，朴素的实在论就必然变成怀疑论。而且，（上接第231页）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应将以人文本理念内化于心，并外化于实际行动中，使人民群众有更大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互联网+”思维重视用户至上准则，提倡交流协商、讲究敬重用户，重视民主互动和公开透明。在互联网背景下，广大领导干部应当将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总原则和总纲领，不能将以人为本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号上，而是要落实在每个活动和环节中，要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和现代化的思维解决当前战略性、前瞻性和系统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通过对各项工作的正确领导来不断提升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和促进发展的能力，将以人为本理念践行在具体的工作和实际行动中，使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创造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5）增强法治思维、依法执政。在“互联网+”背景下，网络只有与法治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正面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需要法治力量的支持，只有法律才能维护良好的社会制度和市场秩序，不断规范行政行为、规范市场和社会行为。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广大领导干部要主动维律、践行法律，带头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遵守法律、敬畏法律的法治环境。在互联网环境下，党员干部应当不断学习法律、使用法律，将得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互联网+”思维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较强的驱动力，但是所有新型工作方式和工作途径必须在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开展，只现代交际·2019年5期

他认为列宁阐述的的能动的反映论给予辩证法一个绝对的基础，把它放在了一个纯粹的存在或客体中。关于无产阶级与反对派的问题，梅劳―庞蒂寄希望于“非主义的左派”。他认为，是一种创造性的不平衡的统治制度，那里总是有种种对立要扬弃，所以内部总需要有反对派，因此抨击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中不允许有反对派的观点。他认为敌人和人民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楚，即使无产阶级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也不能够解决问题。这种情势只有以一个非主义的左派的诞生才能结束，因为一个非主义的左派就是采取双重的立场，即以斗争的关系，提出社会问题，并且拒绝无产阶级专政。梅劳―庞蒂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批评缺少理论和实践根据，是不客观的。至于梅劳―庞蒂在有关无产阶级与反对派问题上的观点，要是事情真像梅劳―庞蒂所说的那样，一旦取得成功，就必须变质的话，任何非主义的左派都不能解决问题，反之，要是事情并不像梅劳―庞蒂所说的那样，而是如马克思阐述的那样，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自己本身和对立面后才能获得胜利。那么也不需要梅劳―庞蒂所说的“非主义的左派”，所以，这种所谓的“非主义的左派”，只是梅劳―庞蒂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罢了。参考文献：[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责任编辑：刘健有如此才能不断促进国家治理效率的提升。三、结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职能转变和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财税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在要求。“互联网+”战略在为国家治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我国应当从创新治理理念、优化组织结构与治理系统等方面努力，依托互联网优势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参考文献：[1]黄旭.以来我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实践目标和路径选择[J].电子政务,2018(12).[2]邓子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线思路与治理模式研究[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11).[3]王仕勇,张成琳.利用互联网推进社会治理精准化[J].重庆社会科学,2018(8).[4]李巍.“互联网+”背景下治理创新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8(7).[5]黄金,李乃青.互联网平台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J].信息通信技术与,2018(6).[6]张大勇,李明忠.“互联网+”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7(12).责任编辑：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