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传统聚落与潮汕传统聚落形态比较研究

潘莹;卓晓岚

【摘 要】传统社会中，广府民系和闽海民系分别占据了广东区域内耕作条件较好的珠江三角洲与韩江三角洲平原聚居生息，并以之为建筑文化核心区培育出具有强烈特色的广府聚落和潮汕聚落。虽然地域邻近，但广府传统聚落与潮汕传统聚落却具有差异鲜明的聚落形态。影响聚落形态生成发展的是多要素组成的外部环境系统，本文旨在分析两地聚落差异以及导致差异产生的关键环境要素，从中探索外部环境系统与聚落之间的互动机制。%Guang-fu clan and one branch of Min-hai clan had respectively settled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Han-jiang River Delta, which are both in good farming condi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core areas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where the Guang-fu settlement and Chao-shan settlement developed. Despite the close geography, these two settlements had their own patterns distinctive from each other. The effects on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ttlement pattern come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ystem consisted of multiple factors. This paper lays out the differences along with discussions about key factors, and aims a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xternal environment system and the settlement pattern.

【期刊名称】《南方建筑》

【年(卷),期】2014(000)003

【总页数】7页(P79-85)

【关键词】广府地区;潮汕地区;传统聚落形态;比较研究

【作 者】潘莹;卓晓岚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5100;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51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TU-098.1

中原历史上的多次，造成了中原人民不断南迁避战的移民现象。这些中原移民在不同时期经由不同路线南下，逐渐形成东南地区的汉族五大民系。其中广府民系主要聚居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珠江流域地区，而粤东韩江流域的潮汕地区则为闽海系中一个主要分支的聚居地。

广府和潮汕地区的传统聚落主要占据了广东省内地理条件较好的河流三角洲和沿海平原，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看拥有较类似的自然条件基础，因此两个地区的聚落存在着一些共同点。如广府和潮汕聚落均表现出强有力的人为规划控制的秩序感，街巷横平竖直排置有序；聚落内部的民居单元均较为统一，单体同为合院式民居；因地处湿热的亚热带地区，聚落内部建筑密度均较高，街巷布置均比较紧凑，在减少太阳辐射的同时也利用冷巷作用获得空气对流等。但不同的微观地理条件、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制度分异，使这两个

地区的聚落形态存在着一些鲜明的差异。本文对这种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并探讨其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

2.1 宏观层次的比较——聚落与聚落群

从宏观的聚落整体形态看，广府和潮汕的传统聚落的基本形式主要都呈团块状，潮汕聚落团块比广府聚落更趋于规整（图1、2）。在聚落向聚落群发展的过程中，广府的自然村基本维持团块的，自然村之间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图3）；而潮汕地区乡镇域内的多个自然村常常紧密毗邻，团块之间的用地也被一些附属小民居填满，形成规模浩大的聚落连绵区（图4），聚落群规模之大在全国也属罕见，并且越往沿海地区，这种聚落群的密集度越高。据统计，潮汕地区拥有40多个人口过万的聚落连绵区，最典型的是澄海的莲上—莲下区，由一组建立在古沙堤上的村镇组成，跨两个建制镇，村与村之间紧密相连为一体，长达6km，总人口近10万，为全国最大的村镇型聚落群。[1]

2.2 中观层次的比较——聚落布局及街巷结构

广府、潮汕聚落的整体布局都表现出强有力的人为规划控制，街巷横平竖直整齐有序。两者的差异在于，广府聚落以“梳式布局”为主，有统一的整体朝向而缺乏核心，所有建筑朝向一致（图5）；而潮汕传统聚落不仅有严谨的纵横对位，还严格追求中轴对称和向心聚合性，外圈建筑的朝向与中轴上的建筑朝向不一致，左右从厝及后包均朝向中轴，体现“以中为尊”的方位观（图6）。

从街巷结构看，广府传统聚落属于典型的由“侧入式模块”构成的“纵巷布局”模式。

具体特点是：聚落以一条垂直于民居朝向的主街（梳把）统领全局，以垂直于该主街的若干条纵巷为支路（梳齿）（图7）。多座民居以主街为起点沿纵巷向后排开，由纵巷连接各栋民居侧厢位于山墙面的主入口。纵巷过长时，才会适度增加横巷辅助交通，但纵巷的数量远远多于横巷（图8）[3]。而在潮汕向心密集式聚落中，位于的主体建筑和从厝建筑朝向并不一致，而建筑入口方式皆以从檐墙开口的“正入式”为主，因而横巷纵巷兼而有之，且比重相当。从厝与主体建筑之间的巷道称为“火巷”（也称“花巷”），它对于从厝屋而言是横巷，但对于主体建筑而言则是纵巷（图9、10）。

2.3 微观层次的比较——聚落建筑

广府和潮汕聚落中的民居单体建筑都属于合院式民居。广府传统聚落中，除了祠堂以外，民居多采用清一色的三合院（“三间两廊”）（图11），在统一朝向的基础上，其空间布局、尺度、立面造型、材料构造等都几近一致[4]，民居单元的模块性特征强烈（图12）。潮汕传统聚落中的民居单元则比较多样，除了最常见的三合院式（“下山虎”）（图13）和四合院式民居（“四点金”）外，还有以其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五间过等大中型民居。“从厝”和“后包”中包含的并联排屋式附属单元所占比例也很大，与前述合院式民居一起构成聚落整体（图14）。

2.4 祠堂分布的差异

广府和潮汕聚落中的祠堂在聚落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均对村落布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若将聚落中各部分空间的重要性和凝聚力比做场强，那么广府聚落的梳式布局聚落和潮汕聚落的向心布局聚落中空间场强的分布差异就像平行电场和点电荷电场的区别。聚落

中的祠堂就如电场中的电荷，左右着聚落区域中空间场强的分布趋势。

广府聚落类似于平行电场。祠堂坐落于梳式布局的前排，紧邻横向主街并朝向水塘。它们的规模明显比普通民居大，进深二至三进，横向三到五间，大门直接开向横向主街（梳把），在普通民居之前，统领其后的一列民居，祠宅分离。多座祠堂与其前面的晒坪、水塘结合在一起，形成开阔的空间，昭示着聚落中最重要的空间所在，是平行电场中场强高的一侧。整个聚落的场强呈现前高后低的分布态势（图15）。

潮汕聚落有一个核心，即位于中路的祠堂。以德安里的民居组团为例（图16），中路祠堂为轴心，左右先扩展出一路，形制等级较中路为低，再往外，则以面向中轴线的两重从厝包围，后方以面向正面的后包围合。三进祠堂的中轴线犹如一块条形磁石般吸引统摄着两侧及后方对称布置的民宅，组合构成大型民居建筑群，整个村落像一个大型府第，而中轴上的祠堂在民间俗称“客厅”，反映出祠宅一体的性质，与广府聚落中祠堂和民居的分离有明显的区别。整个聚落的场强从中心向外逐渐减弱。

2.5 聚落防御性的比较

广府聚落与潮汕聚落都具有相当的防御性，其村落建筑分布聚合度高，内部交通巷道窄小，是两者共同的特点。但广府聚落并非普遍存在村围，防御仍以点式防御为主，包括村门、巷门以及设于村口或村后起到瞭望和警戒作用[5]的更楼、碉楼等（图17、18）。

相较而言，潮汕的向心密集式村落以厝包三面围合，厝包的外墙连成一体封闭对外，聚落形态本身比梳式布局更具有封闭性。当最外围的厝包提高到二至三层，外墙厚重封闭，

只开少数小窗，四角有突出的角楼，墙外或有壕沟或河涌环绕，就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围寨式村落，聚落对防御性的要求比广府村落更为明显（图19、20）。

在聚落群层次上，潮汕特殊的连绵聚落群显然也比广府松散的聚落群具有更强的集体防御性。

第2节中分析了广府和潮汕传统聚落在不同层面上的各种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在于中观层次上的组织格局，以及聚落中最重要的建筑——祠堂在聚落中的位置。为考察影响这两个地域相近的地区聚落形态差异的最主要因素，下文从地理特征、宗族制度、文化传播、历史环境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3.1 地理水文特征对聚落形态的影响

广府和潮汕地区分别位于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平原，河流支流纷繁，水网错综复杂，而两者相较，珠三角的河网密度又更甚一筹（图21）。广东全省河流、水道共1006条，其中属珠三角河网的水道就有823条[6]。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形成的聚落，自然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记载，广府民系的中原祖先南迁到岭南时，“逢涌则止”，到了可供居留的地方便弃排上岸，有迁民分布的地区都是船、排、筏可到之地[6]。从地名文化上看，粤方言中包含大量如涌、沥、滘等与水相关的地名，是该地域地貌景观特色的直观反映[7]。在不同形态的水体的牵引力下，聚落的整体形态也会变化成线状或网状等其他形态，或傍水一侧，或夹流而居，形成独具一格的岭南水乡风貌；但聚落内的组织结构仍然保持与最基本

的团块状的梳式布局相同的拓扑结构——即祠堂在前排，民居在后，与祠堂朝向统一，且梳式布局的巷道（即“梳齿”）始终与水体呈垂直关系。

潮汕平原上的河网不若广府密集复杂，陆块较完整，与之相比，潮汕聚落多在完整的陆块上最大限度地占满陆地。潮汕聚落虽出于传统稻作对水的依赖而同样尽量选择近水基地，但聚落总是位居河涌一侧而保持团块的完整性，向心格局的要求使得水体主要是作为聚落外部而非内部的环境要素，对聚落的选址和用地规模形成，而对聚落内部组织结构的影响就不如广府明显。

3.2 宗族制度的差异对聚落组织结构的影响

《聚落探访》一书中强调了社会和家庭制度对聚落形态的影响：“布局理论中社会或者家庭的制度被直接地转化为空间。……家庭制度也被空间体系化。……家庭制度作为有形的东西也可以被看到……直接体现在空间形式中。如果各种因素按照所有关系进行组合排列的话，就很容易绘出血缘关系的家谱。”[8]前文所述的祠堂位置对聚落格局的影响力，就是无形的宗族制度通过祠堂这一物质载体对有形的聚落形态产生影响的物化手段。本文认为，宗族制度是决定广府和潮汕聚落中观组织结构的核心因素，也是造成这两个地区聚落形态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广府聚落在历史上曾有过以一个宗祠为中心分布的时期。这种村落的祠堂往往位于村落中心和地形较高处（如岗地中的岗顶），为其他建筑所拱卫[9]。自明中叶起广府地区的宗族组织与沙田基塘农耕系统的开发相互依承相互促进，得到长足的繁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个体私有财产的发达，大宗族逐渐解体，宗族财产的再分配加快，“房”从宗

族中脱离出来，“一族之内，亦复分房角胜”[10]，这导致了聚落中单一的宗祠迅速裂变为多个支祠。另外，得益于商业化的孤寒小姓或个人也得以出头，庶民宗族大量兴起。祠堂的增多以及彼此之间平等的、互不归属的平行关系，使以单一祠堂为中心的单核心布局模式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多个祠堂并置于聚落前方面水而立的格局。同时，位于祠堂后方的民居单元——三间两廊，也是与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和宗族裂变下的家庭结构所相适应的建筑形态。由于商业发展较早，农村富有者除了在村中买田建宅外，多在城镇经商买屋，较少留在农村形成大家族合住的情况，因此多为一家一户的三间两廊结构[6]。这种一个核心宗族裂变为多个支祠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支祠下以小家庭为居住单位的生活方式，就形成了一套模块性强的以平行纵列为支房的梳式布局组织结构。

而相对地，潮汕韩江流域在明清迁海令后复界时，当时的户籍登记和赋役征收制度中“粮户归宗”，刺激了宗族组织更加普遍成为潮汕乡村中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关系[11]。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没有广府那么普遍发达，不足以发展出多个平等的支系，因此每个村落呈现以一到几个大家族聚居的密集式民居群为主体附带一些小姓散居的情形；另一方面，在这个主体大家族中，遗留更多的是父系家庭制的特征，经济上以家庭集产代替宗族集产，家庭内个人收入全部缴归父亲，并实行嫡长继承制[6]，与之相应的则是大家族合居的居住模式，并严格按照父系家庭制度中的尊卑长幼关系分配住房，不仅以三合院（下山虎）或四合院（四点金）为基本单元向前后左右扩展，更以从厝和后包分别从左右和后方面向主体建筑进行围合，形成向心的组织布局形式。

3.3 文化传播位序对聚落居住方式的影响

同为中原移民的两个民系聚落在家族组织和居住方式上的这种分异，除了经济因素的

影响外，与其各自在文化传播链上所处的不同位序是息息相关的。

大家族共居一宅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一个方面，在汉至唐最为兴盛，而宋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在唐宋之际普遍兴起的个体小家庭形式为单元，在明清重兴聚族而居时形成模块化的聚落组织形式[12]。

广府民系自南宋形成后，持续有移民迁入，并在明清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而与内陆交流密切，因此先民所带来的中原古制也随着文化核心区的变迁而变迁。从家族合居逐渐过渡为以个体小家庭为模块的聚族而居这一变化过程，并非广府地区独有的现象，而是与中原地区的发展同轨的。而潮汕地区在中原文化的传播链条上处于更为末端的位置。根据文化传播理论，文化传播末端地区保留的核心文化年代更为古老。另外，潮汕地区移民的迁入期也相对较短而集中在中原大家族合居制度转变之前，可能在迁移中避开制度转变期而与后期重新兴起的聚族而居接合[12]，因此这一制度文化得以较为巩固地保留下来。另外，潮汕地区在中原移民文化的传统路径上位属福建地区的下一层级，且地理上潮汕与东北方向的闽南的联系较西北方向更为畅通，自古以来亲闽疏粤。两宋时期，以福建人朱熹创立的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封建统治思想在福建广为传播，使得毗邻的粤东潮汕地区也不可避免地深受理学思想熏陶，其府县的历任官吏中就有大部分是闽籍儒生[13]。累世同居共财合食，就是尤为理学家所宣扬的大家族组织形式。因此，潮汕地区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就比广府更深远地受到儒家宗法等级制度的制约。中原古制在潮汕地区的保留不仅体现在聚落的向心布局和家族合居的生活方式上，在建筑技术上如梭柱、叠斗的应用等也有不少体现。

3.4 历史环境对聚落形态的影响

前文在探讨两地聚落在宏观形态和中观组织方式上的差异时，主要运用共时性研究的方法。但若采用历时性研究的角度，某一历史阶段内特定的历史事件的作用会更值得重视。第2节讨论了两个地区聚落防御性以及聚落群密集度上的区别。潮汕地区（尤其是越靠近沿海的地区）在聚落群层次上的分布密度远大于广府聚落，这固然有人口因素的影响，但与聚落防御性上的强弱对比结合起来，却也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两地社会环境的差异。

广东远离中原统治核心地，濒临南海、东海，拥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在历史上是中国沿海海盗活动最为频繁和猖狂的地区之一[14]，尤以明清为盛。同在广东的广府和潮汕地区聚落形态发展也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呼应。

历史上讨论广东地区的海防时，通常分东、中、西三路做比较。东路为潮汕地区，中路则为广府核心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三个区域的比较中，往往将粤东潮汕地区列为险扼之甚：“广东三路虽并称险扼，今日倭奴冲突莫甚与东路，亦莫便于东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15]。这是由于属海防中路的广府地区滨海诸县中，以东莞、新安为障，在三角洲沿岸设置海防岸防措施[14]，使三角洲腹地的广府民系核心区所受海盗倭寇之害稍有减弱。而潮汕地区“当闽广之冲”，又有众多居民点分布于沿海平原[16]。明代自闽浙而来的倭寇受季风气候影响的南上北下之途，都必经潮汕这一咽喉要道[17]，因此潮汕（粤东）遭遇倭寇侵扰的程度为广东域内最严重。再加上潮汕地区的物质经济条件落后于广府地区、沿海地区易受台风灾害等种种困境，更造成了潮汕地区民匪不分、亦商亦民亦盗的纷乱局面[18]。

以上历史环境，使潮汕地区聚落对防御性的要求远远高于广府地区。而地处“省尾国脚”的潮汕又比广府更远离集权统治，官府在守卫乡民方面除“下令各村以自为

守”[19]外也寥有作为，因此更需要民间的自发防御体系。潮汕人民在认定“必合聚筑稍能存生”[20]的动机下，形成“乡村聚族而居，烟户繁密……乡无不寨，高墙厚栅，处处皆然”[21]的景观。如澄海隆都镇前美村永宁寨建成于清雍正年间，建寨的初衷，正是由于连年台风灾害，民不聊生，许多贫民迫于穷困弃农为盗，社会环境混乱不安，遂有在外任官的村人委托村民建造，取“永宁”为名，为求得一方百姓安宁度日。因此，无论是村寨连绵的高密度聚落群景观，或是高寨厚栅的聚落防御系统，都反映出潮汕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处于比广府地区更为严峻的社会环境。

不论是地理风土，还是历史人文，每一种因素对聚落形态在形成和转变过程中的影响都不会是和绝对的，某个阶段有某个因素占主导影响作用，但各个因素仍是综合起来的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并共同推动了聚落形态在总体趋势上朝向更适应于社会和时代的方向发展。本文认为，广府和潮汕两个地区的传统村落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中观层面的聚落组织方式上，决定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社会组织关系（社会制度），而为了理清这种分异的根源，又需要以更长远的眼光去追溯聚落的发展历史。同时，亦不可忽略某些特殊要素可能对聚落的发展形成变异的推动力，如特殊时期的历史环境对聚落形态的影响。这样一种研究过程，有利于我们用历史的、延续的眼光看待和理解聚落的发展历程，并从中为其探索更合理的发展方向。

图片来源

图1～3、8、15、16、21：根据地形图自绘；

图4、19：参考文献[2]；

图5、6、9、12：根据参考文献[2]中插图改绘；

图7a、10、18、20：作者拍摄；

图7b：华南理工大学民居建筑研究所提供；

图11、13、14：作者绘制；

图17：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景观学院，《从化市大江埔村总体规划》（草案），从化大江埔村村委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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