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半埋论 》２０１８牛弟ｌ别 关于与三项指示一个问题的辨正 以 年谱（一九四九一一九七六） 第六卷为中心 鱼 洋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多年来，主持的１９７５年整顿工作受到党史界、 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成果丰硕，进展突出。不论从事这一 领域的整体研究或局部研究，研究者均注意到：在整 顿期问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源自在１９７４年下半 年先后作出的三项指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 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不过，在肯定将三者联系在一起 并把它们放在“纲”的位置的同时，研究者对是否将 三项指示联系起来尚存在不一致的意见。 一、三种观点 近期，笔者阅读了关于“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主题的研 究文章。归纳研究者对前述问题提出的观点，主要有三类， 分述如下。 ｌ、并未将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 １９９７年１月，程中原先生撰文《的三项指示和 主持的１９７５年整顿》提出，“在不同时间、 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先后提出并重申三项指示，但“并 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随后，张化研究员也撰文《也 谈的三项指示与１９７５年整顿》，按时问顺序探讨了 “作出每一条指示的背景、对象”，进～步指出毛泽 东没有把“每一条都有特定的背景和对象”的三项指示联系 在一起 。新世纪以来，这一观点为更多研究者接受。例如， 赵凌云、张建勤在探讨１９７５年经济整顿时认为没有 把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 ：秦吴扬也指出三项指示是 在不同时问、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发出的指示，三者之 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近 期，张爱茹研究员撰文《１９７５年领导全面整顿时的 战略思维》，论及此处也认同上述观点 。 ２、三项指示是分散的，、叶剑英（特别是邓小 平）将三者视为整体。 １９９４年，尹书博在《拨乱反正的先导——论１９７５年的全 面整顿》一文中指出：将三项指示看成一个整体是、叶 剑英多次强调的 。彭月才认为，将“在不同场 合、针对不同问题分别表达的意见”联系在一起，以领导整顿 工作 。此外，肖鹏也指出， “三项指示为纲”是将毛 泽东的三项指示“创造眭地”加以“概括”的结果 。 ３、将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金民卿研究员在《思想研究》上 发表≮是１９７５年整顿的首倡者、推动者和终结者一 一关于与１９７５年的全面整顿关系的思考》一文，提 出三项指示的内容涉及当时党和国家事业最核心的三个问 题：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根本理论和 路线问题，这三者基本符合结束“天下大乱”走向政 治上、经济上及思想上“大治”的设想；此外，三项指示提 出的先后顺序也反映出作为理论家的“对这三个问题 把握的理论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顺序” 。 上述第一种观点目前为大多数研究者持有；第二种观点 则从侧面反映出未将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也为不少 研究者持有。与这两种观点明显相区别，第三种观点目前仅 为部分研究者（笔者所见为金民卿研究员）持有，而笔者倾 向于此种观点。 二、辨正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由逢先知、冯蕙主编，文献出版社 出版的《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 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此时的思想状态提供了珍贵的史 料。笔者拟以此书为中心，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辨析。不到 之处，敬请方家批评和指正。 第一、关于“安定团结”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 事实上，这两项指示的提出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 势（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判断密切相关。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６日， 在同周恩来谈到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时，便要 求在报告中指出时代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 阶级时代”，且“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 过的话为证” 。此后，对这种“不安宁”的国际形 势的判断愈加强烈，兹举几个发生在１９７４年的例子： ２月２５日晚，在阿尔及利亚委员会布迈丁问 及美苏两国是否达成某种协议以及战争问题时，认为 协议可能有但不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 里头还是争夺为主……就是不要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同 时，他指出，若社会制度不改变，则“战争不可避免，不是 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也叫社会帝国 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当布迈丁问及中国面对 此种形势的态度时，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 苏）在世界上。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 的和平。”“ ５月３Ｏ日，在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时，毛泽 东讲到自己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 啊！不可能不打仗的，因为这个社会制度不同呢。就是一样 的社会制度，它也要打，因为它是帝国主义。” １Ｏ月２０日下午，在丹麦首相哈特林谈到欧安会进展十 分缓慢时，又表示：“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 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当哈特林问 及世界和中国的未来是否包含战争的可能性时，明确 ·３７· 表示自己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说法，同时谈道：“对欧洲 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 要吃亏。”ｍ 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 ９月１Ｏ日下午，在与尼日利亚联邦军首脑戈翁谈到石 油问题时，说：“我们自己就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国家， 不发达国家，按人口平均石油产量比不上你们。你们每年产～ 亿吨，中国就可怜了，只有你们的一半，一半多一点。” 在对国际形势做出以上严重估计的同时，又将重 点放在防苏方面。自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后，多 次提出自己对苏联的看法，比如“修正主义”、“帝国主义”、 “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 部” 。而在１９７４年，一方面继续指出苏联的扩张 “野心”，提醒各国（包括中国自身）“苏联靠不住”、“苏 可以看出，对当时国内经济状况保持着清醒的认 识。就在１９７４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受到“批林批孔” 运动的严重冲击：第一季度煤炭欠产５００多万吨，库存下降； 津浦、京广等铁路干线不畅通，铁路货运量欠运约８００万吨， 联讲的话不大可靠”，不要上“社会帝国主义”的当；同时， 更为重要的则是加强世界各国的团结，比如“加强非洲团结”、 影响到工业生产；前五个月全国工业总产值只比去年同期增 长１％。 ７月１日，针对上半年经济计划未完成的局面，经 “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以至“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 伊朗、士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 可以看出，在眼里，世界各国加强团结的一个重 要目标便是对抗业已变为“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苏 联。这一思维逻辑其实也体现在他所作出的关于“安定团结” 和“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两项指示上。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尽快形成一个团结有力的党中 央（特别是政治局）以继续进行反修防修的“文化大”， 成为“苦心苦意”思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党的 １卜‘大实际上并未开成他所希望的“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 会”“ 。在选举产生的第十届委员会中，之前被的 、王稼祥、乌兰夫等均当选为委员；同时，王洪 文、康生、等也进入委员会。在此之后，等先 后挑起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反对担任联大特 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批林批孔走后门等一系列针对周恩 来、叶剑英、等老干部的争论。 针对当时存在的这种“”局面，“团结”、“稳定”、 “安定”等词汇日益频繁地出现在的谈话、指示及批 示中，特别足针对政治局同志。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 离开北京到南方休养，叶剑英记下临别指示：“政治局同志 要团结，文化人已八年，现在要稳。最近又指示要研究 国际问题” 。至１９７４年底，年谱六卷所载此类词汇达１３ 处；此外，自９月４日至１２月１７日，共会见外宾９ 次，论及世界形势如前所述。 综合上述所认为的国际国内环境，“安定团结” 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两项指示不应仅仅为在个别 场合表达的意见而未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笔者以为，这两者 是深度思虑国际国内形势后作出的指示并将二者联 系在一起，即在实现国内安定团结（特别是政治局团结）的 基础上继续推进反修防修的“文化大”。 第二、关于“安定团结”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除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指示相联系外，也将 “安定团结”指示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指示密切联系起 来。在１９７４年与外宾的会谈中，多次提到国内的经 济状况，例如： １月５日上午，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谈到中目两 国关系时，说道：“各有长处，各有短处，我们两国 两种制度。好多东西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什么钢铁、化肥生 产，特别是造船业。”“ ５月２５日下午，在与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谈到 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说：“八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 ·３８‘ 审阅同意，发出《关于“抓”、“促生 产”的通知》，规定：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员，必 须返回工作岗位；对于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 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 不准揪斗干部，不准打人抓人。 看来，尽快实现安定团结 局面将国民经济搞上去已经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上述通知的逐步贯彻，“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 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全国工交生产也开始回升。１２月１７ 日，在向汇报起草四届工作报告的情况时， 提到：“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 底就是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不安 定，生产搞不起来，讲八年了，这里包括怎样帮助 树立威信。”对此表示认同。 此外，当周恩来反映 “关于安定的指示传达晚了”，导致晚抓了生产，“特 别是铁道问题是最大的耽搁”时，说道：“这就是曹 操说的袁绍的短处‘见事迟’，要总结经验。”稍后，在同 周恩来单独谈到经济问题时，更是明确将两项指示放 在一起：“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由此看 来，若仅仅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看成足与李先念 谈话时随意作出的一个指示是有失偏颇的。 此外，若从更长远的角度考量，将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 也是一直以来一贯做法与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文化 大”开始一段时间后，不仅仅在各种场合强调“无 非是团结”的老话，更在实践中探索，以求达到这一目标。 例如，当１９６７年“全面夺权”展开，全国陷入“一切、 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时，立即为人民作出“三 支两军”任务的工作部署，使当时极端混乱的局势得到一定 控制；随后，又将注意力转向成立“一个的、有 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群 众代表、代表、干部代表“三结合”的委员会， 力图实现“大联合”的政治局面。此外，经批准， １９６８年相继发表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也显示 出他对各地武斗造成混乱状态的极度不满。而在看来， 实现局面的安定团结无疑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将 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 学校”，以保证领导权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广火 工农群众手里 。在经济工作方面，这～阶段人们耳熟能详 的“抓、促生产”口号则反映出对阶级斗争、生 产斗争两者关系的一贯态度。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 便作出了专门分析：“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 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 科学实验的。”∞ 很明显，这～思想也贯穿在他所作出的后 《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９】金民卿：《是１９７５年整顿的首倡者、推动者 和终结者——关于与１９７５年的全面整顿关系的思 两项指示中——即通过学习理论以抓好抓阶级斗争，从而进 一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最后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从 这一角度来看，未将自己在后期提出的三项指示 考》，《思想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１ ｏ］逢先知、冯蕙主编：《年谱（一九四九—— 一联系起来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最后，我们也应注意到：将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 并不意味着与的“三项指示为纲”毫无区别。对于毛 泽东，他将“文化大”视作自己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 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ｌｌ】同上，第５２ｌ一５２２页。 ［１２］同上，第５３８页。 ４８２页。 ，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学习必然居于核心地位； 反观主持１９７５年整顿工作的，他明显将重点放在了 其他两项指示上。而在等掀起反经验主义浪潮以阻碍整 一［１３】逢先知、冯蕙主编：《年谱（一九四九—— 九七六）》第六卷，北京：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顿的深入进行时，迅速将“安定团结”、“把国民经 济搞上去”提升至“纲”的位置，无疑为他与等人的斗 争提供了有力武器，也为他改变国内混乱局势、实现生产发 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当整顿工作触及到要否定“文化 大”时，显然也不允许“历来不提阶级斗争”的 继续整顿下去，“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 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三项指示为纲”随即失去 了效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能以“目” 的身份服务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也应是对三 项指示的根本态度之所在。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同的 未将自己所作出的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不妥的。对 于提出的三项指示，研究者多从微观角度关注每一条 指示提出的具体经过，故而认为未将它们联系起来； 通过辨析，我们也应注意对这一阶段国际国内宏观背景的把 握，特别是对此时思想状态的理性分析。此外，如何 看待三项指示与“三项指示为纲”的关系是多 年来不少述评提到的“瓶颈”问题 。与学界普遍仅认为邓 小平将三项指示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希望刍议也能够对此 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注释： ［１程中原：《的三项指示和主持的１９７５ １］年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２］张化：《也谈的三项指示和主持的 １９７５年整顿》，《党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３赵凌云、张建勤：《１９７５年经济整顿在党的经济工 ３］作史上的历史地位》，《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４】秦昊扬：《“三项指示为纲”的策略性分析—— 实事求是语境下的１９７５年整顿》，《前沿》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５］张爱茹：《１９７５年领导全面整顿时的战略思 维》，《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６尹书博：《拨乱反正的先导——论１９７５年的全面整 ６］顿》，《党史研究与教学》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７】彭月才：《１９７５年整顿及其当代价值》，《党 史文苑》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８】肖鹏：《１９７５年整顿与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考》， ５５４页。 【１４］同上，第４４８页、４９８页、５０４页。 ［１５】同上，第５１８页、５２０页、５２４页、５３１页、５４４ 页、５４６页。 ［１６］同上，第４９２页。 ［１７】同上，第５４ｌ一５４２页。 ［１８］逢先知、冯蕙主编：《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５１８页。 ［１９］同上，第５３５页。 ［２０】同上，第５４５页。 （２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２０Ｌ＿．２２ｌ页。 ［２２】逢先知、冯蕙主编：《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５３９—５４０页。 ［２３】同上，第５６Ｏ一５６１页。 ［２４】同上，第５６３—５６４页。 【２５】逢先知、冯蕙主编：《年谱（一九四力 ～ 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６１页。 ［２６］同上，第２４７页。 ［２７】逢先知、冯蕙主编：《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３２９页。 ［２８］逢先知、冯蕙主编：《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６２１页。 ［２９】张化：《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顿研究述评》，《党的文献》 ２００３年第２期：李贵忠、刘军：《五年来对１９７５年 整顿研究述评》，《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张化：《十年来一九七五年整顿研究进展与热点》，《党 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作者简介：作者系中国近代基本问题专业研究生］ ［责任编辑：思源］ ·３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