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论中西方文化比较
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粉碎了“中体西用”说仅取“坚般利炮”即可制夷的梦想，方知只讲“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汤文武周孔之道”行不通，“中体”并不中用，必须加以改变。
从根本上对“西学”有所认识，并就中西方文化进行全面比较的是严复（1853——1921）。1877年，24岁的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进朴茨茅斯和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读书。英国是19世纪以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昌盛。当时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均健在，著作流行，社会影响很大。严复所受的教育、接触的书籍，大都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等，但是出于对当时中国落后的现实的忧患意识，他经常在脑中思索、探索救国的真理，对西方政治制度、政治常理尤其感兴趣。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阅读了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对哲理方面的书有所理解，又亲自到英国法庭旁听审案，对英国社会政治状况有亲身体会，因此对西学的了解已经进入了哲理的领域，而且冷静、全面地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比一般人的认识又较细致、深刻。严复的中西方对比项目涉及到政治、经济、接物待人、道德风尚、治学态度和方法各个方面，可见其观察的细微。
第一，从历史观上讲，中国主常，西方重变；中国好古而忽今，西方力今而胜古；中国是历史循环论，西方是历史进化论；中国怀旧，西方恋新；中国好静，西方爱动；中国停滞衰老，西方猛进壮精；中国知识重述古，西方知识重创新。
第二，从学术观上讲，中国学术以述古为深奥，西方学术以创新为珍贵。中国崇拜圣人孔子，背诵四书五经，实行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便是四书五经、八股文。学术上流行的不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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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便是考据学。西方重视的是科学，古代西欧崇拜亚里斯多德的哲理，控欧洲崇拜英国培根的唯我主义的经验论和法国笛卡儿的怀疑精神。严复说，亚里斯多德是古代哲学家，相当于中国的孔子；到了近代，“洎有明中叶，柏庚（培根）起英，特嘉尔（笛卡尔）起法，介为实测内籀之学，而奈端（牛顿）、加理列倭（伽里略）、哈尔维（哈维）诸子，踵用其术，因之大有所明，而古学之失日着”。
严复用西方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理学、考据学、科举制度、八股文。他认为，理学包括王阳明的心学是师心自用，强物就我，不问客观事物真伪变化，而只凭自己的意志相像，复述古哲圣贤道理，以期符合“三纲五常”，不离经叛道就行了，而对认识客观事物，治理国家，推动社会前进是既无用又无实。在学术研究领域，重复旧的观念，不敢创新。在文字辞章中兜圈子，视野狭小，跳不出训诂的范围，使人们处于冥昧之中，不能开拓学术领域。他批评八股文、科举制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并说“八股取术，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富。破坏人都，国随贫弱。”，开民智要学西方的一套科学思潮，而彻底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所学的那一套东西，旧的文化系统结构，如理学、汉学、八股文都要改变，而学习西方学堂中所学的东西，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再扩大而言，便是天地二学，即平面设计学、地质学。以上从今天眼光来看，是自然科学 。严复说：“近世斯宾塞尔言学次第，变以名数二学为始基，而想格致如力持诸科次之；再进而为平面设计地质，所以是宇宙之广大悠久也；再进而治生学，言动植之性情，体干之部置，于以知化工之蕃变；由此而后进以心灵之学，言因习之不同，刚条之异用；最后乃治群学，而以德行终焉。”我们看到这是近代学科的分类。严复沿着这一学科分类的思路向国人介绍西学。
第三，从政治观上讲，中国讲君主，西方讲民主。西方国家为什么富强，可用两句话概括，即：“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弄政则屈私以为公。”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最早表述。严复认为，中国学西方仅仅学了点皮毛。洋务运动学西方船坚炮利，那是表面的东西。人们将西方的东西搬到中国，便走了样，橘逾淮北而为枳，是什么原因呢？从政治上讲，其区别在于自由不自由耳。中国古圣贤不讲此词，中国人很怕听这个词，和放任、放荡联系起来，是贬义词。西方则是建国的指导思想。严复引用鲁索的话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就是说，是天赋的，得到了自由才算完全具备了天赋，才能展示人的才能。这里说的自由是指参政自由，即有平等的民主权利。由于中西方文化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便表现在各个方面。严复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同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沿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识。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严复认为洋务派所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仅将西学作为“用”是有局限的，西学也有它的体和用。他表述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是封建社会，讲等级尊卑、尊群；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讲平等、自由、尊民。
第四，从伦理观上讲，中国重“三纲五常”，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压制人的欲望。严复说：“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方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考得所视以定善恶者也。”苦乐属于人欲，把苦乐作为善恶的标准，人们趋乐避苦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行为，这便是对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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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否定。这一理论来源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
严复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中所举的方面和例子，或许有版面或偏激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讲，还是接触到其要害的地方。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其优秀的部分，问题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闭关自守、自满自足的状态，政治上君权高压，文化上儒家礼教思想的束缚，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其弱点暴露得比较突出和明显。严复说：“欧之开化，始于古学复兴之16世纪，西史谓之荷黎诺生思。自是之后，学问之事，普及，格致哲学日精，而宗教神权日附，又以印书肇行，民之事学，方古为易，文明之运，所由沛然莫之能御也。”所以，我们应当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正统的文化系统结构，理学、汉学、八股科举取士、四书五经、求知范围、研究方法都要革新，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
严复认为，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着眼点应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民力、民智 、民德三个方面都要提高，这样国家才能走向富强。他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采取的步骤又是徐缓的，不是急骤的。因此，他不同意孙中山派用手段推翻清朝，甚至于对康有为的政治改革运动也嫌太快了。
严复也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旧学、旧法、旧文学仍有浓厚的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相当尊重的。他说：“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之特性无，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野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将旧的完全除去，则新的是无法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要考虑到民族文化，民众性格，去其旧染、保存其精华的部分，才能创建民族的新文化。说明他对旧学
仍然是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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