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的诞生及其发展历程——评《法国史学：年鉴学派，1929-19》

作者：苗玉龙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

苗玉龙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本文系《法国史学：年鉴学派，1929-19》的书评，在此书评中笔者通过分析作者在每章对年鉴学派各个时代史学成就的描述，概括出了年鉴学派的史学贡献。本书评还涉及了对作者的介绍、作者的写作目的、此书论证逻辑结构的分析以及笔者对此书和年鉴学派的评价。

关键词：彼得·伯克；年鉴学派；评价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022-03

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的《法国史学：年鉴学派，1929—19》（以下简称为《法国史学》）一书是由英国剑桥Policy出版社1990年出版刊行的。该书按时间顺序详细阐述了法国年鉴学派从1929年创办到19年间的发展历程，是史学界介绍、评鉴年鉴学派不可或缺的书目之一。

该书作者彼得·伯克现为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是当代最为著名的英国新文化史学家之一，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突出贡献在于其学术研究沟通了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为文化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法国史学》中文版本开篇是刘永华教授代译序，在序言中作者主要针对西方史学界中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出现问题的危机，围绕着费雷、夏蒂埃和雷维尔的观点，总结和评论了年鉴学派20世纪十年代的基本进展，重新思考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费雷的《超越年鉴派》一文中指出，年鉴派出现危机的原因在于该学派借用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过分强调结构性的因素，从而影响了史学家的自由与决策。他认为应该重新认识政治史，强调政治变革对结构的影响与政治史中的创造性成分，从而使注重历史创造成分的史学与注重结构性因素的社会科学之间互通有无。夏蒂埃通过《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指出这次史学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史的文化分析方法过于僵化与教条，阻碍了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交流。他重新提出了“集体表象”这一概念来克服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矛盾。雷维尔发表《微观分析与社会的构建》说明了史学的危机是由于史学对自身的概念与方法，尤其是对自身分析的规模缺乏反思引起的。他主张引入微观分析方法，从微观的角度讨论社会认同与结构形成问题。虽然三种模式强调的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认为年鉴学派使用的总体史、区域史研究方法中应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是有问题的，认为社会史研究忽视了研究对象的能动性，应该在将来的史学研究中让史学家充分发挥能动性，才更加有助于解决新史学所面临的危机。

一、年鉴学派的诞生

年鉴学派创立之前，史学界关于不同于以兰克和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为年鉴学派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就是领袖或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意志的展现过程，因此他们从事的历史学研究对象大多是领袖或精英人物留下的书信、日记和其他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档案材料和文字资料。与此同时处于历史学研究边缘的社会文化史、

经济史领域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传统史学方法的挑战。例如伏尔泰的《风俗论》讨论的是查理曼大帝世代以来的欧洲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政治、战争历史主题转向了关于商业、习俗发展的社会史研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将社会文化史融入政治事件的叙事中，即使政治史也是社会史。福斯特尔·德·古郎热的《古代城邦》主要关注古希腊和罗马的家庭，集中讨论了宗教、家庭与伦理的历史，而不是政治事件史。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对经济史和经济理论更是具有开创性的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的“兰普雷希特争议”的年代将历史定义为“基本是一门研究社会心理的科学”[1]方法是“新史学将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任何发展”[2]。法国《历史综合评论》的创始人亨利·贝尔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克服历史学的过于专门化的狭隘性，主动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利用多种学科方法解释历史。正是贝尔这种跨学科合作创立新史学的理想深深吸引了费弗尔和布洛赫，使其成为了年鉴学派的奠基人。

年鉴学派的创建者吕西安费弗尔·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为年鉴学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29年1月费弗尔和布洛赫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诞生。在创刊号上他们说明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存在隔阂，应该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从而为历史学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他们用自身的学术研究努力实践着：费弗尔的《菲利普二世与弗朗什——孔泰》，不仅关注尼德兰叛乱和绝对主义的兴起，而且关注没落的贵族阶级和兴起的市民阶级的斗争，对经济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研究有重大的贡献。文章对地理环境和总体史的诠释更是对年鉴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中，他融入了宗教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的分析方法，集中在文艺复兴史和宗教改革史的研究上，为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布洛赫的《国王的触摸》、《法国乡村史》以及《封建社会》中涉及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加深了历史比较研究的规范性，为他赢得了“比较史学之父”的荣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比较研究出现了高潮，巴勒克拉夫因此提出：“如果我们把比较史学说成是历史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趋势之一，恐怕没有什么过错。”[3]其中《封建社会》从“封建制”总体出发，使用“集体意识”、“集体记忆”、“集体表象”的语言对欧洲封建社会一系列的论题进行了社会整合，使得文章的社会学味道十足。

二、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继承了第一代学者的衣钵，他们著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并且引领计量史学的兴起，开创了年鉴学派的鼎盛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社会史年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费尔南·布罗代尔以及他的代表性著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从总体历史出发，广泛运用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分别考察了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土耳其与西班牙争霸地中海的过程。文章采用“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有层次地、立体地展现了地中海世界的人类全面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与《地中海》相同，利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分别从人类的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层面对这个时期的世界经济活动进行了整体性的考察。布罗代尔开创了年鉴学派的鼎盛时代，使其成为国际史学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史学流派之一。年鉴学派倡导的结构式，通过模式的归纳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都会大量运用数学工具和计量分析，因而诞生了计量史学方法。布罗代尔的《地中海》1966年第二版便强调了计量史，并包括了第一版没有的图表。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中对中世纪人口波动曲线和朗格多克地区农民经济状况所做的结构分析，同样是计量经济社会史中的杰作。计量方法史学把传统史学中常见的定性论断中的模糊的数量判断明晰化，并验证那些定性论断。它的运用使历史学向经济史学、社会史学、心态史学、政治史学等领域接近和交叉，有助于促进历史问题的研究领域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相互配合。当然，“数学工具本身完全不可能阻止研究者做出荒唐的结论，却反而可能被研究者利用来为他主观上想要做出的任何结论服务。”[4]

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职务，把它交给了雅克·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年鉴学派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其特征是零碎化。雅克·勒高夫的《炼狱的诞生》和乔

治·杜比的《三个等级》使心态史学重获新生。他们通过个案研究讨论了作者所谓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物质因素与心态因素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普遍规律，因此不能指望用历史人物的心理上的某一特征解释其一切行为。系列史是由计量史学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是有别于计量经济史的。其中米歇尔·伏维尔的《巴洛克虔诚与非教化》引起学术界不小的轰动，他对数据高超而有节制的运用，使解释统计数据走出了困境。但是，至20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出现了史学危机，计量研究方法的运用都难以逃过明显的化约论的批评，尤其是对社会史与结构史的支配地位，出现了全面的反动——不管采取的是历史人类学、回归政治还是叙事的复兴的形式。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世了。他运用叙述和历史人类学的微观史学的方法，考察了14世纪法国西部一个小山村中普遍民众的精神世界。尤其突出的是勒华拉杜里继承了年鉴学派总体史的观念，借助村民自身的活动描绘出整个村落，从而达到借助一滴水研究整个海洋的写作目的，为微观历史学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范例。然而，新史学的兴起使历史学的研究对象逐渐碎片化，尽管这些“支离破碎”的知识也有某些“见微知著”的价值，但是“历史学家失去了乐队指挥的身份，而沦落为井下的矿工，其职责是为其他社会学科提供研究‘原料’。”[5]

三、全球视野下的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从其诞生之日逐渐被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其他史学领域、其他学科所接纳。在意大利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中树立的史学典范，使历史学家摆脱了克罗齐的史学理论的束缚。在德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历史学家兴趣转移到了日常生活史、民间文化史与心态史。“在英国，从60年代起，剑桥学派的人口史家与年鉴派紧密合作，运用计量方法从事历史人口学的研究。”[6]年鉴学派的史学著作中涉及了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得这些学科的专家们对年鉴学派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作者认为年鉴学派的贡献既深且远，但是也极不平衡。对于年鉴学派第一代人而言，作为个人，不管布洛赫还是费弗尔都算不上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国史学家，但是加在一起，他们两个都是第二代“20世纪中叶找不出第二个布罗代尔”，第三代人的贡献“在于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2]。然而，这个群体所关注的是地中海地区，对涉足世界的其他部分很少关注，并且他们集中关注的只是一个时段，即从1500年至1800年，极少关注1800年以后的世界。

本书作者有条不紊地描述、分析和评价了年鉴学派的史学成就。该书以时间顺序贯穿始终，作者对年鉴学派每一代人的学术贡献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逻辑结构清晰可辨。该书涉及年鉴学派内部尤其是换代过渡时期对掌门人的争夺时略显不足。

本人认为年鉴学派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抛弃了传统史学注重的政治史，利用与历史学相关的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了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拓展了史学研究界限和史料考察范围，这些史学贡献着实令人感叹不已。年鉴学派一代又一代学者追求对史学领域不断创新的精神更是令人敬仰。当然，从唯物史观来看，年鉴学派的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作用，看到的只是一些静止不动的“结构”和“模式”，看不到变动的历史。正如伊格尔斯所言：“就运用更为严谨的概念分析那些参与了特殊历史变革的有目的的人类行动而言，年鉴学派几乎无所作为。”[7]因此，年鉴学派不可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

——————————

参考文献：

〔1〕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

〔2〕彼得·伯克.法国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81.

〔4〕庞卓恒,李学智.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8.

〔5〕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6.

〔6〕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10.

〔7〕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