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县地名的命名
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1902--1963)，曾说过一句话“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脸庞和故乡的面孔。”在这位土耳其诗人眼中，故乡如同母亲，它以安静的陪伴和坚定的信念，见证着我们一路的成长。如果说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是故乡的面孔的话，那么千百年来散落在祁县854平方公里上的2个村庄窝铺的名字，深深的折射出一隅一地的文化内涵和质朴的愿望，为每一位生活于此的人注入深邃的文化基因，打上浓重的文化烙印。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取实予名”是地名命名的一项重要原则。地名的命名反映了不同地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固定思维模式，体现不同地区的思维共性和思维特性，对这种方式和模式的总结，便是地名的命名理据。 中国的村名始终承担着“存史、资鉴、治世、育人”的功能。自古以来，我国对地名命名就有深入的研究。王观国（南宋）在《学林》中总结出从秦汉地名研究以来地名命名的四则：因山命名、因水命名、因事命名、取美名。祁县的地名，有着独特的韵律，讲述着祁县的地理地貌、历史人文，也讲述着祁县的发展变迁和祁县人民的美好愿景，是祁县城市面孔更新进程中永远鲜活的基因。
一、祁县地名是一幅山水相依，堡寨互联的风景画
为了便于获取生活所需的资源，人们靠山而栖，围水而居，习惯性地将这些地标性的、对生活居住有重要影响的山川、河流、人工建筑物等自然地理实体名作为地名的命名依据。
《祁县志》（1999年版）载，祁县县域国土面积为854.07平方公里。县域国土地貌，由东南渐向西北倾斜，依次由山地、丘陵逐渐过渡到平川，呈为一阶梯形状。 人们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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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环境最为熟悉，也倍加关注，生活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因此在命名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以自然环境的特点作为自己生活聚居的标志。
来远镇、峪口乡、古县镇这三个地处山区的乡镇其村名的命名与山有着紧密的关联。据统计，全县带“山”字的村名来远有10个，古县有1个；带“岭”字的村名来远有5个，峪口有4个，古县有1个；带“沟”字的村名来远有4个，峪口有2个，古县有6个；带“坪”字的村名，来远有4个，峪口有2个，古县有2个。此外来远、峪口、古县还有带“坡”、“峪”、“湾”这些极具山地特色的地名共计21个。
“堡”也是祁县地名中十分常用的字共有26个村带“堡”字，其中山区2个，平川24个。堡：从土，表示小城用土石筑成；从保，表示小城具有保护居民的作用。明清时期，全县有近20处堡，为冷兵器时代居民防御祸乱、盗寇的设施，辛亥后，原有作用渐次削弱，但“堡”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峪口村，在《光绪县志》之前称为冯家峪，意为以冯氏聚居在山谷或峡谷开始的地方。随着历史的变迁，大崖底（庞氏居多）与冯家峪两村的融合，冯氏不再作为冯家峪唯一的姓氏，便更名为峪口，只保留了具有地理上处于“上庄沟口”的这一地理特征，后为峪口乡所在地。
二、祁县地名是一首出将入相，文化璀璨的赞美诗
据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范维令先生考证，祁县已经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有梁村仰韶文化遗址（1953年发现考证），峪口、北团柏、鲁村三个龙山文化遗址。如果从梁村仰韶文化遗址算起，早在5000多年前祁县已有人类活动。从分祁地为祁奚食邑地起祁县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康熙四年《祁县志》曾载：“祁为陶唐故墟，经历代教养，声名、文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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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邑所可望。”地名的命名自然离不开祁县历史文化的影响。
比如，来远镇的石佛窑村。石佛窑村是一个悬挂在半山腰完全石砌的小山村，在小山村脚下的沟旁山崖上，凿建着一座小型石窟，这就是石佛窑石窟，为隋代时期的石窟造像。石窟坐北向南，窟门左右两侧各雕直立式力士一尊；石窟内部宽约1.2米，深约1.5米，高约2.2米；三面窟壁上均为“一佛二菩萨”造像；在正面窟壁的上部雕凿着小龛12个，东西窟壁雕凿同样大小的小龛各17个，窟门内侧左右两边上部各有小龛造像1尊；全窟共有大小造像59尊。
比如,丹枫城区管委会。取义于“丹枫阁”，为戴廷栻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建造的一座藏书阁，与南方的“水绘园”相呼应，成为北方著名学者聚集交流之所，后被焚毁。戴廷栻，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收藏家，出身明代官宦世家，与有“三百年来第一人”之誉的傅山是莫逆之交。2017年1月26日，“傅山——《丹枫阁记》 ”国际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市晋祠宾馆举行，研讨会现场首次公开展示了祁县渠氏所藏傅山《丹枫阁记》。三百年来，由傅山所题的“丹枫阁”匾额和傅山书就的《丹枫阁记》经过几十代人的精心呵护，并没有离开祁县一步。《丹枫阁记》，被认为是和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并称的“天下第四大行书”，被国内外专家誉为国宝级文物。再如，大雅路社区的命名。取意于隋末唐初思想家、史学家温大雅(约572年-629年)，他是祁县会善村人，大雅路社区即位于会善村东。近年来大雅路社区先后组织了，“魅力大雅”文体大赛、携手送温暖情系甘孜州、大雅书法展、大雅剪纸艺术展等一系列不负“大雅”之名的活动，可谓名副其实的“大雅”。
姓氏是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第一符号，也是具有血缘传承关系的家族或宗族的群体标志，是人们维系血亲、区分族别的重要依据。“在中国农村以姓氏聚居的相当普遍，加上宗族主义的思想影响很深，农村中以姓氏命名的居民点也占很大比例”。根据祁县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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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的《祁县著姓漫谈》可知，全县有395个姓氏，人口较多的姓氏主要有：王、温、戴、乔、渠、何等11个，以姓氏命名的村庄在祁县出现了高度的集群，全县共有52个以姓命名的村庄。比如，戴家堡。据《戴止庵墓志》载“其先世有成忠者，自雁门迁祁，为祁祖。”戴氏原籍雁门代州，戴成忠为其迁祁后的鼻祖。戴廷栻《汉前将军关帝庙碑》载：“洪武初年，栻始祖成忠，自代迁祁田，于县东北三十里成聚，因名其乡为戴家堡。”枫仲所言县东北三十里的“戴家堡”，几位为今东观镇治下的“代家堡”。今“代家堡”据县城东北方向30里，与戴氏所言相合。而“戴”易为“代”，应为建国以来文字简化所致。城南古县镇下辖寿庄村（俗称“戴坟了”），以戴姓居多，为戴氏守墓者所居成聚。
三、祁县地名饱含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
地名与社会文化民族心理关系密切，历史上的兵荒马乱、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很大的侵害，民众不堪其苦，于是总想给自己生息的土地取个吉祥如意的地名，大多数从字面意义即能看出，如：寿庄、子洪、石青坡、雅安等。这些字眼本身就是美好的，从地名命名中也反映出人们对美好愿望的追求和向往。祁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是国家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全县人口27万，其中农业人口21万人；耕地46万亩，人均耕地2.2亩。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盼也体现在地名中。比如北谷丰村、南谷丰村，即祈愿五谷丰登；比如丰泽村，取丰富润泽之意；丰固村，地势低洼，为避免汾河、乌马河、昌源河带来的水患修筑了固村堰，祈求平安永固，取名丰固；永安村、永安寨，希望能定居于此，耕读守业，安地繁衍子孙后代。
四、祁县地名彰显不忘初心，勇于向前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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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和街道的命名对“和平”“向阳”“光明”“胜利”“团结”等饱含正能量、并能引发红色记忆的词汇格外青睐。期间，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风暴之下，红卫兵把将城内的财神庙街、南寺街、火神庙街等具有封建色彩的街道改了名。
生茂村，原名田家庄、1938年党员刘生茂任田家庄等7个村的抗日联合行政村村长，1942年被日军关押审讯，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年仅39岁。为缅怀刘生茂的英勇事迹，遂将田家庄更名为生茂村。
比如现在的祁县实验小学。1941年建校，校名为“四关小学”，具有鲜明的地域指向性；1952年更名为：城内二完小，完整具备小学阶段各年级的小学；1957年，更名为西北街小学；1965年，由于学校所在的府廷巷更名为红旗街，学校遂更名为“红旗小学”；结束后，更名为城镇第二小学，由于所属地城关乡更名为昭馀镇，遂更名为“昭馀镇第二小学”；2004年，学校更名为“祁县实验小学”，由县教育局直属。目前，学校为县直最大的小学。先后涌现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山西省劳动模范、山西省特级教师、山西省模范教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26人。 五、祁县地名蕴含相对统一、简洁明晰的哲理
以相对地理空间位置命名是指当聚落等与地标性自然地理实体存在一定形式的距离时，人们采用以一定方式，包括方位词和数量词，标示相对地理空间位置的方法命名，这种方法简单明晰，方便记忆和应用。
一些地名中的方位词在前。如南梁村（现天居村）、中梁村、北梁村（现省果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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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与峪口村、坳坡村并称路东平地五村，中梁村居于五村中间故名，并沿用至今。此外，还有东阳羽、西阳羽，南团柏、北团柏，前营、后营，上闫灿、下闫灿，南坡、西岭等村。一些地名中的方位词在后。比如：寺西庄村，以该村位于碾洼寺以西而得名。此外还有青龙垴、贾河底等。
祁县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提出了“人杰地灵”
的概念。是人杰导致地灵，还是地灵孕育人杰？祁县籍的著名考古学家渠传福先生认为：祁县是晋中最早开发的地域，又是晋中最早城邑所在，其经济发展和文化积淀自非他处可比。巨富家族很早形成，读书风气普遍，引领地方道德风尚，杰出人物频出。文化与人才的集聚效应，又反过来促进经济更繁荣。如此良性循环，殆为人杰地灵之正解。
“地名”，它不仅是纯粹的地理现象，也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和地方文化现象。此时，正值全县上下逐步引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由祁县政协领题，对全县的地名做了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地名的思考和追溯，如同与的昭馀先贤的一场对话也是对故里风物的又一次审视和回望，也是千年文脉的一次接续。这对我们沉心学习、坚定自信、坚守初心、坚毅前行将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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