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知识分子文学高峰和三位作者的写作身份
----《孔乙己》、《潘先生在难中》和《围城》写作原由分析 韦 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柳州 545007)
【摘要】20世纪上半期是我国文学的一个高峰期，而《孔乙己》、《潘先生在难中》和《围城》，是其中的三座知识分子文学高峰,孔乙己、潘先生和方鸿渐是20世纪三个最具文化内涵的知识分子典型。这三部作品的作者鲁迅、叶圣陶和钱钟书，他们成长的文化环境、生活体验、审察生活的立足点、创作的视点，以及心理的诉求，决定了这三部作品的产生和人物形象的特点，以及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情感态度。
【关键词】《孔乙己》；《潘先生在难中》；《围城》；文化环境 ；生活体验 ；立足点 ；视点 ；心理诉求
【作者简介】韦娟（1961-），女，广西来宾人，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文秘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秘专业教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0-1-8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章标识码】 A
Three Peaks of Intellectuals Literary and Three Authors Writing Identity
---- analysis on the original reasons of the “KongMr”, “Pan in hard”and\" Fortress Besieged Wei Juan
(Liuzhou Railwa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Liuzhou Guangxi 545007)
Abstract：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in China is a peak period, and \"Kong\" and \"Mr. Pan in hard\" and \"Fortress Besieged\is one of the thre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peak Kong, and Mr. Pan Fang-hong Gradually in the 20th century culture of the three most typical of intellectuals. This is the author of three works of Lu Xun, Ye Shengtao and Qian Zhongshu, the growth of their cultural environment, life experience, look life standpoint, the creative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psychological demands, the three decided to work and produce imag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ages as well as the author of the emotional attitude. Key words：\"Kong\"; \"Mr. Pan in the difficult\"; \"Fortress Besieged\"; cultural environment; life experience; footing;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demands
三座未被认识的高峰 三个未被认识的典型 对于世界文学来说，20世纪并不算是成绩特别突出的时代；可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却是继唐、宋、元、明、清之后的又一个文学高峰期。在这一世纪里，文学的各个领域，包括诗歌、散文、小说，以及戏剧文学，电影文学、曲艺文学等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其中，小说的成就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如果说，此时的整个文学是
喜马拉雅山脉的话，那么，小说就是山脉中的珠穆朗玛峰。20世纪的我国小说创作，题材集中在农民、知识分子、小市民和军人、者身上，而就20世纪上半期来说，主要的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两个方面的题材都出现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堪称为顶层意义的作家、作品和人物典型。就知识分子题材而言，鲁迅、叶圣陶和钱钟书，他们的作品《孔乙己》、《潘先生在难中》和《围城》，堪称为20世纪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三座高峰，而孔乙己、潘先生和方鸿渐，堪称为20世纪三个最具文化内涵的知识分子文学典型。
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中，对于这三部作品都有诸多论说，但都显得不够精到和准确。比如最新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仍然没有把《孔乙己》的主人公认作典型形象，而只是认为“《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中‘样子太傻’‘专管温酒’的小伙计的视角，来描写孔乙己的悲哀人生，如同孙伏园所说，写出‘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以抨击这冷漠的社会”[1]58，实际上，从鲁迅要“写出国人的魂灵”[2]的创作目的来看，他要突出的主要还不是孔乙己的悲哀人生，而是他的思想性格。在他的性格当中，自命清高是性格的核心，明明被人瞧不起，连喝酒都要和短衣帮一样站着喝，被人嘲笑，可是他还自以为了不起，还莫名其妙地解释说“读书人不是偷而是窃”，还得意地、居高临下地要“考一考”那位小伙计，这不是自我抚摩、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吗？以往人们总以为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才有，实际上它是贯穿于鲁迅作品的许多人物的。自命清高就是精神胜利法，或者说是精神胜利法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特表现。孔乙己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他身上充分地揭示了新民主时期之前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旧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一方面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落魄潦倒；另一方面又自命清高，瞧不起劳动人民，和下层人民离心离德。这种人物，不是官迷，而是功名迷，即身份迷。这一形象区别于知识分子中那些成了封建官僚的统治者，他是民间的落魄者。但他又不同于作为同样具有精神胜利法的农民阿Q，也不同于《儒林外史》中痴迷于作官的虚伪的范进。更不同于后来茅盾、巴金等人笔下知识分子者，同时还不同于老舍、钱钟书笔下的留学生和大学教授。他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形象意义绝不亚于阿Q，他是另一种典型。他的“自命清高”就像阿Q精神一样，至今仍然映照于我们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鲁迅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但在于塑造了阿Q，而还在于塑造了孔乙己，前者是属于农民的，而后者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现在文学史家们一方面高度赞誉阿Q形象，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孔乙己形象，这不是真正的文学史眼光。实际上，在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时，鲁迅虽然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但是《孔乙己》显得更为自然、妥帖，作者的感情也显得更为真诚；而《阿Q正传》，却显得有点夸张而失真。两者相比，《孔乙己》是更为现实主义的。
同样的情形见之于叶圣陶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历来的文学史著作，对于《倪焕之》的评价都要超过《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曾被文艺界誉为“扛鼎之作”。其实，这是政治挟持的结果。《倪焕之》写的是知识分子如何走上的道路，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而《潘先生在难中》显现的却是丰富的文化内涵。潘先生是一个前怕后怕、只想着个人小利
益的人。由于军阀混战，他擅离学校岗位，携家出逃。后来想到教育关于照常开学的指令，因怕指责怕受处分，所以又撇下妻儿只身返回，并做出恢复上课的模样，还假公济私，以学校的名义加入红十字会，藉以自保。后来，当战事平息，大家都忙于欢迎军阀凯旋时，为了讨好，他自个儿还特别地写了欢迎条幅。这一切，想的全是自己和自己的小家。为了自家的利益，他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什么人。在这个人物身上表现了自私、软弱、和目光短浅的内心世界。其性格核心，是狭隘、投机和谨小慎微。这是一个大时期小市民式的底层小知识分子形象，而其性格核心具有国民性的意味，不但概括了底层知识分子的心理，而且概括了小市民的心态。他没有上层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留学生等等的孤傲，也没有一般小市民的下作和奸狡。这一形象和孔乙己一样，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典型意义，超越了那位只是具有政治标本意义、作为“不断探求、痛苦彷徨”“富有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3]的倪焕之。可惜，这一典型形象也未被充分认识。
学术界历来对于钱钟书的《围城》评价颇高。杨剑龙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说它“被誉为新《儒林外史》”[1]118，林志浩、王庆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说“在现代文坛上，《围城》是一部以‘尖刻’闻名的讽刺小说”[4]，两书也都对方鸿渐等人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可是都还没有充分肯定方鸿渐这一人物的典型意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又对西方文化不屑；既受儒家思想浸染，又受道家思想影响，游离于社会斗争，灰心失望，玩世不恭，慵懒无为的人物。其性格核心是虚浮和无奈。他不同于老舍笔下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的文博士，更不同于巴金笔下回国积极参加的分子。这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即弱国时代“某一类”上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总之，孔乙己，潘先生，方鸿渐，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代表着不同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的典型意义是显然的。同时也是无可替代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典型人物是怎样塑造出来的？和作者的身份有什么关系？ 三位作者的写作身份考察 （一）同样的文化环境，同样的知识分子情结
作家的创作和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是有关连的。文学史上之所以存在京派和海派，就是不同的文化环境所致。
至于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三位作者，他们的文化背景却是相同的：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叶圣陶出生于江苏苏州，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他们都出生和成长于人文气息浓厚的地区。我国文化氛围浓重的地区不少，但各有特点：比如：京冀地区是重权威的政治文化，河南地区是官本位的仕途文化，上海是商本位的商业文化，而江浙地区则是看重功名的知识分子文化，或说是师爷文化。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必然受到知识的熏陶，也必然关注知识分子。从三位作者的创作情况看，鲁迅写的是农民和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更多，即使写农民的篇章也往往少不了知识分子；叶圣陶小说的题材以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生活为主，而写知识分子的居多；而钱钟书小说所写的，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这不是简
单的创作题材问题，而是对知识分子的关注问题。只有关注，才有创作的欲望。这是创作的前提。
(二）不同的生活体验，不同的考察对象
无论中外，创作界都存在着“身份认同”的现象，即创作者对于和自己或者曾经和自己有相同身份的人，会特别的关注，常常会把他作为特别考察的对象。20世纪上半期的鲁迅、叶圣陶和钱钟书正好如此。
三位作者中，各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体验是不同的，因而身份也有所不同。鲁迅生长在旧式知识分子家庭，上过和孔乙己上过的一样的私塾，接触的也都是旧式知识分子。而且，他的祖父还替参加乡试的儿子和亲戚贿赂过主考官，这说明他的家族也是非常看重功名的。他曾经具有的旧式知识分子的身份，决定了他自然会把旧式知识分子作为特别的考察对象。他写孔乙己这一旧式知识分子形象不但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是入木三分的。鲁迅说他是“从旧营垒中来”，这“旧营垒”指的不是官场，而是旧式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正因如此，所以他难于正面展开对于封建官僚的描写，在他的所有小说中，没有一个突出描写的封建官僚形象。即使那些老太爷之类的乡绅，性格也不够丰满，更不能写好知识分子者，写他们只能写出思想不能写出性格。而写起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来，却是得心应手。
叶圣陶在中学毕业后曾在江浙地区当过近10年的小学教员。在这之前，他对其他的知识分子阶层还没有多少接触，而对于小学教员的生活和思想愿望却非常的了解。这决定了他写作前会把小学教员作为考察对象。他说过：“必须把整个的心跟事物相对，又把整个的心深入到事物之中，不仅见识其面，并且透达其精蕴，才能够真切的见到些什么。”[5]正因为他对小学教员有一种“身份认同”，所以对他们体察周到入微，所以才能写出潘先生这样的人物。他写过农民、小市民和“英文教授”，但都没有像写小学教员一样写得好。 而钱钟书则完全不同。他本人不但毕业于清华大学，而且曾到英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又曾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当过教授。这种不但是大学教授，而且是留学生的身份，自然会对方鸿渐这种同样身份的“某一类”知识分子特别关注，作特别的考察。 （三）不同的立足点，不同的写作情怀
立足点决定了作家对写作对象的不同的思想感情，因此又决定了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态度。
鲁迅是社会改革的宣传者和推动者，他是勇立潮头的激进人物，站在社会变革的立场上，他看不惯孔乙己那样的不思改革，痴迷于旧的时代，痴迷于封建功名的人，认识到这样不觉醒的人对于社会改革起着阻碍的作用，自然会“哀其不幸，怒起不争”,写出又可怜又可怨的人物。
叶圣陶是身在小学教员其中的，感同身受，他完全能够理解：潘先生小心翼翼做的事，每一件对他自己来说都是有理由的，但若从道德上看，却又是自私的、投机性的。所以，他对潘先生的态度是既同情又遗憾。他说过：“我做过将近十年的小学教员，对于小学教育界
的情形比较知道得清楚点，......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他一下的路子上去。”[6]这“讽”，包含着嗤笑、同情、埋怨等复杂的情感。
钱钟书虽然也是留学归来的大学教授，但他却是身在其外的，他专心于学问，但“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7]的人。相反，他是“忧世伤生”[8]的，所以看不惯那些无心学问、得过且过的人，对于方鸿渐，自然会嘲笑讽刺，不留情面。在钱钟书的笔下，这一人物虽然正直，但虚浮无奈，玩世不恭，读书靠父母，留学靠丈人，谋事靠朋友，结婚靠女人。自己一事无成，俨然一个窝囊废，大失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作者这样写他，是很自然的。 （四）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性格核心
作家的视点决定了笔下人物形象性格的核心。鲁迅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爆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边弄得一败涂地。”[9]笔者认为，鲁迅描写知识分子，采用的都是“破落户子弟”视点，写孔乙己当然也一样。孔乙己家境的败落，使得他穷愁潦倒，想进而不得进，想退而不甘心，求功名而不得，只能以“自命清高”终其一生。这是不随历史潮流前进的旧式知识分子前途的写照。 叶圣陶的创作视点是“小市民”，他笔下的潘先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整日里为生存着想，在生活中学会了谨小慎微，小心翼翼，也学会了小市民式的懦弱和投机。
钱钟书有所不同，他的创作视点是“惰民”[10]。他在《围城》里集中描写了方鸿渐因虚浮、无奈而玩世不恭的惰性：生活上的懒惰，事业上的怠惰，爱情上的慵惰，总的是：不力，但不努力。
正是因为三位作者的视点不同，所以造就了不同知识分子的不同性格，使得文学史上出现三个不同的知识分子典型形象。 （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心理诉求
实际上，作者创作都是表达心理诉求的一种方式。而这心理诉求是有时代性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心理诉求。
注意一下三部作品的写作年代，我们便可知道，他们产生于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变动最大也最频繁的国度之一。而不同的历史环境，人民生活状况不同，心情不同，生活愿望不同，思想性格也会有所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家的心理诉求也有所不同，这直接影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
鲁迅写《孔乙己》是在1919年，正是风起云涌的“五四”历史大变动时期，此时的社会变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急切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特别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站在社会变革的潮头。鲁迅正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特别痛恨鲁四老爷那样的封建维护者，而对于孔乙己这样的不觉悟的人却是又怨又气又可怜。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写于1924年（发表于1925年），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是各方势力努力合作攻打封建军阀的时候，社会
极其需要万众一心，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做事做人。这也是叶圣陶的心理诉求。可是他面对着的却是生活艰难、地位低下、只图个人小利的小市民知识分子，所以对他们除同情之外，只有惋惜。也因此，其笔下的潘先生会是一位既值得同情，又令人哀叹的卑微的小人物。作者借以表达自己的心理诉求。钱钟书有所不同。他发表《围城》是在1946年，构思作品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奋勇抗战。虽然钱钟书不是一个抗战的参与者，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一颗爱国之心，希望中国人民能积极抗战，所以他看不惯那些慵懒无为、不思进取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他会有对方鸿渐的嘲笑和不屑的态度。
每一部作品的产生，都有它的外部原因(客体）和内部原因（主体）。但是相比之下，内部原因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作品的“这一个”。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说，《孔乙己》、《潘先生在难中》和《围城》之所以会出自鲁迅、叶圣陶和钱钟书之手，不是偶然的。由此说明：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自己的生活环境，自己的生活体验，自己的立足点，自己审察生活的视点，以及自己的心理诉求，是多么的重要！
参考文献：
[1]杨剑龙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3 [3]茅盾.读《倪焕之》[A].茅盾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33
[4]林志浩，王庆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作品选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358
[5]叶圣陶.以画为喻[A]，林志浩，王庆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M]，1994：145
[6]叶圣陶.创作经验.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A],党秀臣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7]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M],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92 [8]钱钟书.《围城》序[M],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4 [9]鲁迅.致萧军[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6
[10]刘江.钱钟书的“惰民”视点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群体[J].河池师专学报，1995(4):74-78
（责任编辑 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