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谈起
由于变法改革而在后世背负骂名，王安石也算是中国历来的改革家中少见的一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无数大家都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不同的见解。而说到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就不得不提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这对同样品德高尚，才高八斗却又显得有些心高气傲的对手，以及他们所写的 《与王介甫书》以及《答司马谏议书》。
《与王介甫书》产生的时间是年轻的神宗接替仁宗即位，一心富国强民的神宗任王安石为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新政在当时无疑是对传统极其严重的挑战，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的王安石立即遭到了诸如欧阳修，苏轼等名家的强烈反对，与王安石共事多年的司马光也写了3000余字的《与王介甫书》劝说自己的好友放弃变法，在得不到王安石回应的情况下，还有了紧接着的《与王介甫第二书》，《与王介甫第三书》 。
司马光对自己的老友的刚直性格显然是十分了解的，在《与王介甫书》的开头，他采用了相对温和的手法，强调了自己体谅，尊重朋友的立场，同时却又点出了“直”“谅”二字，为后面的劝谏打下了基础。接下来，继续以关心、体谅朋友的语气，指出了在他看来王安石犯的五个的错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接下来大段的举例，都是围绕这几个错误来展开的。在信的最后，司马光又笔锋一转，再次为王安石指出只要听从劝告，放弃变法，就会得到后世称赞与时代的宽容。当然，司马光也不忘警告王安石小心身边的“小人”，而值得一提的是，有无论这提醒究竟只是为了阻止变法而对王安石的警示还是真正的远瞩，在日后王安石失势时，这一点倒是得到了极好的印证。
可以说，司马光的这篇《与王介甫书》的的确确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文章，全文堪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其所指出的问题而言，也并非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只不过司马光以朋友的姿态诚心请王安石放弃变法的书信并不奏效，在司马光的《与王介甫第二书》之后，他终于等来了王安石的答复。
不得不说，《答司马谏议书》的评价历来都要高于《与王介甫书》，王安石的回信一如他本人，言辞短小精悍，逻辑严密，针对问题的解释亦是十分犀利。难怪人们历来都将其奉为千古名篇，以数百字对数千言而占上风，反应了王安石对改革的坚定与激情，体现了大政治家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胸怀与眼界。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对《答司马谏议书》的评价并不为过，可要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我看这篇回信就不如何优秀了。首先，作者不分青红皂白，把反对者视为壬人，将反对意见统统斥为邪说，而作为不接纳反对意见的理由，而作为一个执政者，不能接纳反对意见，往往
也是事情失败的开始。其次，王安石针对司马光提出的五点不足一一做出了解释，但是他的解释方式主要以强硬的说理为主，没有足够说服力的例子，名曰自辩，但是自夸的感觉却是挥之不去的，这样的答复，本来就不存着与人沟通之意，而不能与人沟通，只会进一步加深与反对者的矛盾，使得自己在改革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王安石的变法始终是没有实行下去，他本人在两退两进之后将新法交由他人实施，神宗去世之后，高太后秉政，启用司马光出任宰相，立即全面废除新法。哲宗亲政之后，立刻恢复他父亲的新政，不但启用新党，甚至还一度考虑要挖司马光的坟。之后向太后再度撤销新法，启用旧党韩忠彦为相。
1103年徽宗再启用新党蔡京等，将司马光等人贬为“元佑党人”，刻《元佑党籍碑》，将司马光、苏东坡这群”小人“的恶名昭告天下。同时下诏将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列于颜回、孟子之次，并追封为舒王。至此，王安石达到了宋朝给他尊荣的顶点，只是他本人已经无福消受了。
直到“靖康之难后，南宋朝野多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罪于新党，对王安石采取批判的态度。宋高宗说：“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理宗称王安石为“万世罪人”，并削去他的从祀牌位。
像司马光，王安石这样的人物，对于身后荣辱，大概早已看的云淡风轻，可他们若是能预知自己推行的制度在身后始终不能得到全面实施而是在在一进一退中面目全非，朝廷一天天没落，终于只能偏安一隅，苟延残喘，只怕也将心中不得安宁，当年直面反对而坚持观点的目光，或许也就不能那么坚定了罢。
在如今，说起改革，人们往往会拍手称快，大力支持，事实也证明，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或者道理，只有改革与创新，才能使一个国家或民族保持活力。北宋是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的朝代，改革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可偏偏王安石所发起的这场在一开始一呼百应，众望所归的变法，为什么在实行伊始便在如何变法的方面不断受到朝中重要的强烈反对与质疑，随后逐渐走向衰败，在衰败中变味，王安石本人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等到司马光重新上台，尽废新法，却同样不能阻止王朝走向破落。其中蕴含的深刻教训，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变法的失败，王安石本人自然难逃干系。不少人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是因为变法触及了其所代表的大地主阶级根本利益，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王安石变法，的确有改善民生、增加生产力的动机，但是其初衷首先必须是巩固宋家王朝的统治，充盈国库，增强。而坐在龙椅上的天子，不正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地主吗。所以说，王安石的变法，也只是统治阶级的自我改良罢了；相反的是，司马光的反对，倒有一些关心天下民生的方面，只
不过他所担忧的来源是“民疲而不恤”“聚而为盗贼”危害统治阶级罢了。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有可取之处， 例如“青苗法”，他在九百多年前就已经看到：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可以刺激经济的成长，加快资金周转速度能在不增加税赋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这种采用财政金融方式扶助民间、管理国家的办法，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可王安石毕竟是太过自信以至于称得上天真了，倘若他本人作为地方官，自然可以贯彻他的主张，可一旦为相，高坐于朝堂之上，政令在下达的过程中难免不出意外，当制定出来之后，执行实效就与各级官吏关系极大，而北宋的官吏制度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的隐患与旧疾，在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下，强行实行新法，加强国家对私人财产的掌控，无疑成为了下级官吏横征暴敛的借口与依仗，国库收入增长的同时是民怨的积累，而随着民怨的积累，的实施也就越发困难，形成恶性循环，变法最终引得民怨沸腾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对手，司马光司马光在远见上不能与王安石相比，但是他却深刻察觉到在封建结构之下，统治阶级往往比民间存在更大的问题，所以虽然他也明白国家问题多多，但仍然指出无为而治、不扰民的价值所在。从《资治通鉴》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司马光多有对统治阶级隐患的感触与警告。
就性格而言，王安石也有很大的缺陷，司马光批判他“自信太厚”并不是恶意中伤，王安石在为人处世之时未免显得太不近人情，改革中需要立场坚定的执行者，但王安石往往扮演了一个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角色。对于曾对自己诸多帮助的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王安石甚至不仔细考虑对方的意见，便将其斥为奸人，这种倨傲的态度或许能徒增自身刚直的形象，但是对于改革百害而无一利。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讨论王安石性格中的缺陷，就人格而言，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我个人都是十分推崇的，王安石曾真心称赞司马光为“实君子也”；司马光虽然尽废新法，却也在王安石身后为其厚葬。
归根结底，除了政治家，改革家，我们不能忘记这两人的另外一个身份，从骨子里来看，他们都是中国传统的文人。而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开始，中国文人就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狂”的气质，那是一种面对质疑时的坚定，追求理想时的不懈，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傲。这种狂放之气一方面使得文人们有了优秀的品格之外，也造成了他们天生的缺点。从而有了王安石据谏，司马光毅然辞官回家著书，司马光上任之后不顾新法中有效的部分而尽废之。所以说当文人墨客们从书卷中走向政治，写诗词歌赋的笔下开始流淌出治国平天下的策略，他们就将自身的才气带到了朝堂之上，却也将身为文人的弱点带到了行政之中，这种天真让他们显得固执、与世俗格格不入，而当理想破灭之后，他们又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是远居与江湖之远，只求独善其身；二则是比其他人更加沉沦于其中，而有意思的是，这
些极有才气的奸臣往往又能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例如北宋之蔡京，南宋之秦桧，明之严嵩，清之和珅。不过，要想弄清楚这些问题，就要从当时人才选举的制度谈起了，我自然不敢奢望能在这区区数千字中挑战这个庞大的命题。
关于马王之争的讨论，时至今日也没有停止过，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有一个盖棺定论评价。我们只不过希望从这样的争论中，让今人得出一些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我想引用他人对于明朝的另一位力主改革大家张居正的评价作为结束，他与王安石，司马光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政见也相差甚远，但就这一点而言，却是相同的，也正是他们最高贵，最令人震撼的品质：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
写在最后的最后：
纵观历来对于马王之争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每个时代的主流评价都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谋而合的，可以说，每当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终归是带上了现世的价值观判断，这对古人未免有些不公；如今我们以后来的眼光，局外人的心态来评论古人得失，有时也显得有些纸上谈兵，事后诸葛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