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人质”——试论《小姨多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情结
作者：俞冬梅
来源：《语文学刊》 2014年第11期
俞冬梅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南通226006)
［摘要］本文就《小姨多鹤》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情结进行解读和原因探析，以期对作品人物有正确全面的认识，也试图挖掘作家寄予作品的深刻内涵，无限接近作家的创作本意。
［关键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小姨多鹤》；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4)11-0040-02
［作者简介］俞冬梅，女，江苏海门人，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由来和条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人质症候群，是指受害者对于施暴者产生某种积极的情感，如同情、好感、依赖等，甚至反过来保护、协助施暴者的一种现象。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人在求生欲和自保意识作用下的本能反应。换句话说，当生存成为第一法则，价值观就会退让给这个首要目标。经深入研究，西方社会心理学家逐渐认同这样的结论：只要满足相应的社会学前提条件，只要双方之间（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处于弱势的一方就可能对主导者产生认同体验。
二、《小姨多鹤》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情结
严歌苓的作品《小姨多鹤》中，多鹤被战争推到了她不愿的也不属于的人生位置，孤苦伶仃地存留异国，充当非妻非妾、非母非姨的角色，但她最终却安于命运，无怨无悔地为张家当生育机器和劳动力。她是被命运绑架的人质，绑架者既是张俭一家，也是日本侵略背景下的整个中国社会。
首先，故事的演绎环境毫无疑义就是一个典型的极权社会模型。小说开首就是狼烟四起、心惊肉跳的“极致”场面。二战即将结束，在中国东北生活的日本人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保护生的权利，代浪村村民开始集体大逃亡，但路途凶险，前有中国民团的堵截，后有苏联大兵的追击，还不时遭遇土匪的袭扰。16岁的多鹤最终成了溃逃路上留下的孤女，虽然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渴望避过了灾难，但她的生命随时面临死亡威胁。随后她被卖给了张俭，在接下来漫长的几十年里，她和张俭以及张俭的妻子朱小环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她的身份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间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可以说，多鹤被历史无情地置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在这里，多鹤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恐怖和紧张，加害者随时可以索要自己的性命。这个加害者是张俭，是小石、小彭，是整个社会。
其次，多鹤感受到了张俭一家对她的恩惠。身处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绝境，是张家给她提供了衣食住行，暂时避开死亡的威胁。而在中国生活几十年能一次次躲过灾难，靠的还是张
俭一家的帮助和保护。为隐匿多鹤的真实身份，帮助她抵挡外来的风险，张俭多次搬家，暗地里教训用目光猥亵多鹤的小彭和小石，而忍着委屈接受多鹤代替自己生孩子的小环也把她当成了张家一分子，给了她很多关爱与安抚，对待有着一半日本血统的孩子，也是视为己出，关爱有加。
第三，多鹤与外界的交流几乎完全隔绝。由于身份的特殊，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隐藏”成了必然的选择，多鹤隐瞒姓氏、虚造身份，仅以朱小环妹妹的身份存在。由于语言不通，多鹤也缺乏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最初怕她出逃，张站长暗里禁止她学说中国话；即使学会一些简单的中国话，也仅限于与张家成员进行交流。相反，在长期与张俭一家共同生活后，多鹤开始对张家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一方面，多鹤对这个不能给她任何名分的“绑匪”产生了爱恋，生活的苦难和现实的残酷又使这种爱恋升华为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另一方面，多鹤也在不知
不觉中被小环的生活哲学影响同化，不只学会了说“凑合”，也把它当作支持自己生存的动力。
第四，多鹤深知脱逃是不可能的。多鹤曾有多次逃离的想法，但因种种原因都放弃了。第一次是来张家半年，逃走后发现有身孕又返回张家。第二次是被张俭故意“弄丢”，但在流浪三个月之后主动找回张家。因为当时的多鹤靠生孩子来延续自己生存的意义，所以当她觉得自己离开就会失去两个孩子时，她甚至起了与孩子同归于尽的打算。可是，当小环亲热招呼她，递给她丫头刚掉下的乳牙，她就慢慢地放弃了对死的热情。后来多鹤也曾想过用自杀的方式逃离，但最终都被小环的凑合哲学逐步消解了。三十多年后，多鹤才回到了埋葬着竹内家祖祖辈辈的代浪村。可社会再融入的一系列问题使她再次处于尴尬境地。于是她把这种民族情结的维系寄予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通过教育在这个社会上谋求到自己的位置。可希望再次落空，两个民族文化的碰撞和冲击造成了多鹤身份的真空和民族认同感的缺失，多鹤最终也没找到精神的家。也许这时的多鹤明白：三十多年前的“被绑架”就注定她是再也无法从张家脱逃的。
三、《小姨多鹤》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情结的产生缘由
（一）社会环境因素
故事源于战争。因为战争，普通女子多鹤不幸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枚棋子，随着侵华“垦荒团”来到中国东北；因为战争，多鹤亲眼目睹了反人道的集体自杀惨剧，见证了无数蝼蚁般的死亡；因为战争，多鹤成了身陷异国的孤女，不得不承受日本战败的恶果……当历史重负压在个人身上便成了个人的不能承受之重，面对强大混乱的历史，多鹤显得软弱无力。对于多鹤而言，张俭一家虽然是买断其人身自由的“绑匪”，但张家的出现也恰恰是帮助她脱离绝望之境的契机。所以多鹤对于张俭一家的感情，有着多种复杂情愫的交杂。
最初多鹤的存在不过是生育工具和仇恨宣泄媒介的双重载体。但在长期的有日常互动的情境下，“绑匪”与“人质”之间很容易出现情感联结。在漫长的几十年里，面对面的沟通使多鹤有机会了解“绑架”的缘由以及张俭、小环作为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和苦难，尤其是当张俭放下仇恨，多鹤也开始卸下防御的武器，在心有灵犀的默契下走向和解之时，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情结便不难理解。
（二）生物特征因素
相比男性，女性具有更强烈的情绪依附、角色认同心理。
1.对秩序的强烈需求。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对秩序有一定的追求，女性尤其如此，一旦失去固有的秩序就会不安、紧张，甚至绝望，但当生存秩序一点点恢复她又会依赖现有的秩序。年仅十六岁的多鹤亲眼目睹了族人集体自杀的恐怖场景，经历了苏联大兵，中国民团，甚至是土匪的无数次突袭，最终从死亡边缘踉跄走出，九死一生的经历让其在心理上陷入绝望之境。在无爱的性关系中，多鹤“躺得像个死人”。她对“绑匪”没有半点感情，又无力反抗，就只能
顺从，任人摆布。但渴望安稳、希冀归宿是女性心中最简单、最迫切的念想，一旦在张家过上安稳的生活，即使是无比尴尬的生存状态，她也愿意忍耐、坚守。
2.对性对象的依恋。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尤其是女性，哪怕最初是不情愿的甚至是被霸占的。被卖到张家时，多鹤的身体完全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鹤竟由圆房时的呜呜痛哭、躺成一俱僵尸变成主动宽衣解带、为张俭脱鞋袜，而学说中国话、在张俭背上嬉闹玩耍更是其对性伴侣依恋的表征。尤其是当张俭得知多鹤的身世和遭际后，对其心生怜悯，态度也由敌视转向宽容，于是两心相悦，一发不可收拾。即使两人在剧场偷情被抓到，但依然相爱，多鹤会因为张俭的疏忽赌长达两年的气，会与狱中的张俭相约每晚九点按时思念对方，多年后，她还想方设法接张俭到日本治病，这说明多鹤已在心里把他视为自己的合法丈夫，关心体恤对方。
3.母性的本能。对于多鹤来说，人性一方面表现在求生的本能，一方面表现在她作为女人的伟大母爱。第一次逃走，终因怀孕又回到这既是家又不是家的地方。从此，对孩子的爱使她坚强地度过人生的每一次磨难，也正是孩子让她在非常年代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存奇迹。被张俭丢弃后，怀着重新见到孩子的强烈渴望，多鹤经历了奥德修斯式的漂泊跋涉，满怀控诉地重新回到这个称不上家的家，出于母爱的本能，多鹤的复仇心理又被小环轻易化解。可以说自从多鹤怀上“绑匪”的骨肉，她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必然。
（三）思想文化因素
日本古代曾出现比中国武则天时代还辉煌的女帝时代，但随着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和婚姻形态的变化，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降低。日本大化革新吸取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用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教育女子，要求女性顺从男性，为家族牺牲一切。明治维新以后，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女性与男性地位平等的主张，随着近代教育的普及，社会上也出现了大批知识女性，但社会主流仍然要求女性以贤妻良母为标准，女性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多鹤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女性，她所受到的教育也必然是如此：顺从、隐忍。正如崎户村村长的妻子顺从地躺在汩汩冒血的丈夫身边，因为她从没想过拧着丈夫的意愿。所以多鹤被卖到张家后，顺从地学打煤坯，跪迎男性回家……而当她为张俭生下孩子后，她更是确定自己成为张家的一员，神态都和过去截然不同了。因为在她所受的教育中，无子是休妻的“七出”条件之一，生下孩子的她不会因此被丈夫休弃。从此，虽然不断地被羞辱、被忽视，但是却不断地鞠躬、道歉，以弱小的身躯隐忍地努力扛起生活的重担，融入这个畸形的异国家庭。
从这个角度讲，朱小环，这个生性爽朗心地善良的东北大嫂，既是受害者也是“绑匪”的帮凶。她因为被日本兵追至流产，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规约下，她不得不忍受公婆的买人生育计划，参与了对多鹤的“绑架”。
知识具有解蔽和启明的功能。相信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解读《小姨多鹤》，会对多鹤这一人物有更清晰全面的认识，也能真正地接近作家的创作本意：除了表现跨越民族仇恨、人性嫉妒的藩篱的人性之美，作家也在提醒我们如何摆正心态，正确看待战争的遗孤问题，甚至是如何客观公正地检讨历史事件。
【 参 考 文 献 】
［1］严歌苓.小姨多鹤［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3］李亚萍.故国回望：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高明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成因和应对［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5］陈章.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J］.中外文摘，2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