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中州学刊　Ｎｏｖ，２００６　第６期（总第１５６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６　【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的脊梁　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刘春勇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４）　摘要：《故事新编》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个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被误　读，从而导致了对鲁迅解读的根本性偏差，睿智者如竹内好、王晓明也概莫能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和《理　水》两篇尤其如此。这两篇既是鲁迅晚年对“希望”的表达，也是他对“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的表达，而这　一切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墨子和大禹两个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在故事中，这两个形象一方面是“希望”与“脊　梁”的象征，一方面意寓“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而如何将这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理解，并且讲　得入情入理，则是解读这两个文本的关键所在，也同样是解读《故事新编》，甚至是解读鲁迅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鲁迅；《非攻》；《理水》；禹；信；信仰　中暇分类号：　１Ｏ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０６）ｏ６—０１９６—０５　竹内好先生的《鲁迅》和王晓明先生的《无法直面的人　于此，因为《故事新编》多少还有些亮色。这亮色尽管少，也　生——鲁迅传》是两部非常重要的鲁迅研究著作，可是这两　还是亮色，放在一片黑暗中就会打破黑暗，就会使得以“虚　本书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当它们触及到《故事新编》时显　无／黑暗”一以贯之的思路化为乌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思路，　得捉襟见肘。实际上，王晓明先生的《鲁迅传》压根就没有提　当然就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宁可“切割”，甚至“凌迟”，也要　及《故事新编》，就好像鲁迅先生没有这本著作一样④，刚开　一以贯之，也要一条道跑到黑，从这方面来说，抱着“虚无”一　始我读《鲁迅传》时对于这一点非常惊讶，认为这是王晓明先　条道跑到黑的不是鲁迅而是王晓明。这正是他情有可原的　生的一大疏忽，可是后来仔细想一想，觉得情有可原，但又觉　地方，同时也正是他情不可原之处。相对而言，竹内好先生　得情不可原。现在看来，王晓明先生这本写作于２Ｏ世纪８０　要高明得多，这并不是说竹内好先生的论述更加天衣无缝，　年代末９ｏ年代初的著作确实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作者极力　而恰恰相反，竹内好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一连串的疑　想将鲁迅从以往的“神”坛拉下来，恢复其“人间”的本来面　问，从理论上说，他完全可以和王晓明先生一样不去理会《故　目，所以竭力书写鲁迅作为“人”的困境的一面，其结果完全　事新编》，可是他的艺术直觉力告诉他不可以这么做，“我觉　将鲁迅处理成为一个“虚无论”者，他说鲁迅道路尽头站着的　得本来打算像省掉《朝花夕拾》那样把《故事新编》也省掉，　是“虚无感”（２），其实也是说鲁迅始终行走在“虚无”之中。　而现在却出乎意料地觉得好像不能省掉它。”＠这使得他在　在这本著作中，王晓明先生以“虚无”一以贯之，而完全无视　处理《故事新编》时矛盾重重，但他丝毫不隐讳这种矛盾，这　鲁迅先生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因此，在他所描述的鲁迅世界　正是他的坦率之处。“坦率地说，我实在无法理解《故事新　中，只有黑暗、虚无以及虚无的深渊，此外一无所有。他对　编》。我认为，恐怕它是毫不可取、毫无问题的蛇足吧。即使　“虚无”贯彻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宁可将鲁迅“切割”，甚至　现在我对这一点仍有八分的确信。不过，在剩下的二分中仍　“凌迟”也在所不惜，他一字不提《故事新编》的秘密也正在　留有某种疑惑。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④对于这句话的具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９—．２７　作者简介：刘春勇，男，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１９６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体所指，竹内先生后来加了一条注：“这里，我不是对《故事新　编》的作品加以评价；只是说它对于理解鲁迅的‘思想’并没　有那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而可以无视它。由于这一点也　些篇目是鲁迅之“信”的表达。　“某些篇目”具体指的就是《非攻》和《理水》两篇。关于　这两篇历来颇有争议，以王瑶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倾向　于从积极方面进行解释，“以《非攻》和《理水》为开端的鲁迅　后期的五篇历史小说都表现了作家在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古代题材，致力于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　受到了误解，所以才解释一下。当然，这是我当时的看法。后　来多少改变了些。”⑨实际上在正文中也有类似的话，“我怀　有光靠自己就能解释鲁迅的全部作品的想法”，但“一认真地　提到这部小说集，就觉得棘手了。恐怕不把我的这本札记全　部抹煞重新改写，是不可能的。”⑥这几段话已经很清楚明了　地将竹内好先生的苦衷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即他遇到了一个　质。而且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而近来的新生代学者由　于受到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往往注重对这两篇小说　结尾的解释，认为具有“反讽”性质的结尾对整篇小说的积极　跟王晓明先生同样的问题：在其解释鲁迅“思想”的体系中无　法容纳《故事新编》。如果说王晓明先生是以“虚无”一以贯　之的话，那么竹内好先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系呢？虽然我　们前面说过，“竹内鲁迅”最著名的地方在于其以“回心”为　轴，将鲁迅的文学归结为“罪”的自觉的文学，但竹内好对鲁　迅最核心的解释却不是在这里。在《鲁迅》的第四章“政治　和文学”中，竹内将鲁迅归结为受孙文的“不断”和尼采　的“永劫回归”思想影响的“永远的者”（Ｄ，这才是竹内　好先生解释鲁迅的核心之所在。“把孙文看做‘永远的　者’的鲁迅，在‘永远的者’身上看到了自己。”⑧如果换　一句理论性极强的话表达就是，“不依赖任何东西，不把任何　东西作为自己的支点，由此而必使一切成为自己的。在这一　刹那，文学家鲁迅诞生了。”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几　十年之后，尾崎文昭先生无意中对这句话作了一个解释：“不　依赖任何东西，不把任何东西作为自己的支点，不断反抗（革　命、忍耐）空虚，这该多么艰难！如果鲁迅拥有相当于陀恩妥　耶夫斯基的神那样的存在，将使他怎样地获救呵！”∞很明　显，这里讲到的是信仰与行动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问题，　如前所述，人们已经形成一个思维定式，即：信仰是第一位　的，行动是第二位的，信仰是用来指导行动，没有信仰，行动　就会失去意义，没有信仰，生活就不堪忍受。可是早在一个　世纪之前，那个伟大的思想家尼采就已经指出了这种思维定　式的荒谬性，“新教教导者一直在散布一个根本的错误，认为　信仰是第一重要的，行动是第二位的和必须以信仰为指导　的。这当然是不对的。”继而他指出了行动的重要性，“行动，　既是最先发生的也是终极重要的！”“只要你放手行动、行动、　再行动，有关的信仰很快就会尾随而至。”　尾随行动而至的　信仰用我本人的习惯性术语讲就是“信”　，信与行动的关系　就像希望与存在的关系，不是存在附丽于希望，而是希望附　丽于存在，同样的不是行动尾随信，而是信尾随行动。这才　是存在者整体的秩序，而不是相反。然而我们已经将这种秩　序遗忘得太久了，我们认为“颠倒”的才是正常的秩序，可殊　不知，“颠倒”的是遗忘了其起源的结果。因此，他们，包括竹　内好先生，都认为鲁迅的一切行动是无“信”的，就像唐－吉　柯德之战风车，让人肃然起敬，然而值得同情。这也就是为　什么竹内好先生一再声称自己无法站在鲁迅整体“思想”中　去理解《故事新编》的根本原因。因为，《故事新编》中的某　正面意义进行了解构。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家建，他　认为研究界长期以来对于《非攻》和《理水》的解读太拘泥于　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思路，而忽视了对其中的一　些细节描写的解读，尤其是忽视了对两篇结尾的仔细解读，　“这种文本的解读方式，恰恰忽略了《理水》中两个微妙却又　是关键性的文本表现特征：一是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大禹治　水的事迹在整个的叙述中是被‘虚写化’了，而把大禹如何地　被小人们包围、纠缠这一困境最大程度地在文本的叙述中　‘前置化’，这从文本的语言上可以看出：关于大禹的叙述语　言是在文本戏拟语言的众声喧哗中，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地　漂浮着。……我以为，这种充分戏拟化是作家有意暗示给我　们的一种解读立场和向度。二是在文本最后，作者有意地用　戏拟的语言形式写了禹回京以后，管理国家大事，在衣食上，　态度上也改变了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结尾与文本　中的后半段叙述大禹如何艰辛、劳顿构成一个大转折。与　《非攻》的结尾一样，这一大转折，使得小说的‘境界’全盘托　出。这一转折在文本的叙述结构之中具有举重若轻的意义，　……《理水》中的这一结尾，……使得人们对文本中关于大禹　的英雄主义的叙述，产生一种嘲讽、消解的意味。”　我们如何看待以上这两种观点呢？我认为《非攻》和　《理水》是鲁迅思想中积极亮色的表现，但不同意王瑶先生的　“乐观主义精神”定论，我同时也认为文本中的某些细节和结　尾是嘲讽的表达，但我不认为嘲讽的对象大禹和墨子。这是　什么意思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Ｅｔ本学者　的相关研究。　如前所述，竹内好先生对《故事新编》在鲁迅整体“思　想”中的位置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不能完全肯定自己的观　点，所以还存有“二分疑惑”。其后继者伊藤虎丸先生认为，　“竹内留下‘二分疑惑’，是因为他尤其在《非攻》和《理水》这　两篇作品中，感受到了‘某种作品上的壮观图画’。我也承续　这一预感。”　也就是说，竹内好和伊藤虎丸都在《非攻》和　《理水》中“感受到了‘某种作品上的壮观图画”’，但与竹内　好抹掉这种感受不同的是，伊藤虎丸肯定了这种艺术直感，　“包括竹内好在内，人们历来多强调鲁迅小说对社会黑暗的　暴露；我却想重视另一面所存在的他是怎样努力塑造出新的　英雄人物和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物的。具体地说，就是关注竹　内好在《鲁迅论》中推定为‘十有是多余’的《故事新编》　１９７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中州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中的作品。”⑩伊藤虎丸先生的解释也是从杂文《中国人失掉　自信力了吗》进入的，他认为墨子和大禹就是鲁迅所力图塑　界是艰难且难以忍受的，这也就是他认为鲁迅无“信”的根本　原因。既然如此，那么以《非攻》和《理水》为代表的《故事新　编》在尾崎先生看来当然也不会有任何“信”之表达的迹象。　可是，我却固执地认为《非攻》和《理水》是鲁迅之“信”　的表达，换言之，我认为《非攻》和《理水》是表达鲁迅之“信”　而非表达鲁迅之“疑”的文本。从这个角度说，我更接近王瑶　造的“中国的脊梁”，不但如此，伊藤先生还区分了大禹和墨　子，他认为在鲁迅的作品中，墨子“仅仅是个出色的抵抗者，　而禹则被想定成登上权力的宝座，成为当权者。我认为，这　也反映了鲁迅心中正在出现的‘希望…。“《非攻》中的墨子　没有现代‘模特’，而《理水》中的禹却有模特。”　所谓禹在　先生和伊藤虎丸先生的观点，但我又不能完全苟同王瑶先生　的“乐观主义论”和伊藤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解释。当　现代的模特，伊藤先生认为就是“当时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　长征’的、朱德和中国党”＠。此外，伊藤先生也　谈到这两篇先说的结尾，他并不认为这两段具有反讽性的描　写是对墨子和大禹的否定而相反是鲁迅清醒现实主义的反　映，是肯定的描写，“关于禹的态度变化，有解释说是鲁迅暗　中批判了禹的堕落和变质。……但我却坦率地把这一段理　解为肯定的描写。禹采取了现实性的经济，终于带来了　天下太平。他的性格是现实主义的，是务实的。否则就成了　一个僵化的理想主义者。”“《非攻》的结尾，……其方法也和　《理水》完全相同。但鲁迅却赋予了墨子以与大政治家禹完　全不同的另一种伟大性格，即自我牺牲，……从这个结尾会　感受到作者对墨子的那发自内心深处的共鸣和亲切的幽默，　甚至还有某种凄凉。这里展示了人间世界的一个真实：救众　生者难救自己。《非攻》结尾的幽默，便是从这种深刻的现实　性当中产生出来的。”⑩伊藤先生的后继者尾崎文昭先生虽　然没有直接谈到《非攻》和《理水》两篇，但通过对《故事新　编》整体的阐释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这两篇了。尾崎认为　《故事新编》的主要创作方法是小说结构性自我否定，也可以　称为小说的自我否定性结构，其主要表现是油滑、反讽、戏拟　以及间离效果的运用。所谓小说结构性自我否定是指，“作　品本身具有一种的、各种对立因素相互嘲弄与、消　解的性质”∞。尾崎认为，这种小说结构性自我否定的“构造　基本上与往复深化型‘多疑’思维方式相同，据此我们可以将　这种情况理解为‘多疑’思维方式在小说创作中作为小说结　构表现出来的结果”＠。具体到文本，尾崎先生虽然例举的　是《起死》一篇，但我们也可以举一反三地大体知道他会怎样　阐释《非攻》和《理水》。根本来说，尾崎认为这两篇小说当　中的戏拟与结尾的反讽都是小说结构性自我否定的实际运　用，也就是说，鲁迅否定了前面对墨子和大禹的光辉形象的　塑造。比较起来，这个解释更靠近郑家建先生的观点。并且　尾崎先生走得更远一些，他最终将这一种小说结构和鲁迅先　生的整体思想联系起来，认为这是鲁迅先生无“信”的表达，　“不依赖任何东西，不把任何东西作为自己的支点，不断反抗　（、忍耐）空虚，这该多么艰难！如果鲁迅拥有相当于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那样的存在，将使他怎样地获救呵！”＠所　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那样的存在”其实就是ｍｅｔａ—ｐｈｙｓ．　ｉｃｓ式的信仰，如前所述，它只是“信”的诸多表达方式中的一　种。然而，尾崎先生显然固执地认为，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神那样的存在”，即没有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式的信仰．这个世　】９８　然在阐释不能苟同的原因之前，我们先有必要对另外一个问　题进行具体阐释，即：我们为什么完全不同意郑家建和尾崎　文昭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想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涉及到　根本立场问题。　我认为我们解读《非攻》和《理水》时没有任何理由抛开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杂文。从时间上看，《非攻》　写作于１９３４年８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写作于同年９　月，前后仅相差一个月；从写作初衷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　了吗》是针对当时界认为“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这种　论调的反驳（卷六，页１１９注４）：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　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　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　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卷六，页１１８）　《非攻》中的墨子当然是鲁迅所赞叹的“中国的脊梁”。至于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创作的《理水》也应该作如是解。赞叹墨子和　大禹并非怀古，而是对现在的肯定。“我们从古以来，就有　……”的言外之意是我们现在同样有这样的人，这也就是鲁　迅认为中国人还有自信的地方，也就是中国还有希望的地　方。简言之，是鲁迅之“信”的表达。但理解这两篇小说的关　键之处在于结尾，郑家建和尾崎文昭也正是通过结尾的解读　提出异议的。那么，到底如何看待这两篇小说的结尾呢？我　认为，在这两篇小说的结尾中，鲁迅动用了他惯常在杂文中　使用的笔法：反语。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这两篇小说的结　尾时应该将文章的意思颠倒过来看。这在《理水》中表现尤　为明显。一贯“卓苦勤劳”的禹在登上权力宝座后“态度也　改变一点了”，　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　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　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Ａ．４￣７就叉说禹爷的行　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　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卷二，页３８６）　郑家建认为这段文字是鲁迅对正文所塑造的“卓苦勤　劳”的禹的形象的一个反讽，对主题构成消解，尾崎先生也认　为这段文字是对前面行文的一种自我否定。其实不然，这段　文字不仅不是对前面行文的否定与消解．恰恰相反它是对前　面行文的肯定。从表面上看，禹爷态度的改变似乎带来了太　平盛世，但实际上这段文字在骨子里写出了禹的孤独——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个人的孤独。这同前面描写的被一群小人包围与纠缠的治　水中的大禹形象是一致的，那同样是一个孤独者的形象：在　众大员们都主张“湮”的时候，禹主张的“导”显得是那样的　孤单，然而坚定。在此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回到鲁迅当时写作　的语境中来探讨这篇小说。《理水》写作于１９３５年ｌ１月，这　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众所周知，在这一年的１Ｏ月　、朱德领导的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抵达陕北，正是这个事件导致了伊藤虎丸先生的推论，即　他认为大禹现代的模特是“当时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　征’的、朱德和中国党”∞。但仔细想一想这个推　论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辛亥以来一直重视经验的鲁迅是　不会凭空去塑造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形象的，况且这一点也　并不是没有过其它例证，１９３２年鲁迅两次约见陈赓将军，想　写一部反映红军战争生活的小说，但最终没有动笔，其根本　原因就是对所要写的对象不熟悉　。如果一定要将大禹的　现代模特锁定在中国党身上，那么我到是认为有两个比　和朱德更切近的人物：瞿秋白和冯雪峰。我们知道这　两个人物是鲁迅上海时期的知己之交。冯雪峰１９３３年底离　开上海，到达瑞金，１９３４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应该是鲁迅　时常挂念的一个人物。而瞿秋白则于１９３４年初离开上海，　抵达瑞金，１９３５年２月被捕，同年６月１８日在福建长汀遇　害。这一年的６月２８　Ｅｔ在致胡风的书信中，鲁迅提到瞿秋　白语调非常悲哀，“检易嘉（即瞿秋白，笔者案）的一包稿子，　有译出的高尔基《四十年》的四五页，这真令人看得悲哀。”　（卷十三，页１６０）从书信的口气来看，鲁迅已经确切地知道　瞿秋白遇难了。为了纪念瞿秋白，鲁迅自是Ｅｔ起开始着手编　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日记》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２日载：　“河清来并交望道信及瞿君译作稿二种。”（卷十五，页２４０）　《书信》１９３５年９月８日致黄源：“陈节（即瞿秋白，笔者案）　译的各种，如页数已够，我看不必排进去了，因为已经并不急　于要钱。”（卷十三，页２０４）《日记》１９３５年１Ｏ月２２日载：“下　午编瞿氏《述林》起。”（卷十五，页２５１）我想，正如很多方家　指出的，鲁迅对中国党的好感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他对瞿　秋白、冯雪峰以及柔石、白莽等前仆后继的党员的良好　印象的。也正是从他们身上，鲁迅才看到了“希望”之所在，　因此，如果非要说大禹有什么现代的模特，那么这模特也就　是鲁迅心目中的瞿秋白、冯雪峰、柔石和殷夫。这些当然是　塑造禹的很重要的元素，但禹身上更重要的元素恐怕还是鲁　迅自己。原因有二：其一，禹（墨子也是这样）是鲁迅塑造的　黑汉系列中的一员。已有很多方家指出，鲁迅作品中的黑汉　系列有鲁迅自况的成分④。其二，《理水》中对禹周围一群小　人的描写实际上是当时鲁迅处境的文学表达。在《理水》中，　除了极力讽刺“鸟头”——实际上是指顾颉刚，他是《理水》　中民间学者的代表——外，鲁迅还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禹　周围的一些掌握实权的一些大员的丑态。如果结合当时鲁　迅的处境的话，我们会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大员其实是指以周　扬为代表的“左联”的一些当权人物。鲁迅虽然在“左联”中　占据高位，但当１９３３年底、１９３４年初冯雪峰和瞿秋白先后离　开上海后，鲁迅实际上落入他所认为的一群“小人”的包围与　纠缠之中。鲁迅在书信与文章中屡屡抒发对周扬他们的不　满，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８　Ｅｔ致胡风信：“我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　知道了我们的元帅（即指周扬，笔者案）深居简出，只令别人　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卷十三，页１６０）　同年９月１２致胡风的信其中不满的情绪更表露无遗：“－－ｆｌｌ￣　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　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　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　绩，～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　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　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　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　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　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　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卷十三，页２１１）１９３６年４月底冯雪　峰从陕北回到上海，鲁迅与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这两年我　给他们（即指周扬等人，笔者案）摆布得可以。”④冯雪峰走　后，鲁迅在“左联”中实际上是相当孤立的，他与周扬们之间　的矛盾既有一些具体小事情的纠葛，但更为主要的是道路的　不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详细论述的的信与信仰的区别。相　对于周扬们的信仰，鲁迅的信显得是那么的孤单，这孤单显　现在作品中就是墨子的寂寞与大禹的孤独。信虽然给予了　鲁迅于某种程度的亮色，也就是王瑶先生所谓的“乐观主义　精神”，但是这种亮色在广大的黑暗中间是如此的恍惚，以至　于要苦苦地支撑，坚韧地生存，而这正是鲁迅式的悲哀，因　此，从总体上看，我们似乎不能鼓足勇气说鲁迅在这两篇小　说中“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这也正是郑家建们提出异议的　合理之处。　没有路可走而一个人苦苦地探寻，这是小孤独；探寻到　路而无法可走，这才是大孤独。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彷　徨”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探路的小孤独时期，而真正的大孤独　时期却是他在上海受到一群左翼青年围攻的“左联”时期以　及此前的与创造社和太阳社论争的时期。他们之问的分歧　与争论——用门派之争显然不足以概括——是地地道道的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是信与信—仰之争。在更加激进　的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青年看来，鲁迅对传统“游移”　的　态度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他们显然认为鲁迅反传统的力度　不那么足，旗子不那么鲜明，因而，最终将原因归结到鲁迅自　己身上，将他定性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　”和“不得志的Ｆａｓｃｉｓｔ（法西斯谛）”。＠在这个时期，鲁　迅陷入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困境当中。“彷徨”及其　以前是鲁迅寻路的时期，他在“无所希望中”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那种希望——“希望附丽于存在”（卷三，页３５９）的希望，　１９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中州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因而这一时期的“无所希望”，即绝望，反倒是鲁迅式希望的　诞生之所，因此并不那么可怕。而到了“左联”时期，鲁迅却　反而陷入了一种可怕的绝望之中，这种绝望是鲁迅绝望地想　要如其所是然而不能的绝望。通俗地来说，就是鲁迅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那种希望（“希望附丽于存在”的希望），然而他　定化了，我们固执地认为“信”必须是与“仰”联系在一起的，“信”的　这种充实感必须通过“仰视”、“仰望”上帝或者别的神性之物（从某　种意义上说，柏拉图的“理念”也是这样一个神性之物）才是可能的。　这种联系无疑与“信仰”一词通常是指对外在于此世的彼世之“信”　密切相关的。“仰”必定是与某种“超越（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之物联系在一　却发现这种希望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也就是说，在一个大　家都簇拥“存在附丽于希望”的那种希望的时代，鲁迅式的希　起，这种联系反过来重新规定了我们的“信”，这其实是一种颠倒。在　这个颠倒过程中，也就是在“信仰”代替“信”的过程中，我们对“信”　望是几乎不可能转变为现实的。这是一种绝大的孤独，鲁迅　所谓的“反抗绝望”正应该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这孤独与　绝望表现为文学就是《非攻》与《理水》当中的墨子和大禹的　孤独与寂寞，这是一种找到出路而不能走下去的大孤独、大　寂寞与大绝望。　①在这方面。王晓明确实深受夏济安、夏志清和李欧梵的影响。事实　上，李欧梵的鲁迅研究著作《铁屋中的呐喊》也一字未提《故事新　编》。②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上海文艺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Ｏ页。③④⑤⑥⑦⑧［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　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ｌｏ４一ｌＯ５、１０８、１５４、１０４、１１８、　１３０页。⑨同上，第１１０页。不过，我这里采用的是孙歌在尾崎文昭　的《试论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中的译文片段（见氏《试论鲁迅“多　疑”的思维方式》，孙敬译，《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２６　页），李心峰的原译文是，“由于对什么都不信赖，什么也不能作为自　己的支柱，就必须把一切作为我自己的东西。于是，文学家鲁迅现在　形成了。”⑩［日］尾崎文昭：《试论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孙歌译，　《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２６页。⑩［德］尼采：《曙光》，田　立年译，桂林：漓江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ｌ７页。⑩我在博士学位论文　中严格区分了“信仰”与“信”这两个词，“信仰”通常与尼采所说的　“意义／目的”、“总体性”和“真实世界”三种范畴相关联，而这三种范　畴是属于生成世界之外的存在世界的。换句话说，它们是“超越（ｔｒａｎ—　ｓｅｅｎｄ）”的。所谓“超越（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在西方语境中一定是与外在于　此世的彼世联系在一起的——其经典的表达式就是教的上帝之　城，因为只有外在于此世的彼世之事物才能够称为“超越（ｔｒａｉｌ．　ａｅｅｎｄ）”。因此。“意义／目的”、“总体性”和“真实世界”三种范畴在　本质上是与外在于此世的彼世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对它们的信仰就　是对外在于此世的彼世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实际操作中显现对某种　观念，或观念之人格化的信仰．在罗马帝国后期及其后就是集中体现　在对上帝的信仰之中。现代以来，尽管上帝可能不出场或者用尼采　的话说“上帝已死”，但对这三种范畴的信仰归根结底依然是对上帝　的信仰，因为对上帝的信仰已经浸透在世俗伦理当中。由此，我们必　须甄别“信”与“信仰”这两个概念。我们之所以提到信仰通常会想　到以上三种范畴，是因为我们将“信”这种“充实／充盈”感给程式／固　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歪曲，具体说，就是在“信”上加了“仰”，即在“充　盈／充实”感上强加了“超越（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最终的结果是：只有在“超　越（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中，我们才能感到“充盈／充实”，否则，我们不会得到　如何“充盈／充实”感，即不会得到“信”。但其实信的方式有多种，而　信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信就是那种使人充｛萎｝／充实的心　理感受。见刘春勇博士学位论文《鲁迅之疑——多疑与鲁迅世界中　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５年。＠王瑶：《（故事新　编）散论》，见《１９１３－－１９８３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五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　司，１９８６年，第９７１页。⑩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福州：福建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４－－５５页。⑩⑩⑩⑩＠［日］伊藤虎丸：《鲁迅与　日本人》，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６、１６６—　１６７、１６６、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６页。⑩［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序　言》，见氏《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序言第ｌ１页。固＠＠［日］尾崎文昭：《试论鲁迅“多疑”的　思维方式》，孙歌译，《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第２１、２１、２６　页。＠此事见冯雪峰的纪念文章《回忆鲁迅》。载《鲁迅回忆录》（专　著）（中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北　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１４—６ｌ５页。另可参照楼适夷的纪念文章《鲁　迅二次见陈赓》，载《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第１０８６－－１０９０页。　③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在《复仇与埋葬——关于鲁迅的（铸剑）》一文　中对鲁迅作品中的“黑色人”形象与鲁迅自身的联系作过充分的论　证，见氏《“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附录三，秦弓译，人　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１页。＠冯雪峰后来的《回忆鲁迅》将　这句话改写成，“这两年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据陈漱渝先生的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鲁迅回忆录）序言》），又参见冯　雪峰《回忆鲁迅》，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鲁迅博物馆鲁迅　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４９页。⑤杜　荃（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他大约是一位　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见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Ｏ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　期。署名杜荃。②以上均见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　孽》一文。　责任编辑：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