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而上学追问中西哲学

从形而上学追问中西哲学

作者：薛 瑞

来源：《丝绸之路》2009年第18期

[摘要]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根基，它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从毕达哥拉斯一直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主流。中国的形而上学表现为“道”，它更关注的则是道德的实践与个人体悟。中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西方哲学将形而上学当作其核心和终极存在，而中国哲学则将形而上学消融于伦理精神。 [关键词]形而上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G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96—03 一、哲学

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许多先贤圣哲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寻智慧。他们通过思考和体悟探求着宇宙和人生的奥秘，指引着科学和道德的方向，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无论是中国的孔子、庄子还是西方的苏格拉底、康德，虽然他们在思索着不同的问题，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哲学家。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没有对哲学基本定义的追问，一切的思索和研究都无从谈起。其实，哲学家研究了几千年，也回答不上来究竟什么是哲学。它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哲学家才可以见仁见智、自成体系，也许这也正是哲学永恒的魅力所在。海德格尔说过：“只要人还生存着，哲学着(das Philoso-phieren)就会以一定的方式发生。”只要人种还在延续，哲学活动就不可能结束，于是也就不可能给哲学下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

但是，谈论哲学总离不开形而上学。无论对于西方哲学还是传统中国哲学来说。形而上学都有第一哲学或纯粹哲学之称，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追问哲学就是追问形而上学，它是哲学的灵魂，缺少形而上学的哲学就像是一座没有神的庙。形而上学是人类的本性，只要生存着，人类就已经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了。对形而上学的阐释，似乎成为解释“什么是哲学”的关键问题，也是追问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区别何在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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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在追溯西方哲学历史时，曾多次指出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思维的“命运”或“宿命”。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生著作浩繁，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其涉及到具体的自然事物的著作编在一起，称为“物理学”(physics)，后来又把那些更高层次的、讨论哲学问题特别是“存在”(being)问题的著作编在一起，加了metá，意思是“之后”或“之上”，称为Metaphysics，即“物理学之后”。到后来，Meta一词的含义又变成了“之上”、“超越”、“元”的意思，而这些意思与亚里士多德这些著作的思想也是吻合的，因为这些著作所讨论的也正是支配自然的一些最高的原理和范畴。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取自《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形而上学研究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

《形而上学》开篇就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感觉、经验、技艺和智慧都是求知的方法，但是，感觉、经验、技艺只能使人知道事物“是什么”，而不能使人知道“为什么”，只有智慧才能使人思考“为什么”的最高原则和最终原因。而这种对“原因”的追问，也就产生出后来科学研究中所谓“根据”(或“理由律”)：任何事物都有其理由。但什么是“对原因的追问”?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开宗明义便说：“如果一种研究的对象具有本原、原因或元素，只有认识了这些本原、原因和元素，才是知道了或者说了解了这门科学——因为我们只有在认识了它的本因、本原直至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了——那么，显然，在对自然的研究中首要的课题也必须是试确定其本原。”就是说，对原因的追问预设了事物(结果)和它的原因的不同质和不同层次性以及二者的隶属关系。亚里土多德第一个意识到了对原因的追问是一切科学或哲学的本性，而形而上学正是追问最高原则和最终原因的学问。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建立的前提，一个是必须有对现存事物的超越，因而必须在主体和对象、现象和本体之间作出区分，以形成一个上升或向上追求的过程：另一个是这一过程必须是有层次、有步骤的，是对事物因果关系的逐级追问。而这一追问的终点就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即存在问题，后世又称作“本体论”，它要解决的是最终原因(“终极因”即“目的因”)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系于其上，都是“存在者”的问题。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家的思考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都是数”。巴门尼德则提出了比数更为抽象的“存在”作为世界的本体，认为存在是惟一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只是它的表现。到了柏拉图那里，本体论已经转向了对世界本体(noum-ena)的探寻和本体世界的逻辑构造。后来，亚里士多德把“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他的第一哲学对象。他认为只有本体才是事物的本质，才是本质意义的存在。再往后，笛卡尔首先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作“形而上学的本体论”。17～18世纪，莱布尼茨及其继承者沃尔夫试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的本体论体系。康德则认为本体论要研究的只能是事物的普遍性质及物质的存在与精神存在之间的区别。黑格尔提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原则，并从纯存在的概念出发构造了存在自身辩证发展的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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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后，一些流派(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但也有人试图重新建立关于存在学说的本体论，如胡塞尔的“先验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哈特曼的“批判本体论”等，然而无论怎样，本体论所开辟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已经积淀在西方文化中，其推理的方法对理论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西方哲学的一系列命题都是围绕它建立起来的。

三、中国形而上学

中国传统哲学则把“道”当作是形而上学的最高目标。“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金岳霖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易经》中有“复自道，何其咎”(《小畜》)，“履道坦坦”(《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都为道路之意。《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里的道，已经有正确的政令、规范和法度的意思，说明“道”的概念已向抽象化发展。春秋时，《左传》曾有“臣闻小之能敌大电，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之说。这里的道带有规律性的意思，表明道的概念已逐步上升为哲学范畴。

春秋后期，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道家哲学的“道”是天道，所以，对于道家来说，“道”最后要达到的境界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这并不是真正“无我”和“无人”，而是指从追求人生的境界来说，当追求“天道”。老子解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道家哲学“践道”的目标就是要人向自然看齐。自然是无目的性的，只有到了自然境地，人才能克服周围环境的乃至他自身加给他的，从而获得自由。与道家强调天道不同，儒家重视的是“人道”，其具体含义就是指人伦道德。对于儒家来说，“道”就是要使人的本然道德理性在具体的人伦中呈现或实现。所以，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又称善有四端，至于仁、义、礼、智等德目不过是这善端的自然呈现或展开而已。尽管儒道在对“道”的理解上如此不同，但他们在践道的方法与途径上却有共同看法，这就是采取内返的方式。如道家强调“坐忘”和“心斋”，提倡返璞归真；孟子提倡“养浩然之气”。他们所追求的“道”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境界

总体来看，中国哲学形而上学不是在概念中被把握的东西，而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加以体验的东西。中国哲学诸范畴如“天”、“道”、“理”等，就其形式而言，应该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然而由于这些形而上学的范畴常常被赋予了具体的道德含义，因此从内容上看，它们仍未超出经验(即形而下)的范围。中国哲学中也有关于世界本原的追问，也曾经提出“道”、“气”的争辩，却最终没能把它发展成为一种逻辑体系，并延续发扬，而最后仅仅是作为一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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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说的个人体悟。朱熹在评价周敦颐的高深玄奥的“太极”学说时指出：“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可谓一语道破了中国哲学的真谛。

在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被当作一种的、与经验活动或实用目的无关的学问来加以探讨过。即使是中国哲学至高的“天人合一”理想，也是在经验性的条目——仁、义、礼、智、忠、孝、信等基础上完成的。形而上学的淡化和消融使得中国人既不关心“六合之外”的超验世界，电不热衷纯粹自然的普遍规律，而一味执著于此生此世的道德修养(“内圣”)和建功立业(“外王”)。超验的天理与先验的心性最终在经验的道德实践中统一起来，“修齐治平”的道德、政治理想成为中国哲学思维关注的焦点。

四、中西方形而上学的比较

西方哲学传统的框架容不下中国哲学。黑格尔曾经断言，中国是没有哲学的。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发展了理论逻辑，注重概念的演绎与逻辑构造，而是强调修行与践履，在实际生活中成就一种人生境界。而黑格尔把哲学定义为概念自身的逻辑运动，他否定中国有哲学的根据，正是认为中国没有产生从逻辑上规定的概念。西方哲学重“思”与“知”，中国哲学重“证”与“行”。中西方哲学正如梁漱冥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说的，他们根本就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向”。

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其形而上学不仅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路径不同，而且其问题意识也不同。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关注的是从知识如何达到价值与意义世界的问题，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关注的是人如何将“道”的体悟践履出来的问题。故中国哲学以追求价值实现与理想境界为人生的真谛与目标，正是从这一思路与前提条件出发，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关注的与其说是对“道”的追问，不如说是“道”的呈现与实践方式。中国的哲学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把哲学作为一种修行途径，对于中国人来说，哲学不是如西方哲学那样是思辩的游戏，而是具体展示为一种人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