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

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

租地押金制在明代已经发生，但在清代才正式形成一种制度。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说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土地制度、阶级关系以及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状况和特征。本文对这个问题试作考察。

一、

押租的出现及其原因 明末清初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福建漳州府一田而有“三主”：其一主是土地所有人，出佃收租；又一主是代土地所有人完纳国课，亦有收租权；另一是佃农，向田主交纳银钱（叫“佃头银”），取得土地耕种权，因系“出赀佃田”，故得称为“一主”①。不过它还不普遍。那时漳州人说，“一田三主之弊，尤海内所罕有”。确实，漳州以外，押租制在明代，只在江西、南直隶的个别州县存在。到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押税制已经成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从我们接触到的不多有关它的资料获知，这时下述地区都产生了押租制，并形成了它的相应名称。四川彭县和崇庆州、广西陆川、江西萍乡的农民给地主交纳的押金，称为“押租银”；浙江永嘉、河南确山呼为“押佃钱”；湖北石首称做“批田钱”；同省的京山则叫“上庄钱”。安徽是押租制比较盛行的省份，它的各府县的押租金名称互不相同，如霍邱叫“寄庄钱”，阜阳称“揽种钱”，黟县则叫“典首”。江苏也是这样，苏州谓为“承揽钱”，靖江说是“系脚钱”。此外，福建汀州称“根租”’，浙田叫“佃价”，四川云阳名曰“压桩”，都是实行押租制的名称。

上面说到的省区，从其分布看，又主要流行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相当大地区，在北方则很少发现。可见仍未遍及全国。 所谓押租的制度化，包含着这样两重意思：其一，地主先要向揽佃的农民索取一笔银钱，作为佃农欠租欠债的抵押，然后才把土地给农民耕种，并把它写进租佃契约中；其二，押租制实行一段时间之后，构成一种社会习惯，在它的流行区，农民不交押金就难租到土地。习惯法就是制度，人们就得遵行。

押租制在清代的流行和制度化，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在农民抗租运动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的形势下，地主为控制农民而采取的经济手段。

农民的抗租斗争，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到了清代，更是蓬勃发展，形式多样。有反对地主阶级收租的，有要求减租的，有拒绝交租的，还有对抗大斗收租的。这抗租运动，在江苏、江西、福建等省尤其激烈。“佃田者不输租”已经“积以成习” ②。江西雩都的农民组织起

③

来与地主作斗争，“小则抗租诘讼，大则聚党踞抢”。福建主佃矛盾尖锐，“彼此视为仇仇”，“佃户以抗租为长技”④。

清代的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清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制度后，丁银剥削有了保障，就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严密控制人口，禁止居民离开祖籍。乾隆时废除编审制度，因而农民离开乡里的自由增多了。对于地主直接控制农民的权力，清朝也加以某种和缩小。雍正三年（1725年）规定，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要“革去衣顶职衔”，并“杖八十”⑤。按照律文，私家拷打监禁罪止杖八十，现在对地主责打佃户 ①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94。 康熙《无锡县志》卷10《风俗》。 ③

同治《雩都县志》卷13《艺文》。 ④

《闽中政要》卷中《风俗》。 ⑤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9《刑部·刑律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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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

也治满刑，说明清朝是把主佃都当作良人平等对待的。不论其目的如何，结果是地主（特别是非官僚缙绅地主）控制农民的强度减弱。

农民的抗租斗争使得地主不能按通常的情况收取地租；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离开乡里，对农民逃租有利，而对地主收租不利；农民社会地位的相对提高，使地主通过超经济强制实现地租剥削的能力也削弱了。一句话，地主在收租问题上碰到了难题，遇到了某种危机。于是地主阶级千方百计寻觅补救之法。他们除了更加依靠封建国家的暴力强迫农民照章交租外，还把借贷方面的抵押制用到土地租佃上。在我国，以人、物作为抵押品的制度产生得很早，春秋时就有人质，至迟在南北朝时期产生了当铺，后来土地也可以作为质物。抵押制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使债务人处于无可逃脱债务负担的境地。这种长期存在的制度，给地主对付农民抗租以启示：先取质信，然后租地。明代的个别地主这样做了，清代地主做的更多。嘉庆年，河南确山地主佘文德收佃户胡致中押佃钱一百五十千文，议明“欠稞抵押，辞地还钱”①。又如乾隆《岳州府志》的修纂人在叙述该地租佃关系时写道：佃农“承佃之初，有进庄钱，视田亩多寡为率，防短租也”②。明白无误地说明进庄钱是地主为对付抗租而采取的措施。广西陆川县黄添茂向范智昌出佃田地，收押租钱八千文。嘉庆十六年（1811年）范未交租，黄即以押租钱扣清租谷价值，起佃自用③。石首县张大榜收唐有义批押钱十六千文，后因欠租起佃，唐要求退还押金，遂至在纠纷中④。这些事例说明，押租是地主防止农民欠租、欠债，实现地租剥削的一种经济手段，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封建超经济强制的作用。 （二）在土地集中和劳动力平均使用耕地面积锐减的情况下，地主以押租制作为掠夺农民的新手段。

清朝自康熙中叶以后，土地集中的现象日趋严重。大约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耕地为地主占有，大多数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所谓“一邑之中”“无田者什九”⑤，“农无田者十之七”⑥。广大的无田农民，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有极少数人离开家乡，到城镇充当手工工人，而大多数人只能向地主租佃土地，成为佃农或其后备军。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又以比垦田增辟快得多的速度增长着，进一步造成农民耕地的短缺。清代人口的激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爆炸性问题，关于它的增长及其同垦田关系问题，我们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数字，制成《清代人口、垦田增长率比较表》如下：

时间 人口 垦田 平均每人垦田亩数 人口数增长系数 垦田数（万增长系数 平均每人下降率 （万） 亩） 亩数 1 1 27.6 1 康熙元年 1920① 53113② （1662年） 10.84 1.4 3.6 0.13 乾隆31年 20809③ 74144④ （1766年） 17.38 1.49 2.4 0.085 嘉庆17年 33370⑤ 79139⑥ （1812年） 资料出处：

①②见《清圣祖实录》卷7第26页上。

①②

转录李文治辑：《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5页；下引该书资料，简称“李书”。 光绪《巴陵县志》卷52《杂识》引。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17年第47包；下引该馆同类档案资料只简单注明档案、时间及包数。 ④

档案，嘉庆三年第59包。 ⑤

《皇朝经世文编》卷30邱嘉穗《丁役议》。 ⑥

同治《新城县志》卷1《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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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

③见《清高宗实录》卷775第30页下。 ④见《清朝文献通考·田赋》。

⑤见《清仁宗实录》卷2第36页上。

⑥见嘉庆《大清会典》卷11，转引“李书”第60页。

统计数字表明，从1662年到1812年的一个半世纪中，人口增殖了十六倍多，而垦田仅增加半倍，因此，每人平均使用的耕地面积下降到原来的百分之八点五。 人口多，耕地少，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杨锡绂说清初“地余于人”，乾隆时“人余于地”①。乾隆皇帝在比较了康熙与他统治时期的人口数字后，惊呼人口比前多十余倍，说其时“以一人耕种而供十余人之食”②，意思是讲昔时一人耕种的土地现在要供十余人使用了。可见人口猛增之后，处在土地集中下的无地农民不仅占着人口的大多数，而且绝对数量惊人。面对着大量要求租地的农民，地主阶级更神气了，他们以土地居奇，要挟农民多出供纳。押租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较多地采用了。如安徽黟县的押租——“典首”形成的原因是：“昔人地

③

狭人稠，欲佃不得，于是纳金于田主”。在福建汀州，“高山叠嶂，间有平原不及十分之一，而山僻乡愚，专以农耕为事，豪强业主遂将田土居奇，当佃户纳券初赁之时，每亩先勒银三四钱不等，名曰根租”④。江南的苏、松地区也是所谓民生稠密之区，地主易佃，“则责新佃者以承揽钱”⑤。

地主收取押金，虽然大多数在解除租约时要退还佃户，但在租赁期间，他们拿着佃户交纳的相当数量的银钱，自由使用。或以之扩大购买土地，或用以放债，或投资商业，以谋图进一步获得利益，而他们对于抵押人不付任何利息，白白使用，所以押租制，也就成为地主剥削农民的新手段。

（三）押租制的产生，也还有其他社会原因。在某些边疆和未开垦的山区，地主为控制劳动力而采取押租制。如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巴山老林和南山老林，未垦辟之先，“土著人少，所种者不一二”。地主“招外省客民，纳课数金，辄指地一块，立约给其垦种”⑥。但但清代地主因此而使用押租制的，似乎并不太多。

二、

押租与“主佃两业”

押租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造成“主佃两业”，或者说“一业两主”。乾隆时进士陈道说，他的家乡江西建昌府“乡民买田承种”，所以“田均主佃两业，佃人转买承种，田主过问”云云⑦，系指上首佃农将他用押金租来之田，向下首佃农索取顶首银钱转租出去，而田主不能干涉，因此他也成为有产的“业户”，成为田地之“一主”。陈道的文字不多，然而概括了押租制带来的主佃关系的某种变化。

何以说押租是农民买田承种呢？在江西新城，把土地买卖叫做“大买”，不交押租钱的租赁叫“借佃”，农民花钱租佃的则谓“小买”⑧。在浙田，因“钱交租主”而形成的租租佃，叫“买佃”⑨。在江西宁都，“佃户之出银买耕，犹夫田主之出银买田”⑩。“小买”、 ①②

《清经世文编·陈明米贵之由疏》。 《清朝文献通考》卷25《户口》。 ③

《黟县四志》卷3《风俗》。 ④

王简庵：《临汀考言》卷六，转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63页。 ⑤

陶煦：《租覈·重租申言》。 ⑥

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⑦

同治《建昌府志》卷9《艺文》《新城田租说》。 ⑧

同治《新城县志》卷1《风俗》。 ⑨

光绪《青田县志》卷4《风俗》，吴楚椿：《风俗议》。 ⑩

《民商事习惯调查录》第423页，转引《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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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

“买佃”、“买耕”，把佃耕与买耕联为一体，此种押租，意味着农民购买佃权。买佃，与非买佃的借佃自应有所不同。凡是交押金买佃的，就使土地属性出现田骨与田皮、田底与田面的区分。雩都“田有田骨、田皮，田皮属佃人”①。松江“业户买田，俗云田底是也；又有田面之说，是佃户前后受业者”②。苏州“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③。田骨田皮、田底田面，是不同地区的异样称谓，其实田骨、田底是一回事，为田主的土地所有权；田皮、田面是一回事，为佃农的佃种权。（田面权产生的原因甚多，这里只讲了与本文有关的押租制的作用，至于其他原因，非本文所能叙述。）

买佃的租种权，或者说田皮（田面）权，其内容除同一般的租佃权一样取得土地使用权外，还把这种使用权永久化了。只要地主没有退还押金，收回田皮（田面），农民就可以终身使用，传诸子孙，拥有永久佃耕权，即使田主变换了也不能改变此种情状。如陶煦说：田底田面之分，使田主“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④这种永佃权，也是一种种产权，像龙溪交了佃头银的农民将田“遂据为业”，田主“不得召耕”⑤。云阳交了压桩钱

⑥

钱的农民获得永佃权后，“数世相安，视同己产”。永佃权及其某种产权的性质，是田皮（田（田面）权的一个内涵。还需指出，此种永佃权的取得，押租制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它之所以成为现实，还是农民激烈斗争的结果。有些事例告诉我们，交纳押租的农民应具有的永佃权，并无保障。如阜阳沙辰向李万清租田交过揽种钱，李万清死，其兄弟李万春继承管业后，要求沙辰另给揽种钱，“换立佃约，才许种地”，此种无端勒索，理所当然地遭到沙辰的拒绝，但李万春声称“若不给钱，又不退佃”，就把沙辰“告官究逐”，迫使沙辰愤恨地致死李万春之子李咬⑦。但是像沙辰这样的个人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一部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争取和保卫永佃权的斗争，才能取得成效。如江西兴国县佃农李鼎三，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领导数千群众“创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之说”⑧，就是说，田主、皮主可以向直接生生产者的佃农退押金，收回业权，但在未退押金之前，不许收回业权，另行召佃。农民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迫使知县按照他们的要求“勒石，著为令”⑨，禁止田主任意撤佃。

田皮（田面）权的另一个内涵是佃农具有租佃的转让权。佃权转让大体上有三种方式：出卖、典当和出租。出卖的一般情形是：上首户向下首户收取顶银，让渡佃权，并由下首户继续承担上首户对田主的纳租义务，上首户即不再与田主和原租地发生关系。如青田的买佃中，买者将“钱交原佃，谓之买佃皮”⑩，就是上首佃出卖田皮给下首佃。华亭县“田面由佃户乡间授受者曰‘顶种’”11，为下首佃向上首承买田面权。出让佃权，如同土地买卖有活卖、绝卖之分一样，也有“活”、“绝”之别。如浙江平湖，有马姓田主将田十一亩佃给袁文高，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袁将之顶给潘松明接种，收顶价钱二十六千文，并立顶契。过了十五年，即1792年，袁文高之子袁德昌向潘找去绝价钱二千文，又立票据，到1810年袁德昌又要增找顶价12。一找再找，总要立了“叹契”、“杜契”才算完，适足见将佃权当作一种产权了。佃权出租也屡见不鲜，江西石城田皮租即为其类。该县有一义渡叫羊滩新渡，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建，邑人赖鲁助“净皮租一石”，即为田皮之租。该县琴江书院有 ①②

同治《雩都县志》卷5《风俗》。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5《风俗》。 ③

《租覈·重租论》。 ④

《租覈·重租论》。 ⑤

乾隆《龙溪县志》卷5《赋役》。 ⑥

《云阳县志》卷13《礼俗》。 ⑦

档案，嘉庆17年第45包。 ⑧

同治《兴国县志》卷46《杂记》。 ⑨

同治《兴国县志》卷46《杂记》。 ⑩

光绪《青田县志》卷4《风俗》。 11

光绪《华亭县志》卷23《杂志》。 12

档案，嘉庆17年第58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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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

皮骨田一坵，“净租一斗，皮租四斗”①，所谓皮骨田，是田主既有田骨，又掌握田皮（即没没有租出），然后将此两项权利分别收租，净租即田骨租，皮租即田皮租。这两处田皮租都超过了田骨租，适表明田皮之价昂及其租高。

押租产生的一田“二主”，反映着土地制度和以它为基础的租佃关系的某种变动。这种变动虽是微小的，但亦可概括为三方面。

（1）地主丧失他在同农民关系中的土地任意支配权。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应包含支配权，然而田分田骨、田皮，就使封建地主所有权受到一定。所以押租制的出现，固然是地主新的生财之道，但他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它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

（2）少数拥有田皮（田面）权的农民变成二地主。随着佃权的出租，一小部分佃农可能发展为二地主。因为田皮租可以高出田骨租，那些拥有较多土地佃权的人，转佃取得大量皮租，不劳而食，虽仍保有佃人之名，其实已经脱离农民阶级，成了地主阶级成员。

（3）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押租制是一种经济关系，它的发生和流行，表明农民与地主关系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即地主所藉以控制农民实现封建分配关系——地租的经济力量，而不是主要靠超经济的强制。如在前，山东德县租佃制度中，有一种“包种地”，租地人要交纳押金，但若“有保人”，就“无押款”②。保人的办法，是地主通过保人监视佃佃农，保证交租。保人制度，是一种变相的超经济强制。相反，押租制不要保人，说明地主依靠这种经济关系尤甚于凭借人身控制。这虽是前的事，但也可用来说明清代押租制下地主对农民控制关系的变化。再从农民方面来看，押租制下，他们承担、完成封建义务，主要不是屈服于地主棍棒的力量，而是由于地主阶级的经济手段。所以，押租制是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削弱的产物，又是它的表现。不仅如此，它的实行，还使农民的政治地位有相对的提高。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一般说来，人们的政治地位同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前者决定于后者。以佃农而论，耕牛籽种由地主提供时，不光是地租重，人身依附关系也强；自备牛种，就要比缺乏此种生产资料的同辈受的人身压迫要轻一些；交纳押租钱的农民多是自备牛、种，他们的经济力量比同辈要高，有求于地主的地方要少，地主就更难控制他们。

三、

押租制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要说明押租制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问题，先要了解押租量及其同田产量、田价、地租量的比例关系。

押租量有多大，有几份嘉庆年间租地面积、押金额的具体资料，兹制出《平均每亩押租价格表》于下：

地区 出租人 承租人 租地面积 押租额（千平均每亩资料出处 文） 押租金（文） 1400 太湖 宋以德 杨月盛 1石7斗14 转录“李（约10亩书”第77(1)） 页 650 霍邱 陈陶 胡自清 水田2石即13 同上 20亩(2) 16 3200 永嘉 邹世贤 郑亦先 5分 转录“李书”第75页 ①②

道光《石城县志》卷3《经制》。 叶鹏年：《中国几个农佃制度举例》，载《社会学界》二卷，192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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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

萍乡 确山 崇庆 石首 陈原玮 余文德 周李氏 张大榜 付学启 胡致中 周仲银 张有义 46亩 地100亩 田1亩 洲田20亩 88 150 6 16 1900 1500 6000 800 阜阳 李万清 沙辰 地16亩 24 1500 同上 同上 同上 档案，嘉庆3年第59包 档案，嘉庆17年第45包 说明：（1）南方一些地区以石种计算田地面积，太湖一石种，据同治《太湖县志》卷12《学校》载学田情

况所提供的数字，在六亩左右，本表按六亩计算，一石七斗种田约为十亩。

（2）霍邱“民间口号以十亩为一石种”（同治《霍丘县志》卷3《物产》）。

如表所示，平均每亩押租钱一般在一千五百文以上。就目前所知情况，概略计来，一千五百文，在嘉庆年间多数地区约可买米一石。大多数地方地租量每亩在一石米以下①。地租若行分成制，通常为对半分②。故租米不及一石，年产量当为一石多。如此，押租金约为一石米，则超过了一年的地租额，相当于全年的大部分产量。地主以超过一年地租量来收押金，别有他们的打算，他们以为不管农民怎样抗租，他的当年地租是有保证了。

将押租价与田价作比较，很能说明农民负担的程度。上表太湖宋以德平均每亩收押金一千四百文，该县田价，据同治《太湖县志》卷12《学校》载，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育婴堂置田，道光十四年（1834年）圣庙洒扫会置田，每亩价钱分别为九四钱二十三千，十千，价格相差甚大，可能是地质好坏不同，我们取其中，每亩作十五千计算，如是，该县押租价约为地价的十分之一。前述霍邱的押租每亩平均六百五十文。该县邻近的凤台县田价，“下者至数百钱，贵者不过四五缗”③。若取其最高价作霍邱田价计量，则霍邱押租额约为田价的八分之一。这个按凤台高田价估出的数字，当不会提高霍邱押租价与田价的比值。在泸州，李在春于嘉庆十二年（1806年）用五百六十千文当得田业一处，租予周帼奇，收押佃钱一百二十千文④。则押佃钱占到当价的五分之一强。上面三例的押租价相当于田价（或当价）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之间，表明押租价非常重，佃农确实是在买田承种。

地主收了押租以后，地租有减轻与不减轻两种情况。还看太湖的那个例子，宋以德收租十八石九斗，每亩平均一石八斗九升。据该县同治志所载，县学田、洒扫会田、熙湖书院田、余公祠田、育婴堂田地租每亩在八斗至一石八斗之间。在霍邱，陈大邦向赵红道佃庄田一分交寄庄钱二十千，每年四六派分⑤。陈陶收租八石，平均每亩四斗。该县“亩出谷一石”⑥

。四斗租，实际上也是四六分租。而该县一般是实行对分制的，所谓“贫民无业，贷田于富人，获之时，计其入，而以半为租”⑦。萍乡陈原玮的地租四十七石，平均每亩不过一石有零。该地育婴堂田及一些义渡田租，平均都在一石六斗至三石六斗之间，多数在二石以上⑧

。永嘉邹世贤收租五斗，合亩则为一石。该县县学道光时有民田四十四亩，收谷三十四石 ①

据“李书”第73页，统计刑档嘉庆朝实物租定额制案例68件，其中亩租在一石以上的15件，其余四分之三在一石以下。

据“李书”第73页，统计刑档嘉庆朝实物租定额制案例35件，对分制为19件，占一半以上。此外讲对分制的文献甚多，无庸赘述。

②

③④

李兆洛：《凤台县志食货志》。 档案，嘉庆十七年，第50包。 ⑤

转自“李书”第72页。 ⑥

同治《霍邱县志》卷3《物产》。 ⑦

同上。 ⑧

同治《萍乡县志》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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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

至三十六石①，平均每亩不及八斗。从以上数例看，押租与地租量的关系，一是如同太湖、永嘉收押租的地主那样，没有减少地租量；一是有不同程度的减轻，如霍邱减了百分之二十，萍乡则减得更多，不知是否别有缘故，但减少则是事实。

押租制实行后，地租量有不轻于和轻于原租量的两种情况，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农民交押金“买田承种”，除了被剥削的性质以外，还具有投资土地的性质。在没有押租制之前，农民可能会改良土壤投以工本，但这种投资是生产过程所必要的，是生产性投资。押租也是投资，即为获取土地耕种权，而投资于土地。它同改良土质的投资不同，不仅不是用于生产，而且是不利于生产的因素。特别是在交押金与不交押金都是同一地租量的情况下，农民纯粹是以押金方式投资于土地，把有限的财力用于脱离生产的方面，从而削弱了他们投资生产的能力。尤其严重的是押租额相当于一年多的地租量，相当于田价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数量很大，使得农民很难再有余钱投资生产，发展生产。因此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至于交押金而地租减轻的，这种押租，同保持原额地租的租佃一样，具有农民投资土地性质，但是它还有预付地租的性质，因而在租佃后可以少交地租。于是就产生了农民利用少交的这一部分财力投资生产、扩大生产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押租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尚有某种适应性，有某种允许生产力发展的可能，这一点也不应当忽视。

（原载《南开学报》1980年第1期）

①

孙雨人：《永嘉闻见录》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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