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蛰·袁宏道·钟惺王开富明代万历年间,文风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曲折。由于反封建礼教的个性思潮的兴起,李赞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童心说”,强调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以袁宏道为代表的三袁在李赞的直接影响下,倡导文学创作上的“性灵说”,主张文学“任性而发”,“独抒性灵”.钟惺又起来纠正派的“僻”与“俗”的流弊,在主张抒发性灵的同时,提出有选择的学古,在性灵里装进了“仁义道德礼乐刑政”、“孝弟忠信”这些封建性内容以束缚个性的,致使诗文方面的个性理论出现了中断的情况。明代嘉靖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已经滋长起来,随之出现了具有经济力量的新兴市民阶层。这个新兴市民阶层在当时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他们不仅大大地发展了新的生产力,而且要求参与政治,以致发生了大小数十次市民。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新兴市民的政治活动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就是出现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个性思潮。这个思潮的突出代表是李费。李赞(1527一1602),福建泉州人。泉州是明代的重要通商海口,工商业很发达。李蛰的祖辈是泉州的富商,四世祖恭惠还作过通事官。由于环境的影响,李蛰“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阳明先生道学钞》附《王阳明先生年谱后语》转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李赞二十六岁中福建乡试举人,做了二十多年小官,五十一岁时做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即辞官过独居讲学的生活。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李赞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追求个性。他对宋明道学家尊奉到迷信程度的孔圣人不加优礼,把他摆在同凡人一样的地位上。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卷一《答耿中垂》)··孔J子自是一个人,有他一人之用,孔子前的人,仍然一人有一人之用;孔子以后的人,仍然一人有一人之用,不必跟着孔子学步。李赞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书,也只是孔孟针对当时情况提出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和主张,并不是包医百病的万世之至论但他承认孔孟“因病发药,随时处方”有一定的意义。他着重揭露的是道学家借圣人之名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许人们各有己见。他在《题孔子象于芝佛院》一文中对这种蒙昧主义给以辛辣的嘲讽:夕、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子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续焚书》卷四)文章不是抨击孔子,而是抨击“徒诵其言”、“强不知以为知”的儒先、父师、小子,他们是蒙昧主义的制造者,又是蒙昧主义的牺牲品;是可恶的,又是可怜的。文笔犀利,渗透感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一篇富于批判力、又富于感染力的杂文。李赞追求个性自由,要求个性。他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焚书》卷一《答耿司寇》)作什么便说什么,说什么便作什么,心口相应,全无假借,这是对个性自由的礼赞从这里也看得出,李赞是站在“市井小夫”的立场上说话的。他欣赏“市井小夫”抒发个性的言论,认为“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李蛰也十分欣赏自己的“任性自是,遗弃事物”(《续焚书》卷一《寄焦弱侯》),即不拘封建的陈俗旧套,一任个性自由。他主张“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明灯道古录》卷上).每个人只要一任个性的要求去作就是对的,连圣人也是这样,不要把圣入的所作所为看得了不起。李赞具有普遍平等的观念。他说: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焚书》卷一《答周西岩书》)这是说人人生知,人人是佛,每个佛都是人在“生知”和“成佛”上,天下人都是平等的。李蛰思想中还有明确的男女平等的观念。他说: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李赞反抗封建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反映在文学理论上就是他的《童心说》.他认为只有表现童心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荀童心常存,则道理(道学家之理)不行,闻见(世俗见闻)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焚书》卷三)他虽然不懂得文学是社会生活反映在作家头脑中的产物,但他主张文学要破除礼教的束缚,表现自由的个性;真心表露,皆为至文。这是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是人性的最初觉醒。他在《杂说》中称“《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这种崇尚天然的意念,也是童心表现即为至文的观点。李蛰的诗和散文都体现了他自己的文学思想。他的短论《王半山》,可说是空前绝后的妙文:半山谓荆柯豢于燕,故为燕太子丹报秦。信斯言也,亦谓吕尚豢于周,故为周伐封乎?相知在心,岂在豢也,半山之见丑矣里且荆卿亦何曾识燕丹哉!只无奈相知如田光者荐之于先,又继以勿0颈送之于后耳。荆卿至是,虽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在《咏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识燕丹,只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为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又有《咏侯生》二首云:“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赢。”又:“晋鄙合符果自疑,挥翅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障客,勿叮颈迎风一送之。”盖朱亥于公子相知不深,又直侯生功成名立之际,遂以死送之耳。虽以死送公子,实以死送朱亥也。丑哉宋儒之见,彼岂知英雄之心乎!盖古人责成事,必杀身以成之;舍不得身,成不得事矣。(《焚书》卷五)文章赞扬以心相许的朋友之交,也就是平等之交,鄙视受豢报恩的奴隶思想。持论新颖,足以警醒世人。行文无定格,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真袁中道所谓“不吁不陌,抒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李温陵传》)。李蛰编辑《焚书》收录了一些诗。他不称之为“古诗”、“近体”、“律诗”、“绝句”之类,而叫“四言长篇”、“五七言长篇”、“五言四句”、“六言四句”、“七言四句”、“五言八句”、“七言八句”等。其“七言八句”之一云:世道由来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已苏。老桧深枝喧暮鹊,西风落日下庭梧。黄金台上思千里,为报中郎速进途(《九日至极乐寺闻袁中郎至因喜而赋》)李赞同袁中郎兄弟是知己朋友,袁中郎兄弟尊之为师。李赞在重九那天到极乐寺赏菊,得知袁中郎即将到来,心中喜悦,就写下这七言八句。童心烂漫,发为妙文,真可谓“大有神境”(袁中道《李温陵传》)在以李蛰为代表的新思潮的震荡下,万历时期的文学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派的兴起,盛行百年的拟古文风被扫荡了。汤显祖写出了歌颂个性的《牡丹亭》市民民歌及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短篇白话小说,得到文人的重视和整理出版。而在文学上开一代新风的则是三袁,其代表人物是袁宏道。袁道宏(1568~1610)与其兄宗道、弟中道俱有文名,他们的文艺思想也基本一致,都是从个性的要求出发,反对在诗文创作中模拟古人,抄袭古人。其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兴起的拟古文风巳延续近百年之久虽曾有以王慎中、唐荆川、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力排其弊,但他们的批评有两个弱点:其一,以学近古反对学远古,认为唐宋古文就是标准的文章,何必“文必秦汉”呢?这样的批评真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当然没有力量,其二,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说理的方法,而只是加以嘲笑和贬斥,气盛而力弱。何况归有光、唐顺之等人要求文章表现封建的“道”,即为封建的政治服务,本来就缺乏号召力。归有光说:·故尝以谓士之忠言说论,足以匡皇极而扶世道,使之著于潮廊,泽被生民,世诵其词而传之,宜矣。(《玉岩先生文集序》)又说:文者,道之所行也。道形而为文,其言适与道称,谓之曰:其旨远,其辞文,曲而中,肆而隐,是虽累千万言,皆非所谓出乎形,而多方骄枝于五喊之情者也。(《雍里先生文集序》)把文章局限于表现道,局限于为封建的时事政治服务,这种观点在明代后期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在文学思想上击中拟古派文风要害,并从理论上给以恰当分析的是袁氏兄弟。袁宗道在《论文上》里面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一左氏去古不远,然《传》中字句,未尝肖《书》也。司马去左亦不远,然《史记》字句,亦未尝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数前汉,不知几千年远矣。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从语言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来指出拟古文风的不合情理,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得更形象深刻: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这里不但说了诗_体的变迁,而且说了文学形式服从于文学内容的变化。由于屈原有丰富的“怨”情,坡诗经》中的雅体不能很好的表达,所以就出现了“骚”。袁宏道在《与江进之》中又说:《周书·大浩》、《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告示否?《毛诗》“郑”、“卫”等风,古之淫词媒语也,今人所唱《银柳丝》、《桂针儿》之类,可一字相袭否?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这里首先免去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实事求是地把他们摆在“告示”、“民间情歌”的地位上。同时指出了文学之随时代而变化是时势使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同的时代将产生不同的文学。袁氏兄弟用文学进化的观点,对历史上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合理的解释,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喷的作用与此相应,袁宏道的创作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诗文应抒发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即所谓“独抒性灵”他赞赏袁中道的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一F笔。”(《序小修诗》)他认为不依傍半个古人,自成一家言,才能顶天立地。他在《与张幼于》的信中说: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一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汕得,却是废他不得。’,…公谓仆诗亦似唐人,此言极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诗,非仆得意诗也。夫其似唐者见取,则其不取者,断断乎非唐诗可知,既非唐诗,安得不谓中郎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傈中郎之不自得意耶!袁宏道所指的“独抒性灵”的“自有之诗”应该象什么样呢?他说: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间阎妇人孺子所唱《孽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擎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序小修诗》)他所追求的艺术境界是“真人”“任性而发”的“真声”。很明显是继承了李赞《童心说》的观点。李蛰所说的“真人”并非某个真实存在的人,而是保存着“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木心”的人,是未“失却童心”的人,是不受“道理”的人,是不囿于世俗“闻见”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袁宏道所说的—封建礼教约束“独抒性灵”是在李蛰思想影响下的个性的口号,是同封建礼教、程朱理学、世俗偏见相对立的,是新兴市民的一种奋发向上的意向。《虎丘记》可以看作袁宏道的代表作。此文用了一半的篇幅来描写民众的自由赛歌: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出。衣冠士女,下迫都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衙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博罄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尹无得而状。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视。分曹部署,鼓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嫂自别。未几而摇手顿足兮68艺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若藻凌乱,则萧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浪矣。这里描写的是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和外力干预的、市民群众自由自在的娱乐晚会。想唱就唱,任性而发,不想唱就不唱,率性而为。袁宏道在吴县作县令两年,曾有一次戴着乌纱帽,领着仆从,登虎丘听曲,“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使他大为扫兴,发出感叹道:“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县令当然有权叫皂隶抓几个民众来,叫他们在大堂上唱歌给老爷听,但那却不是“任性而发”、“独抒性灵”了。三袁虽接受了李赞个性思想的影响,但着重于“任性而发”、“独抒性灵”没有很好继承李蛰反封建礼教的战斗性,他们诗文的骨力较弱,而其追随者,则连三袁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也一并遗去,只学到为诗的纤巧、理俗,因而步入歧途。起而矫正派末流弊端的,是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既看到了拟古派的缺陷,又看到了派的流弊,想让诗文走上新的健康的道路。钟惺在《诗归序》中说: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子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火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但者也。他对拟古派、派之末流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为了从创作实践上来纠正文坛上的偏颇,用了平生大部分精力,同谭元春一起选了一部《诗归》,作为人们创作的借鉴。从钟惺写给谭友夏、蔡敬夫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对这部书是非常重视和赞赏的。因此,我们从钟惺写的《诗归序》及与之相关的文章来探求他的文学思想,是较为妥当的。钟惺看到拟占派的诗,徒有古人之衣冠而无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他赞同三袁提出的抒写性灵。他说:夫诗道性情者也,发而为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谓其事之所不可无而必欲有言也。以为事之所不可无而必欲有言者,声誉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赔郎草序》)这里的“道性情”就是“抒性灵”。心有所感,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这就是性情之言,就是抒写性灵的诗篇。他又说:古诗人曰风人,风之为言,无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诗已传于后而姓氏或不著焉。(《董崇相诗序》)性情的自然流露就是好诗,不待求工而自工。这一点是异于拟古派而同于派的。钟惺还略微探讨了客观事物与作家的主观感情同诗歌创作的关系。他说:贞父平生游止皆有集,至白门而独妙,不可谓非白门山水为之;然使其胸中一作炎冷远近之想,则虽日置秦淮蒋陵中,而其心目也有如不见,且不欲见者也。(《黄贞父自门集序》)有好山好水,如无好心胸,也不会有好诗。这一点认识虽不深入,却是很可贵的。钟惺还住意到诗的个性化。他说:·盖自壬子后,始能为孟和,始能为孟和诗。(《种雪园诗选序》)这是说诗人要有自己的诗,即诗应具有个性化的特点。既然要有自己的诗,那就不能模拟古人,蹈袭前人,而要抒写个人独特性情。所以他在《先师雷何思太史集序》中说:、先生所尝自云:不泥古学,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诣。雷何思是钟惺的老师,同袁氏兄弟相友善,雷氏的话就如袁宏道说的“任性而发”、“独抒性灵”。钟惺称引他老师的话,不是持反对态度,只不过他的“性灵”里装有不同的内容。钟惺认为诗文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他说: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诗归序》)就文章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点讲,钟惺同于李赞、袁宏道。但李、袁二人不以时代的先后而分文章的高下,主张《西厢》、《水浒》同《史记》一样光辉。钟惺则认为,诗文的发展不能不是一代代趋于低下。李、袁是进化观点,钟惺是退化观点。持进化观点的,承认古代文章有独到之处,但不可学,自己的创作要力求其新。持退化观点的,认为要从古人诗中讨生活才能写出好诗。因而钟惺主张学古诗,学唐诗,把毕生大部分精力用于编选《诗归》以供学古之用钟惺主张学古。这点同李赞、三袁不同,与拟古派有一致的地方。拟古派的学古重在模拟,而钟惺所说的学古是求古人真诗所在。他在《诗归序》中说: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内省之心,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钟惺所求的真诗,乃精神所为,即出于性灵。这个性灵乃是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的幽情单绪,是“以其虚怀定力冥游于寥廓之外”的。他把性灵局限在“幽情单绪”之中,性灵就变得狭窄了,而所谓“真诗”也就只是诗中的一种孤清幽峭的风格了。但钟惺认为学古学到家了应该是分不出孰古孰今,古人与自己相融而不能辨:见古人诗久传者,反若今人新作诗。见己所评古人语,如看他人语。仓卒中,古今人我,心目为之一易,而茫无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与古人之精神,远近前后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这说得有些玄,但不外是指自己的性灵与古人之真诗相通相混相融。这岂不走向他所反对的拟古派的老路了吗?他说不是,他是求古人之真诗。,求诗之“情事合前太者(见,”《周伯孔诗序》)重在内容;灵了。非只从形式上去模拟“但诗的内容既合于古“就没有自己的性。因而钟惺所说的性灵”已不是袁宏道所说的。性灵”的本来意义了钟惺的性灵与袁宏道的性灵还有更大的区别思想的,袁宏道的性灵是体现李蛰的个性虽然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性已减弱了,。钟惺的性灵则不仅如前面分析的要归于古相安,人,而且要归于孝弟忠信伯孔年十九耳,要与古人的,“道”他说:,盛气壮往,轻低高视固应有之。多读书,厚养气,暇日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这就是说,,文行君子其未可量。。(《周伯孔诗序》)诗人要信奉封建礼教,,才能写出自己的诗,他还说:今且有文如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气,纤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坡乎?,取不穷而用不弊体累迁而物多姿则吾必舍战国之文从之其惟东(《东坡文选序》),战国之文都没有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苏东坡之文就好在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在这里钟惺明确地表示文章以出入于仁义道德礼乐刑政之中者为上为优。,,反之则予舍弃这个观点。这是对以李蛰为代表的个性思潮的反动《。谭元春有一段话也表达了他在王先生诗序》中说,:诗以道性情者,则本末之路明。,而今古之情见矣!……夫性情近道之物也,。近道古所以寄其微婉之思也,自古人远而道不见于天下,理荡而思邪。……王先生。欲以古人之道不可得,安于性情,而行于诗,而欲以易乎今之所由中勉强之物予忧其将而王先生听之固已久矣,谭元春的意思是邪,诗是抒写性情的,,但要让古人之道安于性情之中.,这样才理不荡思不合乎儒家正统钟、诗才真正抒发性灵了谭二人接过反映个性思潮的性灵之说,,让它适应封建礼乐刑政的要求。,走了回头路其主张影响文坛达三十年之久,这里面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上接24页)@L⑧L⑥@⑥一陈平原:《清明前后>见<茅盾研究论文集(卜小说化的戏剧>册)>607页11年月版22孙中田:《论茅盾的生活和创作>1页合订本第79<选集》2页1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见茅盾《锻炼》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9。—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选集>第1231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3自几1月6日参见徐盈引司总理教我交朋友》原载《新民晚报》198比地民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较细致而又反夏表现中国族资本家在抗战时期的思想一。。、性格变化的。恐怕只有茅盾一人来回忆宋霖(胡子婴)写作《滩》是个例外《滩》也以民族工业家为主角有意思的是她当年去重庆写作《滩》时曾多次请教茅盾后来茅盾还为<滩》写过两次书评;:据作者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