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上

《诗学》上

作者简介： 黄节（1873—1935），广东顺德人，清末在上海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创办《国粹学报》。成立后加入南社，长居北京，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黄节频频撰文抨击，致遭忌恨。此后，不再从事新闻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2年拒任北洋秘书长，后曾担任过一年的广东省教育厅兼通志馆馆长。因对时局不满，在1929年辞职，仍回北京大学，同时兼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1935年病逝。

《诗序》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或则沈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扬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诗》义之不明也。《诗序》：自《鹿鸣》以至《菁菁者莪》，述文武成康之治。治之以生人之道，所谓义者而已。记曰：诗以理性情。人之情时藉诗以伸其义，义寄于诗，而俗行于国，故义废则国微。奈何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乎！夫《诗三百篇》，学者童而习之。然闻其义而忽其辞，则不能引诸吾身，以称情而出。其失在不学作诗，盖声之感人深也。夫作诗者必尽求之《三百》，则经学所说诗亦已足矣。虽然，诗之义存乎《三百》，而辞则与世而移。顾亭林曰：“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又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势也。然则学诗者只求之《三百》，抑岂能尽其辞者乎？”殆亦亭林所不诈已。是故学诗者于《三百》求其义，于《楚辞》以降求其辞，由是引诸吾身，以称情而出。经学所说诗，求其义者也，兹编之讲习，求其辞于后世，而衷其义于《三百》者也。刘梦得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文。”呜呼！诗教寝微，国故垂绝，愿与邦人诸友，商榷乎斯旨，倘亦有不可废者欤？

○诗学之起源

《汉书》《艺文志》于《六艺略》叙诗六家，又别为《诗赋略》，此歌诗与《三百篇》分流之证也。班孟坚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古者民俗歌摇，皆谓之诗。十五《国风》所采是也。《击壤》、《卿云》，亦皆可歌，不尽比于琴瑟。是故古无所谓诗学也。诗学之兴，其始于《颂》乎？欧阳庐陵曰：“古者登歌清庙，大师掌之。是故四始之体，惟《颂》专为郊庙颂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触物比类，宣其性情，恍偬游桁，往往无定，未若《颂》之立为专体也。”诗之有学，此其初期也。《传》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班孟坚曰：“言感物造，材知深美，可与图事也。”降及春秋，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诗之有学，此其中期也。班孟坚曰：“春秋之后，周道寝微。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是故诗学之兴也，其后期则成于赋乎？姑舍义而言其学，则其流虽分，而其源则合，学诗者可以深观矣。

○汉魏诗学

刘彦和曰：“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又曰：“成帝品录，三百余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然则在汉之初，去《三百篇》未远，作诗者犹重四言。如相如《封禅颂》，傅毅《迪志诗》，可称诵也。此西汉之诗源于《三百》者也。难然，己不复能抗行《三百》矣。诗体至是，盖不能不变。严沧浪曰：“《风》《雅》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五言诗者其源实导于《三百》，而欲变《离骚》复杂之辞者也。观《三百篇》中，若“以介我黍稷”、“以谷我士女”、“彼有不获樨”、“此有不敛挤”、“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皆五言连用，特未以为全篇耳。《离骚》文辞复杂，五言句实不一二觐。西汉之初，学者既惮乎《三百篇》之简奥，而又以《离骚》过为繁杂，乃创此体。赵瓯北所谓“天地自然有

此一种，至时而开，不能秘”者也。五言之兴也，始于汉武。班孟坚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其篇目则见于《艺文志》中，而多不传。然自此则五言之诗且以入乐府。（自武帝以前，若叔孙通因秦乐人宗庙乐，唐山夫人造制房中乐，至孝惠时以夏侯宽为乐府令，迄于文景，习常肄旧，无所增改，皆用三四言或长短句。）徐伯鲁云：“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此刘彦和所谓“延年以曼声协律，司马以骚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盖变乐府为五言，此其时也。乐府既有五言，于是《古诗十九首》及苏李赠答，相继成篇，遂为五言古诗之首。此五言诗所由兴也。七言之兴也，亦始于汉武。《古文苑》云：“武帝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者，乃得上坐。”自梁王以下，作诗者二十五人。然则汉初能为七言者，盖尚罕也。刘彦和谓七言亦出自《诗》《骚》，孔颖达举“如彼筑室于道谋”，为七言之始，是已。顾亭林谓楚辞《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说亦良是，然末以为全篇也。至《柏梁》则通体皆七言，故后世以为七言之始耳。（古诗歌七言之可诵者，若甯戚《饭牛歌》、高祖《大风歌》、项羽《垓下歌》。然《饭牛》、《大风》雨章，纯乎全篇七言也。《垓下歌》七言矣，然中用兮字，雅近楚辞，亦不得以此为七言诗也。）虽然，武帝柏梁诗体，如今之联句，非一人全篇之作。至后汉张衡作《四愁诗》，而七言之体益著。此七言诗所由兴也。五七言既联翩而起，其后别自为体者，又有八言、六言两体，见之《汉书》。八言则东方朔能之，本传谓有八言七言，上下是也，然今已不传。其在当时，若汉高之《大风歌》，武帝之《瓠子歌》、《秋风辞》，其中咸有八言句。特句中必用“兮”字，又似《离骚》，不得以为八言诗耳。六言诗刘彦和以为杂出《诗》《骚》，观《诗》“谓尔迁于王都”，“日予未有室家”，则六言句已开其端。至若《离骚》去其“兮”字，六言尤多，然亦未尝以为全篇也。任防云：“六言诗始于谷永。”今已不传。《后汉书》《孔融传》云：“融所著诗颂、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即六言诗也，今已不传。然则六言之诗，在前汉则谷水创之，在后汉则孔融擅焉，而皆不传。盖六言起于五七言之后，且汉人文赋书牍，多用六言，是故以之为文者多，而以之为诗者少，此六言之诗所以不能兴起欤？自五言诗既兴，其在汉初，论者以李陵为大宗。

锺嵘《诗品》云：李陵之诗源于楚辞；若班姬，若王粲，若魏文帝，其源皆出于李陵者也。其在曹魏，以曹植、王粲为大宗。锺嵘《诗品》又云：曹植之诗源于《国风》，若陆机，若谢灵运，其源皆出于曹植者也。王粲之诗源于李陵，若潘岳，若张协，若张华，若刘琨、卢谌，其源皆出于王粲者也。（皆见锺嵘《诗品》）。观锺嵘所品，则汉魏间之诗学源流亦可见矣。六言不能兴起于汉，逮及曹魏时，文市亦能此作。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文帝《答群臣劝进书》，自述所作诗，则通体六言。然则兹体不传于汉，而复起于曹魏时矣。八言、六言而外，又有九言诗。任防《文章原始》谓自魏高贵乡公，然其诗不传。至昭明太子序《文选》云：“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铲并驱。”然则九言诗自魏至梁，咸有作者。如宋谢庄《白帝辞》，（见《宋书乐志》。）如南齐《雩祭歌辞》，（见《南齐书》《乐志》。）皆全篇九言者。要之，自唐宋以来，为此体者盖殊罕也。《毛诗》孔《疏》曰：“诗句更不见有九字、十字者，由声度阐缓，不协金石也。”总斯而论，诗以五七言源流为大，余则间有为之者，兹不具论已。

○六朝诗学

自五七言既兴，于是诗学源流以此为大。晋卜绰撰《五言诗美文》，梁昭咀主子亦有《五言英华》十九卷，虽皆不传，然亦可见五言诗之蔚起于时也。五言古诗既兴，于是有五言诗之变体。其源则始自六朝，如梁沈约拟“青青河畔草”诗：“漠漠床上尘，中心忆故人。故人不可忆，中夜长叹息。叹息想容仪，不欲长别离。别离稍已久，空床奇杯酒。”则五言两句换韵，变古诗之体而为之者也。（“青青河畔草”乃《十九首》中之一。所传蔡邕《饮马长城窟行》起首八句，已开沈约之体，特未以为一篇如沈作耳。）又如柳惮《南曲》：“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华复时晚。不道新知乐，且言行路远。”则五言四句换韵，变古诗之体而为之者也。（卓文君《白头吟》起首八句已开柳恽之体，特亦未以为一篇如柳作耳。）顾由五言两句换韵，一变而为四句换韵，再变而为八句同韵。如同时范云巫山高诗：“巫山高不极，白日隐光辉。霭霭朝云去，冥冥暮

雨归。岩悬兽无迹，林暗鸟疑飞。枕席竟谁荐，相望徒依依。”中四句相对，一如柳恽《南曲》，则已为五律之滥觞矣。又由柳恽《南曲》离而二之，由范云《巫山诗》中而分之，则如梁简文《梁尘诗》：“依帷蒙重翠，带日聚轻红。定为歌声起，非关团扇风。”已为五绝之滥觞矣。是故从柳恽之体者，在梁若纪少瑜，若王枢，在陈若徐穆，皆有之。从范云之体者，同时若邵陵王，在梁若元帝，若何逊，若县均，在陈若顾野王，在北周若庾信，皆有之。由兹而再变，则若庾丹之《秋闺有望诗》：“耿耿横天汉，飘飘出岫云。月斜树倒影，风至水回文。已泣机中妇，复悲堂上君。罗襦晓长襞，翠被夜徒熏。空汲银床井，谁缝金缕裙。所思竟不至，空持清夜分。”已为五言排律之滥觞矣。在梁若吴均，若徐悱，皆有之。由是观之，六朝五言诗，由古诗而创为后世五律、五绝、五言排律之体，其源流可递数者也。七言诗既兴，于是有七言诗之变体，其源流亦始自六朝，如晋谢道韫《咏雪诗》：“白雪纷纷何所似，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则七言三句同韵，变古诗之体而为之者也。（张衡《四愁诗》起三句实为兹体之祖。）又如梁萧子显《乌楼曲》：“握中酒杯玛瑙钟，裙边杂佩琥珀龙。欲持奇君心不惜，共指三星今何夕。”则七言两句换韵，变古诗之体而为之者也。（项羽《垓下歌》实为兹体之祖。）顾由七言三句同韵，一变而为两句换韵，再变而为四句三同韵。如梁简文《春别诗》：“别观葡萄带实垂，江南岂蔻生连枝。无情无意犹如此，有心有恨徒别离。”则四句三同韵，亦变古诗之体而为之者也，（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起四句五七言并用，亦四句二同韵，实为兹体之祖。）然已为七绝之滥觞矣。简文既开兹体，又为《春情曲》：“蝶黄花紫燕相追，杨低柳合路尘飞。已见垂驹挂绿树，诚知淇水沾罗衣。两童夹车间不已，五马城南犹未归。莺啼春欲驶，无为空掩扉。”盖本《春别诗》之体而少变之，已

乎具七律之形矣。至尘信《乌夜啼》：“促柱繁弦非《子夜》，歌

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拒不自惊长落泪，到道啼乌恒夜啼。”则已为七律之滥觞矣。由兹而再变，则为沈君攸之《薄暮动弦歌》：“柳谷向晚沈余日，蕙楼临暝徒斜光。金户半入丛林影，兰径时移落蕊香。丝绳玉壶传绮席，秦筝赵瑟响高堂。舞裙拂履喧珠佩，歌音出扇绕尘梁。云边雪飞弦柱促，留宾但须罗袖长。日暮邀欢恒不倦，处处行乐为时康。”又巳为七言排律之滥觞矣。由是观

之，六朝七言诗，由古诗而创为后世七绝、七律、七言排律之体，其源流又可递数者也。是故以六朝之词藻，上承汉魏，而下开唐宋，凡诗之体格，无不备于是时，如上所举，可以觇矣。然以五七言较论，则五言之作，其源流为远。魏晋之间，以阮籍别为一派，与陈思相匹。《诗品》云：“其源出于《小雅》。”司马氐之初，则左思、刘琨、郭璞三分鼎足，莫此为盛。而左之挺拔，源出刘桢；刘之清刚，源出王粲；郭之豪隽，源出潘岳。过江而后，笃生渊明，其源出于应璩，而又协左思风力。要之渊明之诗，卓绝后先，《三百》之遣也。宋代词人，则以谢灵运、鲍照为首。而谢源于陈思，鲍源于二张。（晋张协、张华。）若谢混、谢赡、袁淑、王微、王僧达源于张华。萧齐以谢独步一时，其源出于谢混。梁代右文，作者为众，若江淹、何逊，足为两雄；沈约、范云、吴均、柳恽，差堪羽翼。而江则成就于谢，沈则宪章乎鲍照，其源尤可溯。陈则徐陵称首，北周庾信为优，至隋而杨素沈雄华赡，风骨甚遒，已辟唐人陈、杜、沈、宋之轨。此则五言之盛，其源流可称述者也。若夫七言之作，则以六朝之大，惟鲍照一人，最为遒宕。梁武、庾信，亦自靡丽，斯为次之。溯其源流，不若五言远矣。盖五言极盛于汉代，至六朝而未衰；七言则汉始萌芽，尚沿《骚》体。（如汉武《瓠子》、《秋风》，张衡《四愁》，皆汉七言长篇未脱《骚》体足也。）至魏文《燕歌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始称七言巨制。以是观之，则七言未振于汉代，迄六朝而方兴，是以其源流之远，未及五言，盖非无故也。兹表列源流于后：

○唐至五代诗学

自五七言、古近体既兴，于是唐之作者多兼治之，或兼长，或各有所长。吾且先论唐代诗学之大势。论唐代诗学，其时代可区为四：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季年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初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其间诗学之源流，与乎其变迁得失，可得而述也。唐初龙门王勃、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工称四杰，并秀于前：乐城苏味道、赵州李峤、齐州崔融、襄阳杜番百号四友，齐名于后。皆能远挹谢鲍，近宗徐庾，引六朝之源流以入初卢，此其选也。虽然，律诗之

名，犹未倡也。内黄沈期、汾州宋之间，实始约句准篇，研练精切，忌声病，尚对偶，

以无违乎沈约四声之律。于是律诗兴焉，于是排律兴焉。（唐人自六韵至百韵皆曰律诗，观白居易自集其诗以寄元稹，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曰杂律诗。其后高秉撰《唐诗品汇》，乃取元稹李杜优劣论“铺陈始终，排比声律”之语，遂创排律之名。）于是绝诗亦兴焉。绝之为言截也，即律诗而截之也。（徐伯鲁《文体明帮》曰：“凡后两句封者，是截前四句，如盂浩然《宿建德江诗》“移舟泊烟渚，目暮客愁新。野旷天氏树，江清月近人”是也。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如王维《息夫人》诗：“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两眼泪，不共楚王言”是也。全篇皆对者，是截中四句，如王之涣《登鹤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也。全篇皆不对者，是截首尾四句，如柳宗元《登柳州峨山诗》：“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是也。）故唐人绝句，亦称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绝句皆入律诗，盖可见矣。律诗既兴于其时，而五七言古诗，亦视六朝为绮靡。夫绮靡则伤气格，于是张九龄、陈子昂起而振救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采王渔洋说），抑沈宋之新声，掩王卢之靡韵（采邓元锡说，）而风斯一变。（以上论初唐。）逮乎开元、天宝之间，气格声律，至详极备，以有李杜二家也。李白自言“齐梁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赋古诗五十九首，其首篇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其志如此。故其天才神逸，超绝人群，以气为舆，以神为马，以高远自然为极。同时杜甫与白齐名，宏力厚畜，兼综条贯。元稹志其墓云：世之“好古者遣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莫备。其惟工差，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此杜之所以独有千古也。其时如王维之精渺，李颀之冲秀，高适之沈雄，岑参之奇逸，四子者称王、李、高、岑。而孟浩然以雅人深致，与王维齐名，亦称王孟。各以其所长，争鸣一时。而乐府七言，至是而始畅；近体律、绝，推是为正宗。所谓气格声律，至详极备，唐代诗学之盛，盛于此矣。（以上论盛唐。）天宝丧乱，施于大历贞元，李杜之风未远，学者犹能感

时哀歌。左层中有“十才子”之称，则卢纶、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也。十子之中，惟钱起为贤。士林为之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同时刘长卿深心苦思，悲婉痛快，并称钱刘。篇什讽咏，不减盛时，而近体繁多，古声渐远。惟韦应物之古淡，柳宗元之峻洁，铮铮气格，称为韦塑，斯为难及。迨淮西荡平，整《碑》柳《雅》，飒飒乎近古，而体局大变。韩愈博大，鼓吹六经，以难文复古，以险韵为诗，力追汉魏，树之宗风。其时与昌黎并立者，孟郊一人而已。昌黎荐孟郊于郑佘庆，历叙汉魏以来诗人，至唐之陈子昂、李白、杜甫，而其下即云“有穷者孟郊，受才实雄惊”，固已推为李杜后一人。而其赠东野诗云：“昔年曾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我愿化为云，东野化为龙。”是又以李杜自相期许，其心折东野，可谓至矣。东野诗亦云：“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又不复谦让。盖昌黎本好奇崛，而东野亦硬语盘空，以是并称韩孟。一时若卢仝、贾岛，皆闻韩孟而起者，而风又一变。奇崛之失，至于涩僻，如卢仝、贾岛，或至不可卒读。于是元稹、白居易兴焉。居易与稹书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因经之以六义，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以故元白为诗，主于易读而易解。然而昔人评之曰：元失之轻，白失之俗。其后杜牧之訾元白以纤艳不逞之词，流传人间，使子父母女，诵为口实，入人肌骨，不可湔涤。盖元白之浅易，实矫韩孟之涩僻而为之也，而风又一变。其时有李贺，骨力劲险，工于琢句，而不永年。惟张藉、乏建所为乐府，或旧曲新声，或新词古义，悲欢穷泰，快畅深至，庶几古歌谣之遣风，变而近正者，时称张王。（以上论中唐。）夫元白之失，在于浅易，格每下而力劣，声杀削而音微。施及晚唐，而沈雄深浑之诗，至于绝响。于是温庭筠之绮靡，李商隐之纤，同时而兴。尚声律而忽气格，抑又下于初唐四子及沈宋远矣。流及五季，迄用无题，而风又一变。读杜甫“汉朝陵墓”，较李商隐《马嵬》、《锦瑟》；读杜甫《九日蓝田庄》，较杜牧《九日齐山》，则盛唐、晚唐之升降，己可喟矣。（以上论晚唐。）总而论之，有唐一代作者，其力足以转移风气、起衰救敝者，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四人而已。子昂继阮籍《咏怀》之什，作《感遇诗》三十六首，化尽町

畦，神游八极，存之隐约，味之玄淡，词旨幽邃，音节高壮，唐初五言，由兹一振。杜甫谓其才继《骚》《雅》，世无比肩。柳宗元称其比兴兼有，唐兴一人。而韩愈亦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是故以五言而论，子昂其有唐先路之导欤？李白《古风》最为五言之冠，顾其天才卓绝，而忧时感愤，恒发于言。开元中，白既以杨妃之谐去国，意怏怏，作《雪谗诗》；天宝中，北讨奚契丹，勤于兵，作《战城南》；天寞未，君子失位，小人用事，以至胡将称兵，天子幸蜀，作《远别离》、《蜀道难》、《枯鱼过河泣》等篇，闳肆俊伟，参差屈曲，幽人鬼语，使人一唱三叹而有余哀；而忠义激发，又足以系夫三纲五典之重。识者称其深得《国风》讽刺之旨，则七言亦独可诵。要之，太白七言古体，原逊五言，是故李杜齐名。而王渔洋论太白七言诗，等诸王李高岑，称“盛唐五家，”则其七言不逮杜甫矣。惟七言绝诗，如画中神品，育然入微，高出盛唐诸公之上。其五言律清新俊逸，从容于法度，而不为所窘。白尝言：“兴奇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俳优哉！”遂谢不复为。独于黄鹤楼见崔灏所赋，阁笔去；于凤凰台鹦鹉洲戏摹为二律。是故七言律非其所长，亦其所下愿为也。杜甫之诗，世称诗史，以史义存焉。读杜诗而不读唐史，不足以知杜者也。天宝失政，明皇惑于杨氏，作《丽人行》；天子慕远略，开边衅，民疲于兵，作《兵车行》；安禄山反，王师败绩，天子入蜀，王子王孙流离道路，作《哀王孙》，作《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皆七旨古诗之最者也；广德以后，感河北三镇拥兵不朝，列藩不忧国，举军需自供，而回纥、吐蕃共寇京师，作《诸将》；感祸乱未远，民困初息，作《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皆其七言律诗之最者也。论其五言古诗，若《遣兴》十八首，实足继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之后。其时天下大乱，两京盗贼充斥，民困则官邪，作《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诸篇，皆其五言古诗之可诵者也。至夫盛衰之感，则作《重过何氏》；登临凭吊之悲，则作《兖州城楼》、《岳阳楼》、《牛头山亭子》、《禹庙》、《玉台观》、《滕王亭子》诸篇，皆其五言律诗之可诵者也。又若五言排律，则《江陵望幸》称焉，为其不忘君也；七言排律，则《洗兵马》称焉，为其闵农休兵而有余忧也。故就其五言诸体观之，甫实兼有李白之长。然则谓杜尤长七言则可，谓其不长五言则未可也。渔任谕杜七言，以为前所未有，后所莫

及，盖举其尤长者言之。惟五七言绝诗，非杜所长，则不必以是求之耳。李杜而后，降及贞元、元和间，学杜而得其至者，惟韩昌黎一人而已。虽然，昌黎之学杜，非逐其声响而求之也。昌黎七言古诗，王渔洋极称之。然以五言论，则亦何后于李杜。渔洋选古诗不录昌黎五言，未为得也。昌黎五言古诗如《归彭城》，如《烽火》等篇，感怀时事，不减杜甫《潼关》、《石壕》诸作。又如《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及《秋怀十一首》、《县斋有怀》、《龌龊》等篇，其自述身世，亦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杜甫《遣兴》之遣也。至如《合江亭》，如《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如《岳阳楼别宝司直》等篇，则雄奇闳肆，其气格骏骏乎填过李杜。故谓昌黎五言之长，不可没也。若其七言古诗，则《汴州乱》、《桃源图》、《永贞行》、《感春》等篇，亦等诸杜甫《丽人》、《兵车》之作。若《赠张功曹》、《谒衡岳庙》、《杏花》、《寒食日出游》、《送区宏南》归、《石鼓歌》等篇，则哀丽悱恻，而出以奇放，慷慨动人，可独步千古矣。故谓昌黎尤长七言，此其最也。惟近体五七言律绝，非其所长，则逊于杜甫耳。昌黎论诗，见于《荐士》及《调张籍》两篇。其于初唐、盛唐诸家，独推陈子昂、李白、杜甫而已，同时则孟郊而已。（其《芦士》一篇云：“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取到，五言出准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齐粱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剁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其述诗之源流正变，至论今之犹无以易之也。其《调张籍》一篇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苇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则其倾倒李杜尤至矣。）顾当时为诗者，于李杜辄至非议，独昌黎尊之，则读《调张籍》诗可知也。其论东野诗曰：“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异。”又必推其立身之大，曰：“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又必推其读书悟道之功，曰：“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可知诗虽文章一艺，而能造其极者，必在修身读书之人。于昌黎之论诗，则知其所以能名家者，非第文章之事云尔。昌黎亦能四言诗，如《元和圣德诗》及《琴操》诸篇，内多四言者，然不得谓之为工也。是故昌黎推尊李杜，振起中唐。然在当时，白居易《与元稹书》，论次诗人，至舍昌黎不道，可见其时自张籍、孟郊、卢仝、

贾岛诸人外，其从昌黎一派者，仍属寥寥。迨及晚唐，李商隐作《韩碑》一篇，力追昌黎，已为仅见。故王渔洋选昌黎诗，附以此篇，亦使学昌黎者知所法也。商隐诗云：“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则其推尊昌黎亦独至矣。又曰“句奇语重喻者少，”则当世之知昌翌者，亦仅矣。观夫唐一代之诗，初唐有陈子昂，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关乎一代文章风气者，至晚唐而阙然。则风气盛衰，人材升降，可以见矣。是故论唐诗，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其间时代声调，固自不同。王世懋曰：“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如四《诗》之有‘变风’、‘变雅”杜子美全集，半是大历以后作；即大历十子，亦岂无盛卢之句？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中庐人无一语入盛，则亦固哉其言诗矣。”然则区时代为四以论唐诗者，于其源流之正变、风气之推迁，气格声调之异同，就其大势而观之，以慎其所学，斯为无害。若毛举单词，摭拾一二篇章，以分别初、盛、中、晚，诚未见其善学也。温李既兴于晚唐，于是纤绮靡之风，施及五季，若杜荀鹤、徐夤者，温李之流也。（杜荀鹤诗以“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一联为最著，或称荀鹤盖窃诸周朴者。然其诗琢链伤气，不出当时排律之格。又如徐夤诗“月明南浦梦初断，花落洞庭人未归”。“

声中双阙雨，

牡丹花畔六街尘”诸联，皆为集中佳句，以视盛唐，实缎不足道矣。）虽然，不足观矣。其时惟罗隐尚有气格。其诗如《徐寇南逼，感事献江南知己》一首，《即事中元甲子》一首，《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皆忠愤之气溢于言表，犹有少陵之风。视徐夤《大夫松》诗、《马嵬》诗，相去远矣。隐与鱼及司空图遥相倡和，然终不能提倡诗谊，固由风雅道尽，亦时变日亟，士节衰微，不足以振起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