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性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杨来科
(广东商学院经济研究所,广东广州,510320)
摘 要: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潮流。但是,由于
各国本身的社会历史及经济法律条件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在转轨道路及转轨模式上有所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遵循的是一种特殊的思路,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中国取得了特殊的经济成就,也遇到了特殊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经济;转轨;特殊性;市场残缺性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中国经济转轨方式的特殊性
表1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各国转轨之初工业化水平对比
产业结构
国别
中国(1978年)俄罗斯(1985年)捷克(1985年)波兰(1985年)保加利亚(1985年)
第一产业
2811%1119%619%1415%1119%
中国的经济转轨方式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轨背景的特殊性
虽然,与所有其他转轨国家一样,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但是,同样的逻辑起点也存在具体条件和经济背景的不同。中国经济改革在起始条件及经济背景方面与前苏联、东欧各国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区别。仔细分析,存在于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地区改革之间的起始条件方面的基本差别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改革之初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远远低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改革开放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经济,而前苏联和捷克等东欧国家则已经是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改革前中国总人口中在农业中就业的人数几乎占就业人数的3/4,1978年,中国的全部就业人口中,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15%和11%左右,而前苏联的上述比例则为39%和41%。从产值来看,1978年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2811%、4812%和2317%。而前苏联1985年的上述比例分别为1119%、50%、3812%(参见表1)。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30美元,而苏联则为3700美元。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远远低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第二,改革之初中国的国有化程度远低于前苏联
收稿日期:1999-10-21
第二产业
4812%5010%6010%5110%6215%
第三产业
2317%3812%3311%3414%2516%
数据来源:刘洪主编《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
及东欧各国。在改革之初,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国有部门几乎涵盖了全部人口,甚至包括农业人口。而在中国,国有部门的规模很小,有80%的劳动力处于极度保守的国有部门之外。在中国,1978年,国有企业职工在就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只占18%,与国有企业接近的城市集体部门职工比重也仅5%,而农村人民公社却占据劳动力比重是的70%之强。而在前苏联,1985年,93%的劳动力在预算软约束的国有和城市所属企业中(包括国有农场)就业,在财政上依靠国家而与国有部门没有什么区别的集体农庄和消费者合作社占有6%的劳动力,而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比重只有1%[SachsandWoo,1994]。第三,改革之初中国经济的计划化程度远比前苏联、东欧低。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经济计划比中国渗透
),陕西西安市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广东商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作者简介:杨来科(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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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要深得多,国家计划的集中度也比中国高得多。前苏联是计划经济的母国,到改革前,这种在该国已经运行了70多年,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经济计划已经覆盖了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而中国的计划是1953年才从前苏联学习过来的,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当时的决策层还注意到了中国本身的国情,并没有全盘照搬。中国的计划统计人员的数量、质量,以及指令性计划制定的严密程度和执行计划的严格程度,都远不及前苏联。前苏联经济计划涉及的商品约有2500万种;而中国的计划仅包括1200种商品。在中国,地方比在前苏联、东欧地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在计划以外建立小规模的企业乡镇。1965年,部委直属非军工企业共10533个,其产量占国有工业总产出的47%,到1971年,部委直属的非军工企业个数下降到142个,其产量占国有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也降至
8%。
①
(二)转轨思路的特殊性
对于经济改革,在传统经济学内部存在两种倾向,
一种是“理性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前一种倾向以主流经济学的现成理论为基础,遵循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追求经济过渡方案的完美性。它推崇先设计改革方案,后进行实施的改革思路,具有完美的逻辑一致性。这种改革理论和改革思路构成了前苏联及东欧休克疗法”的哲学基础。后一种倾向则遵循“边干边
学”或“干中学”(“Learningbydoing”
)的经验主义哲学原则,在中国被通俗化为“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路能够充分地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
理性主义的改革观认为,经济转轨是一项涉及制度、、机制转变的全面改革,它们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局部的、零敲碎打式的改革是不起作用的,甚至会起反作用。他们认为:由于旧是缺乏效率的,如果由它出发,向新过渡,采取“分步走”的方法,每走一步时经济都仍然是处在“次优的”无效率的状态之中,而且每一步的结果很可能离效率最优状态不是更近而是更远;每一次小的调整,都不必然使下一步的改革更容易,而是很可能更难;经济长期处在无效率的状态之中,甚至可能在最初的改革发生之后,经济“扭曲”的程度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从而使经济在改革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更大。相反,若采取“一步走”的剧变式方法,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将旧打破,按照“目标模式”的最优方式重新构造经济,在最初阶段上改革成本可能要大些,甚至引起一定的社会动荡,但由于能使经济结构较快地“跃到”最优状态,避免长期信号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率所造成的损失,总的来说成本要小些。这种改革的思路还认为,转轨是规则的再造过程。新的游戏规则必须尽可能迅速、清晰、规范地建立起来,填补因旧消失而产生的真空,以避免不确定性、不一致性和社会经济的混乱。萨克斯曾形象地指出,“假使英国人决定将靠马路左边行驶的交通规则改为靠马路右边行驶,难道你能提议他们逐步完成这一改革,先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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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一年以后才是小轿车吗?”[Sachs,1992]。
经验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改革观认为,历史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经验而已,在历史过程中经验比抽象的思考和演绎思考更值得信赖,因此,只有通过机缘,通过重复的试错而进行的选择,才能使生物世界的辉煌成为可能。市场不是一对抽象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而是一种制度。市场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和惯例发挥作用,而这种规则和惯例不仅要设计,更要发育和生成。激进式的改革造成连续性的中断,其计划在现实中根本无力落实,因为你可以在一夜间破坏旧,但却无法使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适应新的变化。最成功的改革将属于那些在一个较长时间里不断进行变革的国家,而不是那些用经济战略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造成突然断裂的国家。
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经济转轨是新古典主义的,是按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传统设计并展开实施的,是符合传统经济学的逻辑的。中国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寻找理论支持。只是凭着他的一种直觉,或者说是发展经济的一种冲动,发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正是由于没有一种逻辑严密的理论作基础,也没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才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谨慎的摸索中前进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当初改革者这种无奈的心理的反映。而这种无奈的改革思路又恰恰与经验主义的改革不谋而合。所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西方的经验主义者所设计的,但它却又是经验主义的。
(三)转轨目标的特殊性
与前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明确的目标性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东欧人心中十分明确地提出要回到欧洲去”,而俄罗斯人则非常坚定地提出要建立一个私有制的自主市场经济。而在中国,改革的目标是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调整的。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随着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地被调整[参见表2]。
表3 我国改革目标的调整时 间
目 标 模 式
1978年~1979年计划经济,利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1979年~1984年10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1984年10月~1987年10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19年6月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19年6月~1991年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1992年至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料来源:历年来的决议或公报
由于没有一个彻底变革的方案,又没有个明确的目标,相应地也就不可能贯彻一套全面、综合、配套的改革方案。多少人曾尝试设计出一种配套改革的总体方案,最高决策层也试图使改革更具总体性,但这样的配套改
““革方案却从未得到实施。从而,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试错”的特点(trailanderror)。因此,虽然从十多年的改革成果来看,我国已经初步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但实际上,在改革之初,几乎所有的人心目中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目标。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只是一个改革的大致方向,那就是不断地增加一些市场的因素,使经济更有效率。人们只是认为,原有的经济存在很多弊端,已经不能解决经济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因此需要改变。但并没有达到要将其推翻,建立新的地步。因此,最初的改革就只是在原有的中引入一定的市场调节;在不触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适当地利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直到后来,在不断的改革过程中,在改革不自觉的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演进的过程中,人们才逐渐发现市场机制在促进效率方面要比计划经济机制有效得多,而市场机制又很难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作用,因此,要想加速发展我国的经济,要想利用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就必须放弃计划经济,把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之内,这才有我国最后的经济转轨。
(四)转轨路径的特殊性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激进式的转轨路径。这种转轨方式强制制度变迁过程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追求经济转轨方案的完美性以及过程的迅速性及彻底性。它强调一次性地跨过眼泪之谷,认为必须尽快而彻底的摧毁旧制度,才能更好地建立新制度。这是一种不顾成本的收益最大化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及社会后果。
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激进式改革方式相比,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追求转轨成本的最小化。这种转轨道路强调转轨过程的可控性。其最大优点是能在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国民收入保持不断增长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改革的目标。也正是由于它的渐进性和试探性,因而不会造成过大的破坏性的冲击,也不会引起过多人的反对和招致过大的阻力,从而实践成本与政治成本相对较小。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前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表现为一种“创世纪式的”、“一揽子的”“大爆炸”方案。这些国家在19年以后,都采取了迅速放开物价、放开利率、放开外汇、大规模私有化等改革措施,试图在一夜之间将原来的计划经济全部废除。而在中国,渐进式的转轨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边际演进的增量式改革,一种外的改革,一种试验推广式的改革。从转轨实现过程来看,与前苏联、东欧各国的创世纪式的迅速而彻底的转轨形式不同,中国渐进式的转轨道路采取了双轨制”(dualtracksystem)转轨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的优点在于:在保留旧的基础上增量部分运行新,这一方面由于不会触动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至于招致过大的社会震荡;另一方面,由于新的运行克服了旧的一些弊端,提高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会得到新的利益集团的拥护;此外,两种同时运行,在比较和竞争中,更能体现新的优势,也
就为进一步的改革和“并轨”奠定了基础。
二、特殊转轨方式的特殊成就
中国经济转轨是按一种独特的思路,沿着一条特殊的道路演进的,这种独特的转轨方式也使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就。
(一)令人羡慕的经济高增长。中国经济转轨的渐进性,不仅使中国的经济改革避免了前苏联、东欧各国灾难性的经济崩溃,而且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余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从1978年到199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918%,GDP的绝对数已经居世界第7位,人均GDP由1978年的223美元增加到1997
年的734美元,年均增长814%。②同时,与俄罗斯、东欧
等国相比,中国没有遭遇天文数字的恶性通货膨胀。
(二)迅速的市场化。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稳步推进,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从国内物价和市场、外贸和货币的可兑换性、新企业准入的开放度三个方面,采用加权平均法(权重分别是013、013、014)约略测算一国实现市场经济的程度。结果表明,以市场化指数最高值为10来预算,19年~1995上世界上全部全制转轨国家的市场化指数平均为414,最高值为619,而我国为515,远高于转轨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市场迅速国际化。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我国经济也日益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胡鞍钢用中国与世界GDP年增长率的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系数大大提高,由1960~1979年的
011318上升到1980年~19年的0149[胡鞍钢,1994]。常修泽、高明华从贸易依存度、资本依存度和投
资结构水平三个层面对我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到1997年经济国际化程度已经从1978年的313%提升到2113%,最高的1994年曾经达到2416%
[常修泽、高明华,1998]。
三、特殊转轨方式的特殊问题
中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方式,一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同时也由于其过渡性和不彻底性,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市场的残缺性与封锁性。经济转轨的目标方向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但是,在转轨时期,由于我国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使得的权威不断缩小,地方的权力不断加大,其结果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完整的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难以形成,整个市场支离破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和地方关系的调整,以实施“放权让利”为中心内容的和调整,使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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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和企业日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体。这两个层次的主体力量的出现,使我国国民经济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单元主体结构格局转变为多元主体结构格局。这种变化一方面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日益成为一个的利益集团。而随着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演进,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显性化。这种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便构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间市场封锁的背景[陈甬军,1994]。
为了保护和发展本地区的税源,地方千方百计阻止外省的盈利性消费品的流入,同时,尽可能自行加工由其补贴的本地原材料。根据陈甬军对80年代中国地区间市场封锁问题的研究显示:从80年代我国所经历的
4次市场封锁的情况来看,我国地区间市场封锁所涉及
范围是有限的。同时,由于价格的双轨并行,两条轨道自然会可能产生串轨、摩擦、碰撞等现象,使两条轨道的运行效率均受影响。此外,据有关方面估计,经过多年的价格调整与改革,目前仍有10%左右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价格。而在尚未放开的生产资料价格中,主要是石油、煤炭、电力、交通和一些基本的原材料的价格。这些物品属于每一生产部门都要使用的投入品,它们未放开,整个价格体系就仍然处于十分严重的扭曲之中[樊钢,1996]。这无疑影响和削弱了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第二,竞争机制作用的有限性,所有制的双轨制,使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可以借助于国家的权力对许多产业进行垄断经营,不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同时,价格的双轨运行,使得经济当事人倾向于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收益,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力。这种寻租的机会越多,就越不利于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和规范市场行为。
(三)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第一,地区间市场发育不平衡。改革由东到西的区域推进战略,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为一种地区经济的双轨制和双元结构。东西部市场发育极不平稳。东部地区由于本身经济发展的历史积淀较好,发展的基础条件比较优越,同时享受国家的多方面的优惠,因而,市场发育迅速,较短时间便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西部地区由于地处内陆,与世隔绝,历史上从来商品经济意识就较弱,加之国家在上偏向东部及沿海地区,从而广大西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低,商品经济成长缓慢。第二,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发育不平衡。在我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很明显商品市场的发育要比要素市场迅速得多。从近年来对我国市场化程度评估的情况来看,虽然各种评估结果的差距较大,但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我国的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应当在60%~80%之间;而我国的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则比较低,估计在30%~50%之
③间。而且,在要素市场中,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又相对
的商品品种越来越多,蔓延的地区越来越广,封锁手段
越来越强,延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参见下表)。
中国80年代地区间市场封锁基本情况年 份
1981~1982
1986
1987~19881990~19911年左右
1年半
封锁时间6个月左右3-6个月封锁品种蔓延地区封锁手段封锁强度
中等中等中等中等
中等中等中等中等
多多强高
多多强高
从衡量地区间市场封锁的另一项指标即区际贸易依存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间贸易障碍及壁垒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据统计,1978年全国各省之间相互调入和调出的消费品,分别占各省商品购进总额的38%和47%,全国各省之间的消费品商品贸易额为500亿元左右,大约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8%。改革之后,省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转变为真正的商品流通。但省际贸易的比重却有下降倾向。19年全国各省之间相互调入和调出的消费品,分别占各省市间商品相互购进总额的36%和25%,全国各省之间的消费品商品贸易额为2000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4%。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尚未根除[周振华,
1999]。
较高,而资本、土地的市场化程度则比较低。
(四)市场主体缺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虽然迅速推进,但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市场经济仍处于不发达层次。市场是需要培育的,发达市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运行不仅使市场的作用范围几乎荡然无存,而且使市场经济的观念从人们的心中完全抹去。要重新树立市场经济观念,建立市场主体一直没有很好地培育起来。国有企业改革不力,非国有企业又不能“扶正”,导致市场主体实质上的缺位。
(五)市场秩序混乱。市场经济背后应当有一种理念基础作支撑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新的规则和结构认识不足,也由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意识、公平观念及商业道德都尚未形成,还由于市场经济的有关法律法规及道德规范尚不健全,从而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其表现主要是:第一,权力市场化,导致盛行。双轨制过渡尤其是价格的双轨运行,为
由于地区间市场的封锁性,使中国的市场呈现为一种地方割据的诸侯经济。全国市场被割裂成许多范围小、层次氏的分散的地方市场,难以形成统一、整合的大市场,损害了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分割必然产生阻滞,市场封锁使各地间商品流通的量减少、商品流通速度下降。同时,地区市场封锁也导致了各地之间严重的产业结构趋同化和重复建设,影响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高级化,导致了经济资源的大量浪费。
(二)市场机制作用的有限性。第一,价格机制作用的有限性。渐进式改革采取了外增量改革的双轨过渡模式,从而形成了经济运行中普遍的双轨制。价格机制的作用主要是在旧之外,在增量部分发挥作用的,而存量部分则仍按计划运行。从而价格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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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介入市场提供了可能,使得通过双轨差价获取巨额利益成为十分诱人的活动。于是,权力大量介入市场,寻租活动盛行,导致出现了一个“吃双轨制饭”的特殊利益集团。1987年,我国全部控制商品的差价在1300亿元以上,银行的利差总额约为200亿元左右,进出口所用的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约为500亿元以上,加总起来,全社会差价总额约为2000亿元,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
20%。即使“寻租”者攫取差价的5%,其总非法牟利金
turalFactorsintheEconomicReformsofChina,EasternEuropeandtheFormerSovietUnion”,EconomicPolicy,April.
②数字来源:《人民日报》1998年9月23日。
③刘树杰的预算结果认为,1985年我国的商品市场化程度为80%,要素市场化程度为50%。常修泽、高明华的预算结果则为:1997年我国的产品市场化程度为
61171%,要素市场化程度为36161%。
④数字来源:《经济社会比较》编辑部编:《、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34页。
参考文献
[1] 陈甬军1中国地区间市场封锁问题研究[M]
额也在100亿元以上。而1988年,我国全部控制商品价差、国家银行贷款利差、进出口牌价外汇汇差分别为
1500亿元、1138181亿元和930143亿元,三项合计为
3569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倘若按“寻租”
者5%的“寻租率”来计算,其非法收入总额则在175亿元以上④。第二,市场。由于市场体系的不成熟性,市场的残缺性和分割性,市场组织的非健全性,市场运行的非规范性和市场法规的不完善性及非一致性,使得商业信用大受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债”现象。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达到70%以上,银行的呆坏账率高达20%以上[林凌,1999]。国有企业欠银行的债务已超过3万亿元,其中不良债务达
6000亿元~8000亿元;另外,企业间的相互拖欠,到1995年已经超过8000亿元。由于信用关系紊乱,使企业
1人民出版社,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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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世界银行1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
与企业之间以及银行与企业间的信用关系十分脆弱。第
三,市场主体行为失范。市场上非法经营现象十分严重,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无证经营、偷税漏税、商业欺诈现象无处不在。经济当事人行为失范,许多人倾向于通过不正当或非法途径获得收益,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力。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下,市场外交易增加,各种非货币媒介如权力、关系的经济作用上升,从而导致市场退化、规则失效,使本来就发育不良的市场更加扭曲。
①数据来源:Sachs,J.andWoo,W.1994,“Struc2
市场(中文本)[M]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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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OntheUniquenessoftheEconomicTransitioninChina
AnalyzingChina’sEconomicReformfromthePerspectiveofInstitutionalEconomics
YANGLai-ke
(ResearchCenterofEconomics,GuangdongCommercialCollege,Guangzhou,510320,China)
Abstract:Sincethe1990s,thetrendoftransitionfromplanningeconomytowardmarketeconomyhasbeenarisingworldwide,representedbyChina,ex-SovietUnionandtheEasternEuropeanCountries.However,differencesineachcoun2try’ssocialhistory,economicandlegalconditionsdecidethateachcountrywilltakeadifferentwayandmodelinthissystemtransition.TheeconomicreforminChina,followingauniquelineofthinking,hastakenadistinctway.Thoughgreatachievementshavebeenmadeinhereconomy,shehasalsometwithspecialeconomicproblems.
Keywords:economicsystem;systemtransition;uniqueness;imperfectmarket
(责任编辑:玉德 责任校对: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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