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８卷第１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０１．１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２年２月 Ｊ．ＣＥＮＴ．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ｅｂ．２Ｏ１２ 夹缝中的纠结 ——赵树理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 曹金合 ， ｆ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２．菏泽学院中文系，山东菏泽，２７４０１５） 摘要：赵树理合作化小说创作的艺术得失，可以通过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的不同价值整合中体现 的权力等级结构的内涵分析得以审视。政治话语的规训与消解、民间话语的涵纳与拒斥、知识分子话语的顺从与 反抗，以及三者之间的话语纠结造成的心态焦虑与艺术缺失，特别是人物形象新不如旧、艺术创作的水准滑坡的 “赵树理现象”确实引人深思。 关键词：赵树理；合作化小说；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话语纠结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３１０４（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７１—０６ 赵树理建国后合作化小说创作的艺术得失，以及 具有审美独创性的赵树理，传统的文化积淀和现 审美理念的盲视与洞见形成的审美张力，都可以在宏 代的理性构成，使他在文化整合的传统创化过程中形 大的政治话语、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芜杂的民间话 成的“问题”文本与宏大的政治话语规约之间无法达到 语的不同价值整合体现的权力等级结构中进行内涵分 有效的平衡。因此，在“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 析，得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当政治话语的权利归约所 时代环境中，恬淡超脱的心态无法掩盖复杂的人际关 指引的价值方向、知识分子话语的价值理念与民间话 系和紧张的政治语境形成的尴尬被动局面。对此，作 语的价值形态形成的异质因子未能充分磨合时，三者 家孙犁有过精细的观察和耐人寻味的评价：“他的创作 之间的失衡意味着建国前形成的和谐的话语局面已经 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 破裂。在新的历史语境要求立场鲜明的价值选择面 去了当年青春活泼的力量。”［ 】（。 新的国家意志形成 前，面对白五四以来形成的具有群体性质和救亡功能 的政治时代共名，让站在农民文化立场上的赵树理， 的现代新理性的体察，主体的自由意念与相对宽松的 无法按照理性方案有条不紊地走向异质话语之间沟通 公共空间的缺失形成的共时生发的张力，逼迫赵树理 与和谐的康庄大道。因此，赵树理建国后创作的合作 在政治理性对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压制的夹缝中寻求可 化小说，无论是长篇《三里湾》还是《锻炼锻炼》《互 能生长的空间，这种由不同的价值理念造成的间离效 作鉴定》《表明态度》《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 果，促使他在矛盾冲突语境中建立其独特的审美调节 《老定额》《卖烟叶》等中短篇小说，在民间审美形态 机制，以使不同的话语意蕴通过作家的审美心态的创 的艺术传达和话语整合方面，都比建国前的《小二黑 生转化达到新的动态平衡。 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逊色。 但政治话语在战争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统合 其建国前后的文学创作和艺术评价，通过叙事话语的 下，形成的价值判断并没有在改变了的历史语境中得 分析，可以为其创作困境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 到及时调整，相反夸大了阶级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强化 教育功能。以知识分子为话语中介传达政治理念于民 间的教化功能进一步走向了逼仄的境地。这样，“现实 政治话语的规训与消解 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空 间”“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话语不过是“多种由权力、职业、性别、阶级等政 和转化，【 ］（ 就失去了传输沟通的媒介。 治经济因素所决定的不同社会语域的和弦”，［。】（１ｌ 作 收稿１３期：２０１卜１卜０２；修回日期：２０１卜１卜ｌ９ 作者简介：曹金合（１９７３一），男，山东枣庄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１７２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ｏ１２年第ｌ８卷第１期 为具有价值规约的言说在“谁在说 ‘说谁 ‘说什么”等 有翼；有党员袁天成，在不同环境下，就要 分别接受党的领导以及他那个落后分子“能不够”老婆 的领导。在家庭外部，不但党员袁天成和他的连襟 ——具体的语境和言说空间的实践中，体现出权力话语的 等级差序。自上而下的政治话语占据着高高在上的优 势，作为不证自明的权威话语，可以对精英话语和民 间话语进行规训与惩罚。但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 落后分子马多寿愿意亲上做亲，就连村长范登高 也能和坏分子李林虎在抵制合作社开渠上彼此心照不 作为弱势话语的被动客体也有主体能动的二重性，一 旦超过承受的极限，便会采取阳奉阴违的反讽话语， 暗暗地发出反抗的讯息。同时，政治话语的价值规约， 在历史语境中也要无条件地接受实践标准的检阅和验 证。建国后最大的政治话语是彻底改变几千年来、以 家庭生产为单位的小亚细亚耕作模式的合作化运动， 对新生事物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来进行必然的 逻辑论证，就成为合作化叙事先验的结构框架。兼具 知识分子和党员双重身份的赵树理在小说的伦理 叙事中，由于受具体的历史语境和认知范式的制约， 未能以现实实践的标准验证先在的政治话语的真伪 性，因而成为了众多完成任务的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 花。 作为建国后第一部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三里 湾》，故事情节的发展反映的合作化运动，走资本主义 发家道路与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阶级斗争并没有 采取剑拔弩张的对立形势，开展你死我活的紧张冲 突，也没有像后来的同类题材小说《山乡巨变》和《创 业史》那样，遵照政治话语的宣传模式与既定方针， 理直气壮地演绎并形象化诠释农业合作化。“《三 里湾》书中所说的人，就是在这两条道路上一些有点 代表性的人。我们说他们‘摆开阵势’，说他们‘走的是 两条道路’，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打的一些比方，实际 上这两种势力的区别，不象打仗或者走路那样容易叫 人看出个彼此来。”【 】（ 农村开始建立的初级农业合作 社所出现的矛盾冲突和利益纠纷，在民间话语的价值 判断中也就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状态。民 间原生态的相互胶着形式，正是民间的个体对政 治话语的快刀斩乱麻的价值判断方式给予的与消 解。当然，这不是赵树理有意识地采取与时代共名相 左的叙事方式和政治理念快意叫板，而是鲜活的农村 生活现状及民间伦理观念形成的政治模糊性，激发了 赵树理叙事的民间生活记忆。因此，同一家庭内部， 有一心想发家致富的落后分子糊涂涂马多寿，为了想 保留他朝着富农方向发展的阵地，就用相沿成习的家 法和父辈的权威来控制接受了先进的文化观念的合作 化积极分子菊英和有翼，直闹得儿媳菊英分家和儿子 宣。父子、夫妻、亲戚、邻里之间遵循着不受国家成 文法典的干涉和制约的“习惯法”原则，在自由自在的 生存状态中以卑微的低调姿态，对政治话语过于强调 国家权力意志起着软着陆式的纠偏和制衡作用。显 然，作家同情理解农民的人性话语和自由无拘的民间 话语形成的逻辑合力，终究没有让政治话语硬生生地 嵌入民间生活之中。因此，周扬批评《三里湾》：“ｆ赵 树理）没有看到农民的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 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３２） 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规训与顺应、惩罚与 反抗的运作机制并不是简单的单向被动模式。政治话 语在主观愿望上的理想设计与民间话语最终追求的幸 福目标相和谐的方面，可以说是二者能够在近三十年 的合作化运动处发展的基础。反映在赵树理的合 作化小说中，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赵树理小说的农 识和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模 式，毋宁说是一种‘协商’关系更准确些。’’【 】（ 。 在建国 后的问题小说的书写过程中，赵树理是从内心深处拥 护合作化运动对农村私有制和狭隘的小生产观念的改 造，特别对《锻炼锻炼》中的落后群众“小腿疼”和“吃 不饱”的自私自利的农民根性，是抱着“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的复杂感情的。对于民间话语的藏污纳垢性， 赵树理是站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媒介立场上，主 张用政治话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方针，切实地解 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自己曾说：“这是一个人民内 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 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了什么法。”［ １（ 从主 观上说，政治话语凭借来自上层的威势，对民间话语 的封建性糟粕进行清除，道义的合理性不证自明。但 “好经被坏和尚念歪了”的经验教训是赵树理从《邪不 压正》到《锻炼锻炼》一以贯之的关注焦点，周扬在 《（赵树理文集）序》中指出：“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 了农村基层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 混入党内的坏分子。”［８］杨小四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生 产效率较低的现实背景下，对付落后群众“小腿疼”和 “吃不饱”的行为就很有流氓无产者的味道。他采用贴 大字报等整风时期群众向领导提意见的方式，倒转过 文学艺术研究 曹金合：夹缝中的纠结——赵树理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 １７３ 来成为干部整治落后分子的武器。在 、腿疼”大闹办 公室时，他满口政治话语：“你是不是想打架？有 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坐 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请得到！” 这里“”“”，甚至最后还把“毛”等政治话 语随意拿来对群众上纲上线，整治群众的蛮横态度和 咄咄逼人的气势本身就是对政治话语的力量消解。既 使是把民间话语逼到了尴尬的失语状态，也是对权威 话语的。更无赖的行为是对误入圈套的 、腿疼” 和“吃不饱”拾自由花的行为逆转为偷棉花进行批斗， 让她们作为罪犯接受群众的整治。政治话语的规训功 能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就会遵循否定的辩证法走向事 物的反面。民间话语以生存的智慧，在生活真实和艺 术真实的有机统一中，达到了悖反政治话语的规约的 目的。 二、民间话语的涵纳与拒斥 政治话语总是凭借统治阶级的力量成为不证自明 的强势话语，对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进行规训与 诱导。而“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它的 统治、渗透和改造，同时它又总是从漫长岁月的劳动 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 的理想的文化品格”。【 】（ 。 民间话语在本色地表达被侮 辱被损害的下层人民的世界时，往往采取变形或者隐 形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活面貌和喜怒哀乐的情感追 求。 长篇小说《三里湾》开篇“从旗杆院说起”，具有 古人所说的“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丰富意 蕴。“旗杆院”与“马家院”在社会功能、布局结构、人 员来往、商谈事情等方面的鲜明对比，具有了耐人寻 味的隐喻功能。旗杆院隐喻着党在合作化运动中 的教化功能，房屋的易主和功能的转化启发后来者要 时刻牢记“吃水不忘挖井人”。成功隐喻的政治话 语与民间话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观念，在民间 伦理的舞台上实现了有机的契合，非常自然地成为民 间话语涵纳的对象。马家院在空间的聚焦点上成为合 作化运动的绊脚石的价值判断，在叙事功能上成为与 旗杆院公有制截然对立的私有制的大本营，在道义上 成为一大二公的政治话语无可逃避的教育和改造的对 象。作者借范灵芝的视角作了逼真的描绘：“常来往的 人是他的能不够姨姨、老牙行舅舅，做的事是关大门、 圈黄狗、吊红布、抵抗进步、斗小心眼、虐待媳妇、 禁闭小孩……。”总之，两院的空间聚焦的鲜明对比， 预示了民间话语的封建性糟粕在科学／愚昧、进步／倒 退、开放／保守、民主／封建等二元对立的思维下，已 先天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道义的合法性。 民间话语虽然在强势的政治话语的规训下，在一 定程度上被迫接受权力的改造，并与之相互交融和渗 透，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话语始终作为被动的权力受 体，自觉自愿地接受政治话语的一切规训。自由自在 的民间话语特性，注定了在用原始的生命力激情勃发 地拥抱生活的过程中，民间的文化记忆和约定俗成的 传统习惯，就会在民间话语对抗强势话语的过程中取 得主体的地位。尽管民间话语的支离破碎性，会影响 它抗争强势话语的凝聚力，但它也会在主体性和能动 性的作用下完成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拒斥功能。《三里 湾》中的袁天成的老婆外号叫“能不够”，村里人对她 的评论是“骂死公公缠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她在 家中用胡搅蛮缠的私有观念和个人幸福的小算盘作为 武器，对党员丈夫进行服服帖帖的领导，她的民 间身份实际隐喻着民间话语对政治话语的反改造和拒 斥，也意味着在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作为民间话语的 栖身之地，可以作为保护自己的屏障，将政治话语的 规约挡在门外。袁丁未外号叫“小反倒”，“决定个什么 事情，一阵一个主意；在做活方面，包件的活做得数 量多质量坏，大伙儿的活是能偷懒就偷懒，现在和大 家在一块抖擞谷秆，别人挑两下他也不见得能挑一 下”，他的行为实际上和《锻炼锻炼》中的落后妇女一 样。在责、权、利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混乱不明的情 况下，民间话语以消极怠工实现了对单纯强调无私奉 献精神的政治话语的消解，民间以自身不合法但合情 的行为方式，维护了少得可怜的权利和利益，无形中 实现了对漠视个人私利的政治话语的拒斥。 三、知识分子话语的顺从与反抗 知识分子无论在内还是在外，都应该以 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人格，为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 不良现象发出正义的呐喊。因此，知识分子表现的人 性话语和启蒙话语是最动人的情感乐章。具体到赵树 理，无论是建国前的文学创作还是建国后的合作化小 说的书写，都是在“对‘五四’知识分子化写作的一种自 觉的疏离甚至反抗下进行的，他‘自始至终都把自己 定位于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位置 １７４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ｌ８卷第１期 上”’。【】ｏＪ（６’在功利性文化语境的角色白塑和知性意识 的重构过程中，赵树理对民间文化和农识的深入 挖掘，表现了民间话语在现代性文化语境中艰难转型 的长期性和痛苦性。反映在他的合作化小说中的知识 分子话语的内涵构成上，文本中表现的不同阶层的知 识分子由于生活阅历、人生经验、文化背景、教育程 度、知识储备、生命感悟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对政治 强势话语和民间弱势话语的选择判断的态度不同，但 一以贯之的“知识分子性”作为知识分子良知的本质内 核，先在地限定了复杂的表现中有着相对统一的价值 选择。 这种代表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话语，表现 在经受五四启蒙形成的现代性审美眼光，对民间的封 建性、劣根性的“他者”审视。赵树理只想当“文摊文学 家”而不想上民众难以攀登和欣赏的文坛，形成的创作 理念和问题小说的文体意识的不断强化，遮蔽了他从 五四新文学传统所继承来的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念。 赵树理曾说：“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还有非中 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能使我 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于这一面——中国 民间文艺的缺陷是靠这一面来补充的。”［１１１（１４８６）五四新 文化的理性精神，成为赵树理合作化小说抒写过程中 难以忽视的价值支点和审美视角。赵树理对传统文化 劣质基因的挖掘和表现，是用异质的现代因子所表现 的启蒙话语作为价值参照系。展示保守、顽固、自私、 无赖等劣质基因的危害性，以及在合作化运动中与宏 大的政治话语不相适应的一面。强势的政治话语与知 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在对落后农民的性格和人格进行 现代性的重塑方面显示出有机的契合，知识分子话语 接受强势话语的引导而显示出彼此和谐的关系。 在性话语面前的软弱和渺小，使知识分子既 不违背良心对弱者深表同情，又要在伦理化政治宏图 的实现途径的寻求中，实现知识分子的文化抱负和责 任意图。二者之间的艰难选择迫使知识分子采取弱性 反讽的态度，消极地对抗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话语的 强力压制。面对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知识分子的弱 性反讽就成为特殊的语境下最佳的话语选择方式。 “在弱性反讽中，作者的修辞目的更为隐蔽，不像强性 反讽那样鲜明、强烈。这种反讽属于客观性的反讽， 即作者通过对事象或人物行为和话语的相对客观的描 写，来显示一种反讽性的意味。’’［１２］（ 。 在《三里湾》 《锻炼锻炼》等文本中，时过境迁的变化语境就会导 致本意与原意的错位，显性文本和隐性文本的双层结 构形成了对立抗衡。在《三里湾》中，赵树理只是遵 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客观冷静地描绘整治村长范 登高的检讨会，双方力量的悬殊以及话语阐释权的分 属，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合情合理的；但在二十一世纪 的语境下，重新反思这些情节和场面的合理性就会出 现弱性反讽的问题。以支部金生为首的执行 者，利用政治话语的权威对的阐释正确吗？群起 攻之造成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以民主的标准和心平气 和的教育说服方式来衡量，其合理性又在哪里呢？《锻 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在干部们设置的圈套中遭到群 众的批斗，干部们为了惩治落后群众而采取诱民犯罪 的方式，并利用群众的盲目性对落后分子进行恐吓和 整治，其道义性又在哪里呢？尽管赵树理主观的创作 意图受他特定历史条件的，不能对主流话语危害 农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质疑，但始终站在 农民利益的价值选择上，就会在无意中突破了意识形 态对个人视野的局限，以弱性反讽的知识分子话语解 构强势话语。 四、话语纠结的心态焦虑与艺术缺失 在对合作化生活进行艺术性书写和审美化整合的 过程中，赵树理独特的审美自由理念，再也不能在时 代的中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创作。在建国前的小说 书写中，“现实利益正体现了‘身体’的在场，以此为出 发点，在新的政治环境与旧的乡村结构之间进行自我 调整，这就减轻和降低了赵树理小说的政治说教 性”。［”】（１３ 但在建国后的语境下，以身体在场为修辞 策略的民间性、趣味性、审美性都在政治理性的教条 规约中失去了其生动活泼的生命色彩。比如《卖烟叶》 对堕落青年贾鸿年的刻画：“贾鸿年进门来定住身扭头 朝着一看，好像亮了个相，然后把身一转，把 腰一躬，紧紧走了几步来到书桌边，行了个九十度的 鞠躬礼说：‘，你好！’要是当一个话剧演员的 话，他这一串又恭敬又热情的动作，和最后说那句台 词的速度、声调，都可以打个十分。”政治话语认 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倾向，赵树理深陷围城又要 冲出围城的焦虑状态，使他在强大的政治话语的压制 下，已难以将民间自由活泼的精髓进行精确的艺术传 达，塑造的贾鸿年只是图解并演绎政治话语的符号载 文学艺术研究 曹金合：夹缝中的纠结——赵树理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 １７５ 体，已失去了民问人物形象所承载的生命活性的符 码，成为了干瘪的毫无生命活力的扁平人物。同是漫 画般的喜剧人物，将贾鸿年与《小二黑结婚》中不守 传统妇道的三仙姑相比，艺术风格的变化非常耐人寻 味，三仙姑“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 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 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 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舞台上的失去了生 命活力的木偶与民间老来俏的活性人物相比，同是俯 视的视角，同是异质的价值判断，但内在的艺术生命 力却有天渊之别。同样，赵树理塑造的其它人物，比 如《互作鉴定》中的刘正、《老定额》中的林忠、《实 干家潘永福》中的潘永福、《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 等人，不同的性格经历形成的正面或者反面人物形象， 却都殊途同归地成为政治话语遮蔽下的跑龙套角色。 五四新文化的现代性价值结构向农民文化结构的 倾斜，导致赵树理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天然地具有民间 文化的亲和性，随着政治性话语的日趋强势，赵树理 再也不能以淡定从容的心态，从事审美艺术的创造。 反映在合作化小说的创作中，首先，最具有赵树理风 格的风俗文化和晋东南地域风情的描写已失去了昔日 自由活泼的风采，赵树理擅写的“田间地头、农艺劳 作、节庆丧葬、赛醮纷举、礼仪婚俗，乃至饮食穿着、 婆媳长短、敬神信巫、吹打弹唱”等富有民间元素的风 俗习惯和文化艺术都在政治话语的功利性要求下删掉 了，［１４］（ ’即使偶尔写到地方风俗，也是以合作化的政 治话语为标准对其进行合目的的功利化改造，获得存 在的话语空间。其次，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赵树理 也不能保持平和舒缓的心态，纡徐有致的艺术表现和 曲径通幽的情节安排在“赶任务”的政治话语的要求。 汪曾祺评价赵树理的最可爱之处，“是他脱出了所有 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即自得其乐地活出了一份 好情趣”。但这绝不是建国后的赵树理的的创作心态 和艺术模式的真实写照。【 】（ 在他１９５３年写的第一 部合作化小说《三里湾》中，为赶任务和配合的 紧迫要求就已使赵树理放弃了先前设定的情节布局。 从小说叙事来看，前松后紧的叙事节奏形成的叙事张 力，在故事情节的设计安排方面造成了叙事的裂缝。 以爱情婚姻模式为例，范灵芝与马有翼两个年轻的农 村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情，在小说前半部分还充满了浓 郁的民间情感韵致，但在合作化的政治话语之下，范 灵芝与马有翼闪电式的爱情变化，以及王玉生和范灵 芝、王玉梅和马有翼、袁小俊和王满喜三对男女青年 迅速找到爱情归宿并步入婚姻殿堂的情节安排，总给 人突兀之感。这是政治性话语的“好女爱先进”对知识 分子话语的“小资情调”以及民间话语的“门当户对”模 式进行遮蔽和压制的典型个案。最后，小说创作模式 的嬗变，也反映出急功近利的政治话语诉求已使赵树 理无暇顾及民间审美的艺术情趣。在故事素材——艺 术虚构——审美文本的创化整合过程中，艺术虚构作 为素材到文本的中介作用的缺失，正是赵树理矛盾心 态的明证。《老定额》《张来兴》《实干家潘永福》《套 不住的手》等小说将艺术的审美价值等同于政治性的 宣传教化。此时政治话语的教化功能已将知识分子话 语的媒介功能，以及民间话语的娱乐功能全面覆盖和 占领，赵树理审美实践中的困惑也达到了顶点，这就 是建国后赵树理难以动笔又不得不动笔最后只好封笔 的内在原因。 赵树理曾说：“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 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 国画、古琴等是。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 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是。三是民间传统， 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要说批评的继承， 都有可取之处，争论之点，在于以何者为主。文艺界、 文化界多数人主张以第二种为主，理由是那些东西虽 来自资产阶级，可是较封建的进一步，而较民间的高 级，且已为无产阶级所接受。无形中已把它定为正 统。”［１６１（ 正统与异端、主干与侧枝、中一ｔｌ，与边缘、 主流与支流等诸如此类的论争，实质上是争夺话语领 导权或话语霸权的问题。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所蕴 涵的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因为与 建国后的政治话语在现代性内涵上的合谋而倍受青 睐。古代士大夫传统和民间传统的失落是现代性转型 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而作为备受民间传统熏染 的赵树理，以宣传教化的审美理性视角，形成评书体 问题小说“说一听”式的叙述模式，实际上通过知识分 子话语的中介，已完成了对古典传统和民间传统的现 代性和创生性的转化。但建国后，民间话语的审美自 由感性与政治话语的功利理性，再也不能在知识分子 话语的知性智慧上统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人物形象 新不如旧、艺术创作的水准滑坡的“赵树理现象”确实 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１］ 王光东．民间与启蒙——关于九十年代民间争鸣问题的思考 １７６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１８卷第１期 ［Ｊ］．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０，（５）：１０２． 孙犁．谈赵树理［Ａ］．孙犁文集第８卷［Ｍ】． 天津：百花文艺出 版社，１９８６． 【１０］席扬．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 ［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４卷［Ｍ］．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０．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Ｍ】．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赵树理．赵树理论创作［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 周扬．评《三里湾》 ］．文艺报１９５６，（６）：３２．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４０～５０年代作家研究》ｆＭＩ．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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