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un. 2018 Vol. 34 No. 3

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

—-《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罗君慧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福建福州350003)

〔摘要〕随着翻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翻译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译本中尤其是文化翻译部分出现的越来越多 的“不忠”现象。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的《浮生六记》，其不同时期两个英译本的译文和原文存在诸多差异。勒菲弗 尔的“操控论”为此差异现象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新视角。文章对比分析了《浮生六记》两个译本中文化翻译策略的选 择，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生成的相互关系，以期引导翻译工作者在文化翻译中能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最终达到平等文化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意识形态；文化翻译；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 (2018) 03-0070-08

也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具体来说，翻译过程中

引言

翻译的文化转向让人们认识到翻译是一种文化 之间的相互转换,文化翻译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显得 愈发重要。季羡林先生认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 间，如果有往来,有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 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 以前进。”[1]因而,要更好地实现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 的沟通和文化交流，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 同时,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原则，任何改变原文的 翻译都被视为“不忠”，是对原文的背叛。然而，随着 翻译实践的进一步深人,传统译论已无法解释译本中 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不忠”现象。人们逐渐注意到隐 藏在“不忠”现象之下那只看不见的手[2]——意识形 态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和翻译研 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重要 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操控论”，将意识形态和翻 译文学关联起来，阐明了 “三因素”对翻译过程的操 纵。作为翻译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翻译策略的选择

〔收稿时间〕2017-07-12

怎样处理文化问题，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单方面受到意 识形态操纵还是有其他因素的影响等，尚有待探究。

清代布衣文人沈复的代表作《浮生六记》不仅因 为“幽芳凄三角,读之心醉”的魅力感动世人，被奉为 国学经典;更因为其从不同层面展现了一位中国文人 的情感、生活与追求，让世人一窥清朝统治下的中国 社会，而被文学爱好者及研究者所重视，影响广泛。 本文将从文化翻译策略人手，以不同历史、文化及社 会背景下的《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运 用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展开对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 策略的相关研究。研究选取颇具代表性的林语堂译 本和雪莉.布莱克（

Shirley M. Black)译本，通过分

析、比较两个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翻译策略，阐明意识 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生成的相互关系。

一、《浮生六记》两个译本文化

翻译策略简析

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人们逐渐意识到翻译不仅

〔作者简介〕罗君慧（1982-),女，福建建瓯人，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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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际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相互转换。文化翻译 一词的出现使全球社会认识到了文化间交流的重要 性[3](204)。对于文化翻译研究最为深人的当属巴斯奈 特,她提出的文化翻译研究包含二重涵义:一指翻译 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二指从宽宏的文化层面来 审视和阐释翻译[4]。因此，广义的文化翻译指从文化 背景或层面上研究翻译;狭义上，指对翻译过程中的 文化信息或文化因素①的处理。结合意识形态框架 及《浮生六记》的内容，本文将从社会文化因素②和物 质文化因素③方面采用抽样调查和具体分析的方法 对两个译本运用的文化翻译策略进行考察。

(一）社会文化方面

中西文化在风俗习惯及日常行为方式等方面都 有很大差异。译者是保留还是消除这些差异,译者又 抱有什么样的文化态度,这都将在译者对翻译方法和 策略的选择中有所体现。为叙述方便，以下将对林语 堂译本简称“林译”，雪莉•布莱克译本简称“布莱克 译，’。

例1:原文：中秋日

林译:the Mid-Autumn Festival [5](MII)(中秋节）布莱克译:the Harvest Festival [6](2〇〇7)(收获节）林译本中“中秋节”逐字译成了英文，保留了源 语言的文化特征,为读者引人了新的文化词汇，能让 读者感觉到异国风情，是一种异化策略;相比之下，布 莱克译本则将原文意译为“收获节”，意在扫除目标 语读者的阅读障碍。西方读者在读到“收获节”的时 候，最可能联想到的是本民族的节日一

感恩节，以

感谢上天赐予的好收成。西方的感恩节在每年11月 的第四个星期四，人们在这一天家人齐聚，一起品尝 火鸡。与此不同，中国的中秋节又称仲秋节，拜月节 或女儿节，时在农历八月十五（大概在公历9月）。人 们吃月饼赏月庆团圆，各地方还有舞火龙、放天灯等 风俗。意译的手法可能更有利于读者粗略地明白这 个节日的含义，但这也容易让读者误解中国传统节日 “中秋节”的意蕴。总之，以上译例中林译本采用异 化策略，与下文的“走月亮”风俗相呼应，向西方读者 输人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文化意象;布莱克

译本则意在消除差异，在西方强势文化背景下运用了 归化策略，使译文意境更接近目标语文化。

例2:原文：吴俗，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对

而游，名曰：“走月亮。”

林译：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at Soochow, the

women ol all families, rich or poor, came out in groups on the Mid-Autumn night, a custom which was called “ pacing the moon­light. ” [5]2°n (据苏州风俗，无论是来自贫

困或富贵家庭的妇女们，都在中秋之夜结 伴出游，称为“走月亮”。）

布莱克译：It was the custom in Soochow，

on the night ol the Harvest Festival, lor women ol all classes, from great families and “ small doors ” alike, to take a stroll to­gether in the moonlight; a ceremonycalled “ footsteps ol moonlit harmo­ny” [6]2°°7

(在苏州有这么一种风俗：在丰收节 的晚上，不同阶层的妇女们，无论来 自大家族还是“小门户”的都聚集在 一起，于月光下漫步。这种仪式被称 为“月下和谐之行”。）

以上引文选自《浮》第一章《闺房记乐》。林译 本将“大家小户”意译为“ rich or poor (无论贫 富）”，而把“走月亮”直译为“pacing the moonlight”， 二者相结合，构成了吴俗中秋“走月亮”。总体来 说，林译本的译文十分流畅，简单明了地叙述了吴地 民俗，重在让读者从整体上了解苏州有“走月亮”的 风俗，并让读者体验到作者夫妇婚后的闲散生活。 同样布莱克译本也结合直译和意译的方法。首先，用逐字译法保留了“great families and small doors(大家小户）”的说法；其次,在关键词“走月亮”的翻译 中加人“harmony(和谐）” 一-词与前面的“ceremony (仪式）”相呼应，营造一种东方的神秘感，满足了西 方读者的阅读期待。

① 奈达将语言中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分别为:生态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与物质文化。该分类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文化的各个方面，

因而本文以此分类作为参考。② 社会文化因素主要是指风俗习惯、制度规章、阶层文化、社会关系等，反映人与社会环境关系、人际关系等。例如，习俗用语“晓妆”，节日习俗

“拜天孙”等.。人际间的称呼也算此列。③ 物质文化因素主要是指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实体。例如“马褂”、“肩舆”等。动植物、山水也归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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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质文化方面

对原文中自然风物、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两 位译者也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具体见以下译例。例3:原文：暖粥并小菜

林译：a bowl erf warm congee and some dishes to withgo

it [ 51(2011)

(一碗暖粥并搭配若干盘菜）

布莱克译:some rice-gruel and vegetables[6](2007)

(若干大米稀粥与蔬菜）

在中国饮食习惯中，若是白粥必然搭配一些小 菜,并且中国人习惯喝温热的粥。其中的“小菜”并 不特指青菜,而是泛指下饭的菜蔬，多为盐或酱腌制 的，用小碟盛放。林译本中的“congee”一词来源于印 度泰尔米语后来由葡萄牙人传人英语世界，用来指称 中国传统饮食“粥”。可以说林译本准确、忠实地译 出了原文中的中国文化涵义，运用了异化策略;而布 莱克事实上将原文译为“大米稀粥与蔬菜”，去掉了 其中的“暖”字。源于布莱克译本中“gruel”常指燕麦 粥，有时不需要烹煮，是西方的习惯饮食。译者从西 方文化角度出发,采用了替代词，运用归化策略，忽略 了源语文化。例4:原文：马褂

林译：makua[5](20ll)(马褂）

布莱克译:a short jacket[6](2007)(短夹克）以上译例中林译本采取音译的异化策略,布莱克 译本采取替代词“短夹克”来解释“马褂”这一中国特 有的衣着打扮，运用了归化策略。“马褂”一

一种对

襟短褂，最初是便于游牧民族骑马的一种服饰，故得 名。到了清代，马褂成为满族男子喜爱的服饰。他们 常在长袍外面套马褂，美称“长袍马褂”。当时的青 年喜着马褂以示威勇，富贵人家穿着不同材质的马褂 以炫耀自己的富有。林译本的音译异化策略增进了 西方读者对中国清代服饰文化的了解。而布莱克选 用“a short jacket(短夹克）”来替代原文的“马褂”，直 接忽略了源语文化。“jacket” 一词源自中世纪法国， 最初是指中古骑士的铠甲，14世纪后也可指女子的 束身衣，后来泛指男式短装（多为紧身）。布莱克译 本的归化策略给西方读者展现的是“紧身短装”西式 服装，抹煞了原文包含的异域风情。

通过上述比较研究发现:林译本更多采用直译的

方法，丰富拓展了读者对中国的了解,拉近了原文与 读者的距离，主要运用了异化的策略;布莱克译本结 合意译和文化替代的方法展现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 中国文化，主要运用的是归化策略。除了以上译例, 还有“花烛之夕”“头巾既揭”“洞庭君祠”“馄饨”等 词的翻译方法，也再次验证了两位译者各自倾向的翻 译策略。

二、意识形态对两个译本文化翻译

策略的影响

作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勒 菲弗尔认为翻译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应该将 翻译放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研究，也即翻译是 在一定的语境内进行的,为某个或某些特定目的服务 的活动。在勒菲弗尔看来，翻译必定受到“三因素” 支配,并不能如实地反映源语文本。对三因素与翻译 之间的关系，勒菲弗尔最重要的表述是:“在翻译的每 个层面，若语言表达与意识形态及/或诗学特质产生 矛盾时，往往是后者胜出[7](9)。”而诗学作为关于文学 艺术的美学观念体系从广义上看仍应属于意识形态 范畴。因此，勒菲弗尔提出的“三因素”事实上始终 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在翻译中的决定作用。翻译策略 作为翻译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 响。学者方仪力在解读勒菲弗尔理论时提出，意识形 态指一种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所接 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观念网络,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

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8]。因而，翻译研究中的 意识形态不再仅限于政治领域，其含义更中性化，更 具规范性，或者说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社会群 体认同的一种社会文化规范或者态度。以下将从意 识形态的两方面分析其对文化翻译策略生成的影响： 一方面，特定历史时期的译人语所处环境下的主流社 会文化意识（包括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简 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译者个人文化意识 (包括个人意识形态及诗学）。

(一）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对文化翻译策略的“宏 观”

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从最初连载到汉英对 照本发行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西方世 界还未从一战中完全恢复，又经历了自美国爆发并迅 速蔓延的严重经济危机“大萧条”。一战后的创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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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给西方文学界带来巨大影响。在尖锐 的社会矛盾之下,英国现代主义精英文学没落，现实 主义文学重新受到瞩目，这一时期的小说在主题上从 内倾变为外向，表现社会对个人命运的主导影 响[叫66)。林语堂译介来自中国清代寒士的写实传记 《浮生六记》正是符合西方文学界和民众期待的作 品。并且《浮》在此时被选择译人西方世界,也不仅 是译者个人喜好，更存在赞助人的“潜移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更 加频繁,西方甚至出现了“汉学热”。然而欧美等国 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英文读物还很紧缺，创刊于上海 的《天下》英文月刊（rTEW M0W7WLF)应运而生。月刊的创刊号发刊词中提到：“作为中国人经营 的杂志,很显然的是要更多地向西方翻译和介绍中 国，而不是把西方介绍给中国[IQ]。，’林语堂最初将英 译《浮生六记》连载发表在《天下》月刊中，也必然遵 循月刊的办刊宗旨和文化态度。从上文策略分析中 可见林译本《浮》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正是实践 “向西方介绍中国，让西方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这一 宗旨的具体表现。

而布莱克译本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 初,两个译本前后相隔二十多年，西方社会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这必然也会给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之一的翻 译带来影响。20世纪50年代,二战不仅破坏了人们 原有的生活方式，粉碎了人们原有的信仰，也使世界 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曾任法国驻美国外交官的弗 雷德里克.马特尔表示：1943年至1965年经常被看 作美国文化上“无所作为”的年代。的不关 注、国会的轻视、被搁置的报告、没有结果的法律提案 以及从未投票通过的预算，冷战时期成了一个“冷文 化，’的时期[II]。与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思潮相比， 50年代的美国文学作品尽量淡化了政治倾向而转向 了对人的自身价值的探讨[I2]。战后的特殊社会背 景，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感到无力、无奈与失望。如 何在这样的社会下生存下去，成了战后人们迫切想要 探知的困惑。无论是表达放纵不羁的“垮掉的一代” 还是表达愤怒不满的“愤怒的青年”一代，都证明了 战后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而一位来自中 国艺术家的自传《浮生六记》适时地给予困惑无力的 人们以慰藉。正如白芝在书评中所说,沈复的《浮生 六记》能够风靡主要得益于作者唤起了我们对那个 “消逝世界”的回忆，在那个世界里至少我们还能做 梦,梦见美好的田园生活[13]。

与此同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的

大发展,必然向外拓展寻求海外霸权。冷战后，以亨 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开始为文化霸权主义寻找 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在推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14]。 在西方强势文化背景下,文化翻译必然倾向以西方的 意识形态或“观念”看待、理解异国文化。对源语文 本进行“改写”以期符合本国的文化价值观。以下引 用佐哈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一文 中关于翻译文学的地位和译者策略的论述也将证明 以上观点：当翻译文学占据边缘地位的时候,它的行 为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此时，译者主要的努力是为外 语文本找到最佳的现存次要模式，结果常常会是不充 分的翻译[15](225)。因而,这一时期布莱克英译《浮生 六记》中广泛采用改译、意译等方法，也就是上文提到 的“不充分”翻译。布莱克运用归化策略是为了缩 小、化解源语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差异,此时的翻译文 学显然不处于文化系统的中心。译者更多受到译人 语文化中的文化中心主义影响,表现出对源语文化的 忽视。例如：例5:原文：枣脯

布莱克译：some dates and dried meat [6](2007)( — 些

枣和肉干）

“脯”可以指肉干或果干，但枣脯是指枣子制成

的果干。因而，布莱克将“枣脯”逐字对译为and“dates

dried meat (枣和肉干，其中meat也有果肉的含

义,仍然属于误译）“dried”是对原文的误译,可以参照林译

dates(枣干）”。例6:原文：...催妆时偶缺珠花。

布莱克译：...dressingcidentally too hastily one morning, ac­

broke her pearl hairpin. [6]2007

(……早晨梳妆太过匆忙，不巧摔坏了

她的珍珠发簪。）

催妆是中国旧时婚俗的一个重要环节，新郎亲赴 女家敦促，新娘经多方催促，才肯梳妆启行。布莱克 将“催妆”译为“dressing too hastily(匆忙梳妆）”，源于 其不了解中国古代婚俗文化。事实上，“催妆”的意 思与布莱克所译恰恰相反，是指女方迟迟未能理妆, 经过多方催促方梳妆上轿。因而此处宜用直译加注 的方法,如译为“urging the bride to dress up(催促新娘 梳妆）in”，另外再加注释“It’s a very important etiquette

ancient Chinese wedding ceremony. The groom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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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the send twotohimself female relatives to escort the bride. Then groom would come to politelyuntilgettimesbride urge the bride ready while the would not start to dress up several ’ urging.(催妆是中国古代婚礼的重

要仪节。新郎先派女宾二人，然后亲自上门催妆，而 新娘则应在多方催促后方可梳妆启行。）”对于原文 的“dressing后半句“缺珠花”，布莱克依据前半句译出的

her too hastily (匆忙梳妆）”，顺势译为 “ broke pearl hairpin(摔坏了珍珠发替）”。此处有两处不

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习惯:首先，原文的“珠花”可以泛 指女子头上的饰物，因而可译为“pearls (珍珠〈首 饰〉）”；其次,把“缺珠花”改译为“摔坏珠花”在原文 语境下是不妥的,喜庆的场合下摔坏东西在中国传统 习俗来看都是不吉利的，“she因而后半句翻译可参照林译 wanted some pearls(她需要一•些珍珠〈首饰〉）”， 以避免文化误解。

依据勒菲弗尔的操控论，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影响以外，当时负责出版宣传译本的出版社及相关研 究人员也会对译本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浮》布莱克译本（I960)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 版。根据出版社官网介绍，牛津大学出版社是牛津大 学的一个部门，并为该大学教研目的的实现提供服 务。出版社以促进学习和弘扬文化为目标，以满足学 校、学术界以至社会的需求为己任，接受主要以牛津 大学委员会委员构成的监督委员会统一管理。每本 新书的出版必先提交监委会的审批。因而，作为研究 中国文化的文学作品《浮》译本的出版也必然受到大 学里中国研究状况的影响。牛津大学对中国的学术 研究经过历任汉学大家的努力,在二战前迎来了传统 汉学的繁荣。同时，英国深感二战中由于缺乏对 中国等亚洲国家文化历史的了解而遇到了许多困难, 因而改变态度，对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学重视起来[16]。 而布莱克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如实地反映了牛津大学 及英国对中国研究态度的变化，“折射”出这些 社会群体和机构对待源语文化的态度。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的 西方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在 于战后人们的忧患、创伤心理都对来自东方的文学, 尤其是《浮生六记》这样的作品都有一种文化内需。 翻译在这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都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从而增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个性在 于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下翻译动机不同:一 次是为中国形象正名，另一次则作为西人的“心灵鸡 汤，’。

(二）译者个人文化态度对文化翻译策略的“微 观调整”

20世纪20年代，中国启蒙思潮盛行，意在“开启

民智”。30年代后，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质变。 启蒙思潮变得更加激进，再造中华、再造中华民族的 思想成为主潮[17]。林语堂作为成长于这一时期的新 文化人，也必然以再造中华为己任。而从其写给自己 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也可以 看出林语堂专注中西文化传播的决心。因而，在当时 众多文言作品中，林独独选择沈复的《浮生六记》译 成英文，除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方向外，也存在 译者本身的文化倾向或者说文化态度方面的原因。

首先《浮生六记》在同为“五四”新文化人俞平伯 的强力推荐下进人了林语堂的视野。对于自己的翻 译动机，林曾说：“素好《浮生六记》，发愿译成英文， 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 活。，’[5](1999:序言)对沈复夫妇闲适的生活态度表达了由衷的欣赏。这正好与林这一时期提出的“幽默---性灵一

闲适”的文艺观[18]相符。

《浮》原文以作者沈复的口吻回忆自己的一生， 并未太过凸显妻子芸的形象。然而林语堂在译本序 言的开头就提到“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 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 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 人？，’[5](1999:17)芸代表了林语堂心目中理想女人的形 象，译本从一开始就给读者留下了阅读期待。林在序 言中对“芸”的浓墨重彩,也预示了译本中“芸”的形 象必然带有译者的“观念”色彩（或者在本文中称为 “意识形态”）。以下将摘录林译本中描述“芸”形象 的语段试与原文进行比较分析：

例7:原文：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

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綿 之态，令人之意也消。林译：Of a slender figure，

she had drooping shoul­

dersthe and a rather long neck，slim but not archedpointHerto of being skinny. eyebrows were and in her quickonlyintelligenceeyes there was a look of and soft refinement. slightlymarkinclinedwastwoThe defect that her front teeth were forward，dernessgoodwhich was not a of omen. There was an air of ten­fascinated about her which completely me.[5](20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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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形苗条，削肩长颈，瘦不露骨。 眉毛弯弯，眼神敏锐聪慧，柔和优雅。 唯一的缺陷是两齿微露，恐怕不是佳 相。然而她有一种温柔之态，令我冗 全意醉神迷。）

摘录的原文语段描述的“芸”并不完全具备中国 古典美:虽然“痩不露骨，眉弯目秀”一身材勻称、 眉清目秀，但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

却有牙齿

不齐整的毛病，就面相来说似乎并不吉利。对此，林 译采用直译保留了这两个印象。中国历史上对女子 体态的古典美大抵会用“亭亭玉立”来形容,也就是 赞誉女子身材修长。在林译本中就增加了对“芸”身

形的描述，从行文开始就加译“of a slender figure(身 材修长）”。而原文中真正对女性体态美“亭亭玉立” 的描述则见于浙妓冷香之女憨园的出场中，在此林译 仅用“maiden一位十分甜美的年轻女子”（

)简单带过，大抵是不愿将古典之美呈现在憨

园身上。国学大家辜鸿铭先生曾说，真正的中国人的 “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里,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 温柔。中国人理想的妇女形象中这种至善至美的温 柔特性，从其他任何民族的理想女性形象中都无法找

到…](77-叫。林译本中对“缠绵之态，’（指女子委宛动 人之态）的翻译就凸显了温柔（

tenderness )，增强了

“芸”的传统文化形象。而原文中“顾盼神飞”本也是 形容女子的古典美，左右顾视、目光炯炯、神采飞扬。 林译本译作眼神“敏锐聪慧，柔和优雅quick”

（a l〇K)k ()f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与传统“女子

无才便是德”的训诫相比，林笔下的“芸”增添了现代 色彩。自晚清“西学东渐”风潮以来，中国文化、文学 乃至民族心理都发生巨变，都交织着外来文化的刺激 与影响。五四文学对“人”的个性主义的发现，被学 者称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的观念 具有20世纪文化的现代性[2Q](3)。林译本中的“芸，’ 不再是低眉顺眼的“缠绵之态”，转而带有现代个性 慧黠的色彩。

另外，林语堂对《浮》最关注和赞赏的主题是沈 复夫妇闲适的生活态度。林不仅着墨塑造“芸”的形 象,也在翻译沈复对夫妻之间家庭生活的叙述中融合 了中国人生哲学和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理论。例如：例8:原文：余曰：“然则我家系狗窦耶？”芸窘而强解

曰：“夫粪，人家皆有之，要在食与不食之

别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强啖之。腐不敢

强，瓜可掩鼻略尝，入咽当知其美；此犹无 盐貌臭而德美也。”林译：“ Oh，then，

my home is a itdog’s kennel，isn’t

?” explainYun was embarrassed and tried to isrefuse it away by saying， “ Of course there in every home; the whethergarlic，oneonly difference is eatswithfor it or not. You yourself eat instance，and I have tried to eat it bean you. I won’t compel seeyoubutyou to eat stinking -curd， cucumber is really very nice， if hold your breath while eating. You will Wuyienwhen you have tasted it yourself. It is like ， an ugly but virtuous ofwoman old.”[5](20ll)

(“哦，那么，我家就是狗窝喽？”芸〈闻言〉 羞赧而强辩道：“当然，家家户户都有垃圾， 唯一的区别是吃与不吃。比如，你自己爱 吃大蒜，我也随你一起吃了。我不会强迫 你吃腐乳，但〈腌〉黄瓜确实很美味，若你 屏息〈不闻其味〉试吃的话。自己亲自试 一试才会明白。这就好比古代女子无盐， 样貌虽丑，品德却美。”）

以上译例是摘录自原文中沈复夫妇二人的谈话， 芸过门后最初不爱说话,沈复循循善诱地在引导她体 会“谈话的艺术”。除了探讨诗文，二人的谈话也常 蕴含生活的智慧与哲学。作者故意戏弄芸，说她爱吃 恶臭的腐乳和虾卤瓜，就像狗食粪、蜣螂团粪化蝉。 芸的回答却说明她爱吃这两种食物是出于思家之心， 到了新环境之后也随夫君的口味开始吃大蒜。并且 还劝说作者亲自去试吃,是说每人的生活境遇及爱好 不同,但他人却无法替代你去感知，只有身在其中才 能体味。林译本不仅强调了芸的适应力更突出了她 “要敢于去尝试（实践）”的说法，这不仅反映了夫妻 二人及林氏的人生哲学，也符合西方工业文明的实 践论。

综上论述，林译在保留原文“芸”的形象描述之 余，也增强了她身上的传统文化元素，同时又增添了 现代个人主义的色彩。 对夫妻家庭生活的叙述则融 合了西方现代理论。这种融合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 略源于林语堂“横跨中西”的特殊身份，也体现了译 者融汇中西的文化态度。

到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让美国发了战争 横财,其中产阶级也随之富有壮大，美国国内掀起了

76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6月

一股“回归家庭生活”的浪潮（Cult of Domestid-

ty)[2l]〇4-|5)。战争期间为了讨生活，妇女也可能和男

人一样去工作赚钱。然而这个时期人们却希望妇女 能回归家庭，再次成为那个忠实守护家庭的好妻子。 同时，工业现代化带来妇女在家庭中地位和角色的变 化也促使妇女对这种家庭模式的不满。究竟什么样 的家庭生活能给民众尤其是妇女带来真正的幸福---作为一名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家,布莱克也必然会思考这个社会性问题。如果说大众媒体给 60年代民众描绘的完美幸福还只是一种虚幻场景, 而人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如意。那么《浮生六记》一

一个来自中国艺术家的自传，一个确实存在的人的真 实经历无疑将为西方民众提供现实参考。布莱克选 择英译沈复的《浮》就是出于对社会现状的回应。布 莱克对原作进行了删改编排的原因，她在译本的序言 中作了如下解释:“我省略了第四卷大段章节,包括寺 院、山水游记，某些文学评论部分以及园艺和盆栽的 相关叙述。在我看来那些内容涉及的领域都太过专 业,不足以引起普通大众的兴趣。，’[6Kl%0:XIII)这也验 证了布莱克译本贯穿始终的世俗化倾向，其翻译策略 主要针对西方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同时，她在译本 中广泛采取改译的手法极力渲染沈复夫妇之间的细 腻情感，希望以夫妻之间真挚炽热的爱来感动世人。 例如新婚之夜的描述：

例9:原文：遂与比肩调笑，恍同窗密友重逢；戏探其

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舂 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 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布莱克译:Left alone for the first time, Yuen and stoodI

ing side by side，laughing softly，feel-

meet as excited as two old friends who again after a long separation. Play­fullyfelt ，I put my hand on her breast and the wild beating of her chenclosedoessoftlyheart. Bending ，I whispered ，‘ Shu- ，why your heart thisbeat like in? Yuen’s eyes smiled into mine，and that momentour souls were boundclosely our with the silken strands of ofquiveringthelove; bodies knew intensity bed desire. So，at last， I led her to the began， nor were we aware when dawn to whiten the horizon. [6](2007)

(第一次独处，芸和我比肩而立，轻声 谈笑，就像两个久未谋面的密友重逢 一样，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我伸手戏 探她的胸怀，觉得她的心头也在怦怦 跳动。我靠近她温柔耳语道：“淑珍，

为何你的心跳如此剧烈呢？”芸含情脉 脉地望着我，回眸微笑。彼时，缕缕情 丝将我二人魂魄化为一体，我们颤抖 的身躯感受到彼此狂热的爱欲。随之 我搀她入帐，却不知东方已白，天已放 亮了。）

与原文相比，译本中的改译意译（即划波浪线的 部分)依次如下:第一次独处，轻声谈笑，温柔耳语，含 情脉脉，缕缕情丝将二人魂魄化为一体;颤抖的身躯 感受到彼此狂热的爱欲。在此布莱克多处着墨二人 的相处细节，读者从译文的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二人 之间炽热的爱。又如译本第三章（改自卷一《闺房记 乐》）的开头另外插人语句以渲染夫妇二人的情感: 时间一天天的流逝，我和芸对彼此愈加依恋,我们的

爱也越发浓烈了I。

（With every passing anotherday，Yuen and

grew more deeply attached to one ， more pas­sionately in love.)译本中也不乏雪莉对“曰”字（就是

现代汉语中的“说”）的改造，千篇一律的“说”幻化成 “芸”的千姿百态一

或感叹（sigh)或惋惜（wail)或

喘息（pant/gasp)或戏塘（

said jokingly)，芸与作者及

朋友的交流在雪莉笔下变得灵动。正如布莱克本人 在译序中所说，《浮》是所有爱情故事中最温柔、最快 乐的一个。布莱克将翻译重心放在作品中夫妻之爱 上Lanciotti，也难怪意大利汉学家利奥奈洛.兰乔蒂（

Lionello

)会苛责布莱克译本给人“言情小说”之感，

与作者本意相去甚远。译者的增删策略绝不会赢得 汉学家们的赞誉，而普通读者只会受到误导，忽视沈 复作品的新颖和现代性[22]。显然布莱克对译本的改

译策略将清朝文人清新的笔记体自传变成了浓烈的 爱情小说,是出于译者对当代西方普通读者情感心理 需求的现实观照，却有损原作的意蕴，忽视了源语 文化。

综上，从《浮生六记》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我们 发现意识形态会制约、影响译者文化翻译策略的选 择: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会在该国推行的文化上有 所反映，从宏观上制约译者可能采取的翻译策略。比 如，林语堂采纳“异化”为主，而布莱克采纳“归化”为 主的翻译策略。而译者个人文化意识形态对翻译策

第34卷第3期罗君慧: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77

略进行“微观调整”，构建了翻译文本在目的语文化 中的地位。林语堂个人融汇中西的文化态度,对沈复 夫妇“闲适生活”的书写，超越了时代和国界,奠定了 翻译文本在西方的文化地位。而布莱克对当代西方 普通大众的现实观照,使翻译文本有了世俗化倾向， 虽然难被当时的主流诗学接受,文化地位不高，却也 扩大了源语文本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翻译策略相互关 系问题，我们发现首先意识形态会制约、影响文化翻 译策略的选择，其中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进 行“宏观”，制约并影响了译者会采纳何种主要 翻译策略。也即：目的语国家采取的文化决定了 译者的文化翻译策略是“走出去（扩大本国文化宣 传）”还是“引进来（引人异域文化）”的走向。而译者 个人文化意识形态对文化翻译策略进行“微观调 整”，奠定了翻译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地位。同时， 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反映了各种意识形态交锋的 结果，得以窥见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立场和态度。 认清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的相互关系，将有助于 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文化翻译时,能够恰当地选择翻译 策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带来的影响，以达到平等文 化交流的目的。同时，仅选择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对 文化翻译策略的分析可能还存在不够客观、不够全面 的问题。而越来越多的中译外文学作品在西方的广 泛传播，也让我们认识到文化翻译策略的研究不应仅 限于源文本、译本及译者本身，编辑的选择策略势必 也将成为我们考察翻译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 环[23]。这对未来的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也将提供有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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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

(下转第84页)

84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6月

The Viewpoint of “ Harmony in Diversity” and Post-colonial Differenti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liction

JIANG 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00,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Conflict”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expression of the world conflicts. It has both positive side and negative side because it is influenced b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function of social conflict. It is comprehended quite differently in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oth “harmony’’ and “diversity” has two side. By analy­zing the precondition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viewpoint of “ Har^mony in Divers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tice” and “benefits” ,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theories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both theories and avoiding their disadvantages to creat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colonial theor^^ of the base that “ Har^mony” blends in the modern culture and its positive function of the battlefield of complex recessive cultural colonization. So it can help with overcoming, relieving and solving cultural confliction.Key words： cultural confliction； harmony in diversity; modernization; post-colonial theory; differentiation

(上接第77页)

Ideology and Strategies of Culture-oriented Trans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wo Versions of Fu Sheng Liu Ji

LUO Jun-hui

(Department of Comprehensive Foundation Studies, Fujian Sport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chnical College, Fuzhou 350003,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re unable to explain certain “ unfaithful” translations along with further translation practice. Lefevere’s theory brings a brand-new，perspective of ideology on explaining the “unlaithful” phenomena. Through ma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Fu Sheng Liu Ji on the culture-orient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y and the culture-orient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reafter practitioners in translation could make better choices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void the effect of ethnocentrism and eventually be able to make equal cultural exchange happen in the future.Key words： ideology, culture-oriente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