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诗经》中战争诗的主要特征(2)
可是《诗经》中战争诗根本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而多用笔墨去进行军威声势和气势的渲染，叙写中心和重点完全在其它方面。它写敌人的失败和自己的胜利，但却从不突出残酷的厮杀和呻吟，只有周王朝的军马腾，却见不到敌人的干戈;只有凯旋和欢庆，却没有死亡和流血。比如那首著名的《采薇》，这首诗写一位远征战士罢战归来，在回乡途中，他抚今追昔，回想自己在军中的情况与心情。诗的前五章都是回忆，首章写岁暮不能归家的缘故;次章写征战中无法给家人音信;第三章写征战劳苦，恐无生还。以上三章着重写怀乡思家，情调较低沉。第四、五章侧重表现紧张的战斗、的声威以及取得的战绩。最后一章写归途中的复杂心情，感时伤事，情景交融，历来誉为写景抒情的名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不具体描写战斗场面、多叙士卒“勤苦悲伤之情”的《采薇》自不必说，即使是专用以弘扬宜王武功的《六月》、《采芑》、《江汉》和《常武》也是如此。
《采芑》叙写宣王命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共四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亩。方叔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爽，鱼服，钩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止，其车三千，央央。方叔率止。约错衡，八鸾。服其命服，朱斯皇，有葱。
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止。方叔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蛮荆来威。
此诗突出写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扬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朱熹《诗集传》谓“方叔盖尝与北伐之功者，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其他几首，《六月》赞周宣王臣尹吉甫奉命出征，师捷庆功;《江
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兵平定淮夷，班师回朝后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等;《常武》赞美宣王平定徐国叛乱的战役，突出了阵容之整齐、气势之盛大以及宣王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这些诗通过兵马旌旗的描写来宣扬君威国力，轻易战胜敌人，而不作或很少作具体战斗叙写。战争诗不直接描写具体战斗场面，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诗中是罕见的。
三、反映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
《诗经》中的战争诗呈现出以上两个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其创作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我国古代关于战争的特殊思想观念——崇德尚义、“胜残去杀”。“胜残去杀”即消除暴刑、没有死刑。《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朱熹注：“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大雅·江汉》)，“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大雅·常武》)，这种文德教化的宣扬是《诗经》战争诗中的重要成分。战争诗中突出这些，无非是说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除此而外，诗中又多有车马服之盛和军行纪律之严的描写。战争诗中不去直接写战争，而以大量篇幅写这些，使之成为篇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显然在宣扬王师军威，以其威力量使敌人不战自屈，是我国古代所向往的“舞干戚而有苗平”的具体化而已。
对《诗经》战争诗所写战争的性质，历来学者大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宣王时代，“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汉书·匈奴传》)，周朝兴师，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论《采芑》末章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将董大众，荆人自服，不待战而屈也。”但在《诗经》研究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论述战争性质问题的是朱熹。朱熹在《集传·小戎》中说：“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国人往而征之(指西戎)……盖以义兴师，而虽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矣。”认为“以义兴师”会得到国人的积极拥护。朱熹论《常武》末章云：“卒章反复其辟，以归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非独兵威然也。”对于《无衣》，他虽不无微词，但对
秦人同仇敌忾、抗敌御辱的精神还是肯定的，他从当时的民族关系、政治形势以及“定都立国之计”出发，肯定秦人是为正义而战。
又姚际恒《诗经通论》论《采芑》云：“一、二章言军容之盛;三章言节制之严;四章归功于大将，而谓其北伐之声灵可以不战而来服也。”
赵良《读诗经》论《常武》云：“身归日来，心归日同，以徐戎之叛服无常，非有惠南国，省三农之盛德，何以怀之?其曰“天子之功”，功在王，不在王旅也。而诗顾以《常武》名篇者，岂谓对致治以文，拨乱改以武?亦欲其战胜于庙堂，如古圣人之神武而不杀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出车》云：“观其二章，先叙出军车之盛，飞扬，仆夫况瘁，已将大将征伐声势赫赫写出……早使敌人丧胆，服。故不烦一一矢，但城朔方而边患自除。非“赫赫南仲”上承天子威灵，下同士卒劳苦，何能收功立效之速如是哉?不但此也，方议回军，复事西戎，故以得胜王师加诸一隅亡虏，更不待衄刃而自解矣。此尤见南仲恩威并著，谋国远略有非他将所能及者。”
以上诸家都指出《诗经》中的战争诗写周王朝的胜利，不是靠“兵威”，而是靠“王道”、“盛德”，它强调的是敌人“自服”，“不战而屈”。
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在历史、神话传说和其他有关论著中也有所表现。对此进行分，有助于我们对《诗经》战争诗的思想特点的上述深刻认识：
《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