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报人群体的形成与身份认同
【摘要】 近代中国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一个过渡时代，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把西方的办报方式带入中国，在中国创办报刊杂志，在这种示范作用下，中国报业也随之兴起和近代第一批报人群体形成，他们大多是处于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过渡阶段，其身份认同也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 【关键词】清末民初 报人群体 身份认同
中国近代报刊业兴起于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之风。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他们在中国取得了种种，来华传教士也在中国创办报刊，这直接刺激了近代报业的兴起，并催生了新的职业群体——报人，报人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创办报刊,不仅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场所，更成为知识分子施展抱负与理想的舞台，成为知识分子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报人群体大量兴起，同时报人群体也不得不在险象环生的现实中面临巨大困境，进行着痛苦的嬗蜕。
一、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
中国近代报业肇始于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报刊。鸦片战争结束后，在华的外国报纸迅速发展，报馆规模日渐扩张，对从业人员的需求逐渐增加，部分中国人开始参与编辑工作。而外国人所创办的中文商业性报刊为迎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尽可能使报刊中国化，聘请华人主笔蔚然成风。一部分教会报刊也多聘用华人为主笔或编辑，如《万国公报》的沈毓桂、蔡尔康，《六合丛谈》的王韬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报人作为一种全新的职业群体产生了。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以南洋为基地办报传教，一方面通过云集在当地的华侨将报刊扩散到中国本土，同时也派人专门送往中国境内。此时的传教士报刊主要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和《天下新闻》，其中，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影响最大，作为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它不仅为其它的传教士报刊树立了榜样，而且表现得最为顽强，前后共出版七年，英国传教协会散发四方的许多宗教小册子便出自该刊发表的传教文章。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传教士的对华宣传有了新的进展，他们利用清管理上的漏洞，把报刊办在了中国境内的广州。鸦片战争后，依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
传教，报刊成为诸多传教手段之中的一种，而且，这时的传教士似乎对中国的政治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不再热衷于传教布道了，其报刊的宗教内容逐渐减少，甚至完全取消。
对于传教士报刊来说，西学具有特殊的利用价值，所以无论是早期的传教士报刊，还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传教士报刊，都注意对西学的引介。一开始，西学就被用作改造中国人的世界观、攻破中国人思想防线的工具。鸦片战争以后，在传教士报刊的宣传宗旨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西学非但没有失去往日的角色光彩，反而更加奕奕夺目。各传教士报刊都以宣传西学相标榜，“科学”、 “天文地理格致之学”成为其必备的栏目。有的把 “本报之设，使阅者知西学而知时务”之类的文字写入章程，如《益闻录》。有的则干脆把这项内容列为报名，如《格致新报》、《新学月报》。[1]
在华的外国报纸介绍西学，对启迪民智、改变人民的思想方面的作用使近代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甚为看重，他们也开始了效仿西方创办报纸，以启迪民智，以挽救民族危亡。随着知识分子自主创办报刊呼声的高涨，知识分子自办报刊开始渐次问世。据不完全统计，自1873年至15年的20余年中，知识分子自办报刊约有30余种。[2]随着政治形势的急遽演变，传统士人的尝试办报活动开启了知识分子群体大规模办报的时代，近代中国开始迅速步入到一个报业勃兴的时代，酝酿了戊戌维新、民主、共和初立三次办报高潮。据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6年至1911年，中国有1 600多种报刊；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载，1912年至二次(1915年)，中国有500多种报刊。此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记载了1857年至1918年间比较重要的期刊495种；丁守和主编的《辛亥时期期刊介绍》中记载1900年至1918年间的期刊有700—800种。这些数字足以佐证近代报业之繁荣。
二、近代报业团体的出现和报人群体的形成
清实行“新政”后，逐步放开报禁与言禁，中国民族报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曾经不齿于士林的报人开始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与此同时，共同的利害关系使越来越多的报人意识到彼此为同类群体中的一分子，他们开始按照新的组织形式相互联系聚合，以增强自身能量，提高社会地位，扩大社会影响。
1905年3月13日，上海《时报》发表《宜创全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倡议组织全国性的记者同盟会，“报界之知有团体，似自此始” [3]《时报》的提议
产生相当反响，3月14日，《申报》刊载《赞成报馆记者同盟会之论》一文，对其主张极表同情。此后，天津、武汉、北京等地报界同人陆续表达组建团体的志愿。1906年7月l日，天津报界同业组织—天津报馆俱乐部在天津日本租界旭街芙蓉馆举行第一次集会，宣布正式成立，除 《商报》刘伯年外，各报馆均有代表出席。[4]时隔不久，上海日报公会宣告成立，郑孝曾应其邀请出席“报界庆祝立宪会”。[5]据刘望龄考证，武汉第一个新闻团体 “汉口报界总发行所”于1906年10月由《汉江报》、《汉口中西报》、《汉报》、《公论报》、《公论新报》等五家报馆联合组成，公推《汉口中西报》、经理王华轩、《公论新报》主笔宦诲之、《汉报》主笔郑江颧三人主持。1907年12月，广州报界公会正式成立[6]，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之一。北京报界公会则在1908年成立，朱淇当选会长，《大同日报》康士铎为副会长，此后“遇有报界公共之事，均由报界公会代表与官厅接洽”。[7]
不过，1910年之前成立的报界团体均是以报馆为会员单位的区域性同业组织，与《时报》创建全国性记者团体的初衷略微相异。1909年11月3日，《民吁日报》刊发《今日创设通信部之不可缓》一文，倡议全国报界联合成立通信部采访国际新闻，以打破外报垄断国际新闻的局面，再次表达了报界对全国联合的向往。1910年9月，借南洋劝业会开会，各地报人汇集南京，为全国报界共聚一堂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时报》与 《神州日报》把握这一机遇，联名呼吁趁此机会创立中国报界俱进会，实现全国报界大联合。两报的倡导得到上海日报公会的认同与首肯。9月4日，在上海日报公会的主持下，中国报界俱进会正式成立，以“结合群力，联络声气，以督促报界进步为宗旨”。[8]报界联合规模的不断扩大，显示了同业群体的崛起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
辛亥后，各地报纸急剧增加，呈现出空前繁荣，迎来“报界的黄金时代”。1912年1月14日，报界同人合集省内各报馆在贵阳成立贵州报界同盟会，组建了贵州第一个报界团体组织。[9]在四川，也于元年建立起当地第一个报界团体组织—四川报界公会。[10] 1912年6月，湖南报界联合会宣告成立，成立之初。1912年3月28日，天津报界因原有天津报馆俱乐部已陷于停顿，在《中华报》馆召开报界会议，组建天津报界联合会，与会者达数十人之多，当场拟定位于法租界的《中华报》馆为报界联合会会址。[11]同年3月，由《大汉报》经理胡石庵发起，武昌报界同人联合组织武汉报界联合会，《大汉报》、《中华公报》、《民
心报》、《国报》、《群报》等五家报馆参与其事，6月10日《强国公报》《国民新报》、《共和民报》、《震旦民报》、《大江报》、《汉口日报》、《繁华报》七家报
[12]馆又联合组织武汉报界联合会汉口事务所，以便加强汉口各报馆之间的联系。
各地报界纷纷组建报界团体，加强联系，使报界内部联络呈现扩散趋势。在此影响与推动下，1912年6月4日，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召开特别大会，上海、天津、北京、江西、浙江、江苏、湖北等各地报界代表三十余人出席大会，先后通过“不认有报律案”、“自办造纸厂案”、“设立新闻学校案”、“设立通信社案”、“设立广告社案”、“组织记者俱乐部案”等多项决议案，出于响应成立的考虑，将中国报界俱进会改名为“中华报馆俱进会”，比较全面表达了报界的共同愿望与要求。
这些报业团体的出现为报人的联络互动提供了场所和保障，使他们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大大增强，同时也成为一支对抗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生力军，在社会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地报界团体相继组建之后，致力于维护报界公益，势力与影响颇为显赫，不容小视。1908年，北京报界公会成立后，曾多次呈请民政部、法部和直隶总督赦免彭冀仲。1909年12月，报界公会又以彭冀仲已满三年刑期，申请酌量宽免。[13]清廷下诏缩短立宪年限之时，北京各报馆再次联名上书，请求释放彭翼仲。广州报界公会则为维护报界声誉与地方官吏进行多次交涉。中国报界俱进会也曾多次通电声援遇地方官厅无理压制的报馆，确保言论自由权，成为报界对抗官府的前驱和重镇。当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与加强后，袁世凯于1914年4月2日颁布了《报纸条例》,力图加强对报业的全面管制，地处天子脚下的北京报界承受的压力甚重。为了生存的需要和维护仅存的言论自由权，北京报界同志会背水一战，率先与多方交涉，屡起冲突，一扫附庸形象,在抗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表现尤为突出。在《报纸条例》颁布的当天，北京报界同志会即召开报界会议，商议对策。此次报界会议上，各报馆的意见未能达成一致，与会报人提出四种不同建议：一、挂洋旗，雇用一日本人充主笔或将报馆全盘卖给外国人；二、同盟罢工，各报一律停版，所有主笔到外国报馆就职；三、设法向大总统、法制局、内务部；四、到天津租界印刷、发行或迁往上海、发表自由言论。虽然采取的方法不同，但各报馆反对袁世凯过度压制报界的态度却相当一致，甚至袁世凯的机关报——《亚细亚报》对《报纸条例》也表示不满。[14]北京报界同志会在积极抵制《报纸条例》，维护
报界权益和言论自由，与当局处于明显的对立状态，以维护报界的利益，显示了报界群体的群体觉醒。
传统知识分子大量演变为具有新式职业的近代知识分子，成为了清末民初性的社会群体。报人知识分子群体迤逦而来，成为其中的翘楚。有人以上海为例作过估计，在戊戌维新时期，上海新型文化人约有1 200名，而从事报纸媒介的就达二分之一，1909年增加到了4 000人。[15]从上海这个个例可以看出报人的迅速增加，报人作为一个群体性势力崛起从甲午之后的三次办报高潮活动中不难看出端倪，报人群体崛起已是势之必然。报人群体以报刊媒体为活动背景、以报业团体为依托与公共生活紧密相连。他们依托报纸媒介而诞生,反过来又促进了报纸媒介的发展壮大，二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三、清末民初报人群体的身份认同
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报人也随之出现，由于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而报人也是处在一个与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职业报人转变的过渡时期，他们的身份认同不明确，有些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以创办报刊为手段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而一些人则把报刊看做是一个职业，以赢利为目的，来迎合世人的需求。这就照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危机和社会地位的缺失，1901年，梁启超忧心忡忡地写道：“由于主笔、访事等员之位置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 “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 [16] 潘公弼在论及第一代报人的社会地位时，曾深有感触：“社会之视报人，或尊之为清高，以其文字生涯，‘士居四民之首’，而非以其为报人；或鄙之为无聊，以其不务‘正业’，是则根本不了解报纸为何物。”其言不虚，道出了报人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在于报纸影响力太弱，中国人“几不知新闻纸为何物，尚不知阅报为何事”，大都以为报纸仅仅是酒余饭后之谈助。
社会地位的低下致使报人面临严重的职业认同危机，他们对所从事的职业讳莫如深，不敢以此自鸣于世。姚公鹤曾回忆说：“吾乡沈任诠君，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转辗蝉联，至光绪末年而止，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 [17]澳门《知新报》在开创之初感慨：“至等秉笔政于市侩，无行者相伯仲”[18]更有甚者,部分报人对报业提出质疑：“笔墨生涯原是文人学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赓歌扬言，又不能在家著书立说，至降而为新报，已属文人下等艺业，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耳”[19]王韬亦感叹道：“韬逐臭海滨，为西人佣书，计非得已，然舍此无可
适者。欲为禄仕以谋升斗，而疆场有事，不得不供驱策；男儿以马革裹尸，诚为仕事，但有老母在，不敢以身许国。壮志渐消，分阴可惜，拊髀自叹，安能郁郁久居此哉！”[20]
清末报人社会地位的改观，得益于报纸数量的逐年递增。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对当时有创办时间记载的297种报刊的统计,这一时期新创办的中文报刊，1901年为33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4种，1904年为76种，1905年为88种。报纸数量与销量的增加使报纸的重要性广为人知，社会对报纸的看法发生明显转变，日益认同报纸这一新的大众传播形式。订阅报刊者由官绅商学平分秋色，一般市民也加入订阅行列。在改变了对报纸的看法之后，各级官吏对原本被视为“斯文败类”的报人极力笼络。
由于报人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报界“朝气甚盛，上足以监督，下足以指导人民”。汪精卫一度担心报界攻击，不肯回粤就职。为此，孙中山曾劝说报界改易方针：“报纸在时代，则利用其攻击，以非人民之；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用攻击，以乃人民之也。”[21]不仅报人以“监督与向导”自任，各报馆也竞相以此作标榜。《大公报》创刊之际即宣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22]。后又称：“报馆宗旨首在开通民智，盖提醒其精神，振新其耳目，非报馆不为功。而报馆之专责，即以开民智为首务”[23] 。《苏报》则称： “报馆者，发表者也。何自起，必起于民气之不平，民气之不平，官场有以激之也。是故者，与官场万不能相容者也，既不相容，必生冲突。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曰某事有碍于国民之公利，曰某官不能容于国民，然后官场所忌惮或能逐渐改良以成就多数之幸福。此报馆之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若以报馆论，官场视之当如神圣
[24]不可侵犯；而业报馆者之应付官场，当如严父之教训其劣子，丝毫不肯放过”。
其发表的《说报界》一文说：“报馆之性质乃移人而非移于人者也，乃监督人而非监督于人者也。惟有此性质，是必出于其强硬之手段，运其灵敏之思想，无所曲徇，无所瞻顾，对于为唯一之政监，对于国民为唯一之向导。然后可以少博其价值，而有国会议院之倾向”[25]。
上述表明，伴随报业发展，报人逐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其自我定位与职业身份认同随之转变，职业意识日益自觉。各地的报业团体相继成立，相互之间的联系增强，力量壮大，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导向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 .第21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2]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第280页.
[4]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A].第23辑，第1046页. [5]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 (二) [M].第10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6]报界团休会议案[N].中国日报，1907-12-25.
[7]徐凌宵、徐一士.凌宵一士随笔[M].第1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8]报界俱进会大会纪事[N].申报，1910-09-07.
[9]贵州报界同盛会致各省报馆书[N].申报，1912-02-23.
[10]孙少荆.成都报界回想录.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M].第56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11]报界联合会开会纪事[N].大公报，1912-03-28.
[12]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M].第310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杜，1991.
[13]彭冀仲可望赦免[N].盛京时报1909-12-26.
[14]北京报界公呈大总统、国务总理、内务部文[N].北京日报1914-04-11. [15]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J].近代史研究,1997(4). [16]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N].清议报,1901-12-21. [17]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J].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07-15. [18]吴恒炜.知新报缘起[N].知新报,17-02-22. [19]论新报体裁[N].申报,1875-10-08.
[20]王韬.弢园尺牍·再寄孙惕庵[A].孙邦华.弢园老民自传[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1]孙先生之治粤谈[N].民立报,1912-04-27. [22]大公报序[N].大公报,1902-6-17.
[23]论报馆与开民智之关系[N].大公报,1902-9-2. [24]论湖南官报之[N].苏报,1903-5-26-27. [25]说报界[N].苏报,1903-6-4.
